淺談積極心理學的建設性衝突與視域轉換論文

1 引言

積極心理學於 20 世紀末由美國心理學家Martin E. P. Seigman 提出, 致力於研究如何促使個體、羣體、組織發揮積極功能或走向繁榮等問題(Gabe & Haidt, 2005)。積極心理學側重於研究積極情緒體驗、積極人格特質和積極的社會組織等積極層面, 力圖以積極取向的科學心理學研究推進個體與羣體的幸福進程、推動人類社會的進步與發展等。它既是對集中於解決心理問題的病態心理學的反叛, 又是對人性中的積極層面、人的理性的復歸, 同時又符合當前人類追求高質量生活品質的要求。因而, 其一經提出便獲得了廣泛關注。過去 15 年中, 積極心理學研究吸引了多個國家、多種學科、大批學者的積極參與, 並逐步形成規模。例如, 國際性的積極心理學大會得以組織並定期召開, 幸福感研究等多個積極心理學研究團體得以形成並日益增多, 多樣化的積極心理學期刊、書籍陸續出版, 多形式的積極心理學課程得以開設等等。在上述積極心理學運動的發展進程中, 大部分學者、諮詢師、民衆、媒體等普遍認爲, “積極”是人類獲得心理健康、獲得幸福的關鍵途徑之一。因此, 他們試圖把樂觀、幸福感等積極體驗與特質研究推向生活的各個領域,而不考慮一味追求“積極”的潛在缺陷與代價等(Grant & Schwartz, 2011; Gruber, Mauss, & Tamir,2011; Oishi, Diener, & ucas, 2007)。然而, 對“積極”的極端熱情並不能掩蓋積極心理學發展中的問題與不足, 也使得積極心理學面臨着越來越多的內、外部批評。一方面, 對積極的盲目追求會適得其反。Weinstein, Marcus 和 Moser (2005)就曾研究指出, 不現實的樂觀主義易激發個體的冒險行爲而威脅生理、心理健康。另一方面, 對消極的刻意忽視則掩蓋了消極心理過程的積極作用。例如, Norem 和 Iingworth (2004)研究認爲, 防禦性悲觀(defensive pessimism)能促使焦慮個體的自尊、生活滿意度等獲得顯著性提高。同時, 批評者指出, 當前主流積極心理學的發展不但不利於促進心理學的一體化發展(Joseph & iney, 2006;a Torre, 2007), 反而因對心理過程進行積極、消極的人爲劃分而在某種程度上割裂了心理的整體性、複雜性等(McNuty & Fincham, 2012a; Norem& Chang, 2002; Wong, 2011)。二者的衝突體現了主流積極心理學的再失衡、再分裂等當前困境。

然而, 批評者並不是要完全否定積極心理學。他們與“積極”這一稱謂的極力推崇者之間的衝突是一種建設性衝突, 即二者有着共同的目標——實現人類的幸福與繁榮, 只是實現的途徑、方式不一致。這種建設性衝突有利於融合二者的研究視域, 進而實現積極心理學的視域拓展與轉換。在更深層次上, 它還能進一步推動思維方式、研究方法、研究變量等轉換與拓展, 從而促使積極心理學趨向於一種情境的、辯證的、動態的、交互的、文化的、更爲平衡的發展。

2 積極心理學研究的當前困境

積極心理學研究的當前困境是積極-消極的再失衡與 “積極暴政” (Tyranny of the Positive;Hed, 2002)。積極心理學研究當前的困境與其生成時期的困境相似, 均表現爲心理學研究中所謂積極、消極研究的失衡, 只是失衡的方向反轉。在積極心理學的生成時期, 傳統心理學研究嚴重失衡——過分關注心理問題、心理疾病的治療與解決而弱化品格優勢、美德等。因而, 積極心理學在發展之初便主要致力於研究人的美德和潛在力量 , 從而推進心理學的平衡發展。 Seigman,Parks 和 Steen (2004)曾明確指出要積極推動“修復弱勢 ”與 “培養優勢 ”的平衡發展。 然 而 , Hed(2002)、Wong (2011)、omas 和 Ivtzan (2015)等人的研究表明, 積極心理學追隨者對“積極”的極度熱情卻促使主流積極心理學研究走向了另一個極端——盲目追求積極的人格特質、積極的情緒體驗等而排斥悲觀、憤怒等所謂消極心態、消極人格特質, 並最終導致“積極暴政”。所謂“積極暴政”,由 Hed (2002)所謂“積極態度的暴政” (Tyranny ofthe positive attitude)演化而來, 指充斥在日常文化和專業領域中且佔據絕對主導地位的一種過分追求積極的現象——“必須培養積極的情緒和態度,必須發揮優勢以實現快樂、健康、聰明” (Hed,2004)。Hed 認爲, “積極態度偏好”本就普遍存在於美國的格言、音樂、影視等文化領域, 又進一步受到積極心理學運動的激發而走向 “積極暴政”。這一“積極暴政”致使主流積極心理學研究產生了一系列問題。一方面, 過分關注樂觀、自信、寬恕、善良、幸福感等積極特質、積極情緒體驗的積極作用而忽視其消極效應; 另一方面, 極度弱化悲觀、自卑等消極特質或對消極情境的正常情緒反應的研究而忽視其積極效應。簡而言之,由消極心理學的霸權到當前積極心理學的“暴政”,積極心理學對積極的過分關注、對消極的刻意忽視使得心理學發展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這種積極、消極的再次失衡不僅不利於實現其平衡心理學研究的最初目標, 反而進一步導致了當前積極心理學發展中的諸多新困境。針對“積極暴政”及其困境, 部分研究者從不同視角進行反思、批評, 在某種程度上構成了對“積極暴政”的積極反叛。這集中體現在下述三個方面。

2.1 積極的悖論研究

針對“積極暴政”忽視積極情緒、積極特質的消極效應這一問題, 有學者主張並研究在追求幸福感等積極心理的過程中存在着“追求積極情緒的 悖 論 ” (the paradoxica effects of pursuingpositive emotion)與“積極特質的消極效應”。這就構成了“積極的悖論”研究系列。

一方面, 所謂“追求積極情緒的悖論”是指,人們越追求積極情緒越不可能體驗到幸福、心理健康、享樂等積極結果(Ford & Mauss, 2014)。一般研究認爲, 積極的情緒體驗能帶來積極的結果, 而重視幸福感也有利於提升主觀幸福感(Fredrickson,Cohn, Coffey, Pek, & Finke, 2008)。然而, 與單純的積極體驗不同, 對積極體驗的“追求”卻並不盡然。盲目追求幸福感等積極情緒體驗可能會導致消極效應 , 即 “追求積極情緒的悖論 ”。 Mauss,Tamir, Anderson 和 Savino (2011)曾指出, 被試越重視幸福感, 越可能表現爲較少的幸福情緒、較多的抑鬱症狀以及較高的孤獨感(Mauss et a.,2012)。Ford, Shacross, Mauss, Foerke 和 Gruber(2014)則進一步指出, 過度追求幸福更可能被診斷爲較嚴重的抑鬱障礙。另外, 李愛梅、李曉萍、高結怡、彭元和夏螢(2015)分析認爲, 盲目追求積極情緒還可能損壞生理健康, 如爲追求快樂情緒體驗而酗酒、吸毒進而危害身體健康。

另一方面, 所謂“積極特質的消極效應”是指,積極的心理特質在特定情境中產生了諸如減少幸福感、降低生活滿意度等消極結果。一般認爲, 積極的人格特質如寬恕、善良、樂觀等能提高生活滿意度、提升主觀幸福感等。然而, 情境視角下的積極心理學研究發現, 積極的人格特質並不必然產生積極結果。McNuty (2011)對寬恕的研究表明, 寬恕並不總是產生有益的結果, 而是受到寬恕情景的影響。在家庭暴力情境中, 較少的寬恕能有效降低家庭暴力事件的發生頻率, 而較多的寬恕 則 會 提 升 暴 力 事 件 的 發 生 頻 率 (McNulty,2010)。

因此, “追求積極情緒的悖論”與“積極特質的消極效應”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主流積極心理學去情境化的研究成果, 也對主流積極心理學的核心假設提出了挑戰。與“積極的悖論”相對, 消極思維亦有其積極價值。出於對“積極暴政”忽視消極心理的積極效應這一問題的批評, 有學者展開了“消極思維的積極心理” (the Positive Psychoogyof Negative Thinking; Norem & Chang, 2002)系列研究。

2.2 消極思維的積極心理研究

該類研究者主張, 就人類的生存發展而言,並不是所有的消極經驗、消極情緒都必然是破壞性的, 且特定情境下的消極心理過程、消極心理特質等具有積極的適應性意義。他們認爲, 消極思維的積極效應在消極情緒體驗、消極特質、消極策略等三個方面均有所體現。首先, 消極的情緒體驗可能產生積極的結果, 如提高創造力、承壓能力等。Baumeister, Campbe, Krueger 和 Vohs(2003)研究認爲, 逆境情緒體驗有利於發展心理彈性, 而解決困難的體驗則有利於塑造積極的自我形象。Bonanno (2004)進一步研究指出, 消極的生活經驗能夠提高個體的承壓能力和防禦能力。iney 和 Joseph (2005)的研究則進一步表明, 不滿情緒能夠激發個體的創造力和適應能力。其次,消極的人格特質具有積極的防禦性意義、建設性意義, 而消極思維、防禦性悲觀等則是應對焦慮的重要策略。Norem 和 Chang (2002)研究證明, 個體可以運用消極思維作爲防禦策略以擺脫對結果的焦慮, 進而可能導致積極的改變。例如, Norem和 Chang (2002)的縱向研究進一步表明, 運用防禦性悲觀策略的焦慮個體, 其自尊、生活滿意度、目標實現等顯著提高。最後, 在社會關係或問題解決中, 消極策略在特定情境下也具有建設性意義。Tan 和 Forgas (2010)關於人際策略的研究發現,悲傷心態容易促使被試產生公平的決策。McNuty和 Russe (2010)在一項關於問題改善與關係滿意度的研究中發現, 面對重大問題, 指責、拒絕等消極行爲有利於維持更穩定的關係滿意度。而 Tamir和 Ford (2012)的社會衝突研究則證明, 人們可能選擇不愉快的情緒體驗以獲得實際效益進而間接獲得幸福感。“消極思維的積極心理”及其相關研究表明, 人類獲得積極性結果的方式多樣, 主流積極心理學研究不能固步自封於積極思維、樂觀主義等所謂“積極”研究而忽視消極特質的積極意義。

2.3 稱謂的合法性問題爭議

對“積極暴政”的反叛還體現於積極或消極特質等稱謂的合法性問題爭議。一方面, 有學者認爲心理過程、心理特質是價值中立的, 主張以情境與特質的交互決定論替代先驗的人爲劃分。McNuty 和 Fincham (2012a)認爲心理特質、心理過程等是一種價值中立的存在, 且具有情境的屬性。即心理過程並不具備超越特定情境的一般性價值, 其積極或消極價值屬性主要取決於情境、文化及其與情境的交互作用。McNuty 和 Fincham(2012a)從情境交互的視角重新考察了當前主流積極心理學領域所謂的積極情緒、積極特質, 如愉悅感、善良、仁慈、寬恕樂觀等, 以及所謂的消極情緒、消極特質, 如悲觀、悲傷、恐懼、憤怒等。他們的研究表明, 積極或消極特質對於幸福感、生活滿意度等的促進或削弱作用主要取決於其與特定情境的交互作用。另一方面, 大部分學者支援對人格特質進行先驗的價值屬性劃分。他們主張, 無論情境如何變化, 寬恕、積極思維等積極人格特質幾乎可以肯定有利於提升幸福感、生活滿意度(任俊, 李倩, 2014), 而悲觀、憤怒等消極情緒或特質幾乎總有降低生活滿意度的趨勢(Waterman, 2012)。對比兩種觀念下的實驗研究可以發現, 贊成價值屬性劃分者更傾向於單純的積極心理-積極效應研究, 體現了主流積極心理學的“積極暴政”, 是失衡而割裂的; 而價值中立支援者則充分考慮積極心理的消極效應與消極心理的積極意義而開展研究, 力圖避免一味的“積極”。可以說, 這一稱謂的合法性問題爭議在某種程度上表達了部分學者對於主流積極心理學過於注重積極心理-積極效應研究的不滿; 而爭議既在某種程度上限制了積極心理學的一體化發展, 也爲深入拓展積極心理學研究提供了新的視域。綜上, “積極暴政”及其反叛等相關研究進一步突顯出積極、消極研究的再失衡與分裂。aTorre (2007)認爲, 積極與消極心理學的人爲對立劃分, 使心理學發展不僅沒有走向統一, 反而更加分裂。就積極與消極二分對立的短期效果來看,這種對立二分有益於宣揚積極價值而推動積極心理學運動; 但就心理學的歷史發展和人類生命過程的整全性而言, 積極與消極的二分對立忽視了個體的動態複雜性, 而單獨關注一方則並不能全面、準確地理解與把握人類的心理現象。儘管主流積極心理學研究者聲稱, 積極心理學不是不關注心理問題與疾病, 只是以“積極的方式來對心理問題做出適當的解釋, 並從中獲得積極意義”(任俊, 葉浩生, 2004); 但現實的“積極暴政”不可避免地在很大程度上壓抑了消極方面的心理學研究, 進而在一定層面上割裂了積極與消極的一體性。這種積極與消極的二分對立, 既是由西方重分析、重邏輯的思維方式所決定的, 也體現了日益破碎化、隔離化的知識表徵。這種破碎化的思維方式雖然方便於觀察、把握客觀世界, 但卻不能全然把握客觀世界的本質。迴歸到當前積極心理學研究中, 積極與消極的割裂、失衡, 既不能把握二者的相互依存、共生關係, 又阻礙科學心理學研究的統一整合。這將給積極心理學研究帶來新的困境與挑戰。

3 積極心理學研究中的建設性衝突

綜觀上述積極心理學當前困境的形成過程,可分析出當前積極心理學研究互爲衝突的兩種研究取向：一種取向於“積極心理-積極效應”研究,另一種取向於“積極-消極悖反”研究。前者是當前積極心理學研究的主流, 體現爲“積極暴政”; 後者則可以認爲是對“積極暴政”的反叛, 體現爲“積極的悖論”、“消極思維的積極心理”等。兩種取向的積極心理學因研究假設與方法、研究思維、研究結果等的不同而構成了互爲衝突的兩種研究進路。“積極心理-積極效應”研究進路以邏輯分析思維、線性思維爲基本特點, 以“積極心理過程有益於積極結果的產生”爲其核心假設(即：積極-積極), 而其多數研究則更傾向於採納去生態效度的橫斷研究方法。就研究方法而言, 並不否認該種取向的積極心理學研究中存在有部分縱向研究。但是, Sin 和 yubomirsky (2009)的元分析發現, 即使是現有的少部分縱向研究, 也傾向於採取干預後立即跟進的方式來考察積極干預的短期效果。McNuty 和 Fincham (2012b)也指出, 主流積極心理學研究仍是採取橫斷方法考察短期的心理過程。“積極-消極悖反”研究進路以辯證共生思維、非線性思維爲基本特點, 以“特定情境中積極(消極)心理過程導致破壞性(建設性)結果”爲其核心假設(即：積極-消極、消極-積極), 而其多數研究則更傾向於採納情境化的縱向研究方法, 如上述“積極的悖論”系列研究等。兩種研究進路的衝突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當前的困境。但是, 這種衝突必然會阻礙積極心理學發展嗎?這取決於上述衝突的性質。上述二者的衝突(“積極暴政”及其反叛)是一種建設性衝突, 而這爲積極心理學的視域拓展、融合、轉換提供了可能。

所謂建設性衝突, 是指互爲衝突的雙方具有共同目標、形成正向影響的衝突(江勇, 李步峯,2003)。一般而言, 可以從衝突雙方是否具有共同目標、衝突原因是否源於方法差異、衝突過程是否以問題爲中心且有資訊交換、衝突結果是否積極正向等四個方面來判斷衝突是否具有建設性(劉江花, 陳加洲, 2012)。具體到上述兩種研究進路的衝突而言, 二者的研究目標抑或是學術目的一致, 即促進人類的幸福與繁榮。雖然“積極—消極的悖反”是作爲對“積極暴政”的逆反出現, 但並不否認積極心理學的研究價值、積極作用等。它可以被認爲是從情境的視角提供不同的研究思路以完善積極心理學研究。二者衝突源於研究假設、研究方法、思維方式等方法差異, 如橫斷研究與縱向研究的差異。二者的衝突過程以特質、情緒等心理過程是否以及如何提升幸福感、生活滿意度等問題爲中心展開, 並相互借鑑、參考對方的研究成果。二者衝突的結果雖然造成了主流積極心理學的新困境, 但也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積極心理學的研究視域等。因此可以認爲, 積極心理學兩種取向、兩種進路的衝突(“積極暴政”及其反叛)是一種建設性衝突。

正是這種衝突的建設性, 爲積極心理學研究視域的拓展與轉換提供了可能, 也爲實現兩種進路的思維融合、方法融合等提供了可能; 同時也爲積極心理學趨向於一種辯證共生的、情境交互的、文化的、更爲平衡的發展提供了可能。

4 積極心理學研究的視域拓展與轉換基於上述衝突的建設性這一特徵, 可以在遵循衝突雙方共同目標的前提下, 進行研究視域的融合與交叉, 進而實現積極心理學研究的視域拓展與轉換。主要體現爲下述三個方面。

4.1 研究視域的拓展：重新劃分研究類目

視域的拓展、研究類目的再劃分首先有賴於理清當前兩種研究進路各自的研究視域、相關元素、研究分類等。主流的“積極心理—積極效應”研究進路(取向)主要以 Seigman提出的“積極情緒體驗、積極特質和積極社會組織”等爲核心內容,分別探索“樂觀、愉快、寬容、善良、自信……”等 24 種積極人格特質或積極情緒對於幸福感、生活滿意度等積極結果的誘發、促進作用; 而非主流的“積極—消極悖反”研究進路(取向)則在關注積極心理過程的基礎之上, 涵括了“悲觀、消極態度、悲傷、憤怒……”等消極情緒、消極人格特質,並以對主流積極心理學的反叛姿態, 開展“積極心理-消極結果”、“消極心理-積極結果”研究。綜合而論, 二類研究視域共包含了積極心理、消極心理、積極結果、消極結果等四種元素或變量, 以及積極—積極、積極—消極、消極—積極等三個研究大類。

在理清各自研究視域的基礎上, 結合二者衝突的建設性性質(目標一致：推進人類的.幸福與繁榮), 可以對衝突雙方的研究視域進行融合、交叉,從而重新界定積極心理學的研究類目。所謂融合,即在積極心理學研究中涵括上述全部四種元素。所謂交叉, 即在積極心理學研究中交叉組合四種元素而形成：“積極心理-積極結果、消極心理-積極結果、積極心理-消極結果、消極心理-消極結果” (Wong, 2011)、積極心理×消極心理-積極結果×消極結果等五個研究大類。其中, “積極(消極)-積極結果”兩類研究在一般意義上探究人類的品格優勢與美德, 在平均水平上探究人類如何發揮潛在力量、如何提升幸福感等, 例如探究積極情緒如何促進生理、心理健康等。“積極(消極)-消極結果”兩類研究則在具體情境中探究積極(消極)情緒、特質等的情境適應性、個體適用性以及適度邊界等, 從而能夠在積極的反向層面探究人類如何防禦危險性因素、如何避免消極結果的發生等。如 Grant 和 Schwartz (2011)對品格優勢的非單調效應(Non-monotonic Effects)研究認爲, 對積極的追求存在邊界條件。“積極心理×消極心理-積極結果×消極結果”研究則是基於對人類情緒之複雜性、辯證交互性的理解, 探究現實生活中積極與消極的動態交互、和諧共生關係, 利於全面、辯證把握情緒或特質與幸福的關係等。總體而言,“積極(消極)-積極結果”研究旨在劃定積極心理學研究的核心價值、核心內容, “積極(消極)-消極結果”研究則旨在界定“積極”的效用範圍、適用邊界,而“積極心理×消極心理-積極結果×消極結果”研究則旨在賦予積極心理學以複雜性、一體性、整全性意義。五類研究雖各有側重, 但在積極心理學的未來研究進程中應該是協同發展的。它旨在促使積極心理學趨向於一種更爲平衡的發展。所謂“平衡的”, 即是指在協調推進上述五類研究的基礎上, 實現積極、消極兩層面研究的均衡、協同與共進。

研究視域的拓展與轉換試圖重新界定積極心理學的研究分類, 使積極心理學研究涵括、平衡積極與消極研究兩個層面, 以推進心理學的一體化進程。然而, 研究視域的拓展、轉換及其影響並不是一蹴而就的, 還需要在研究方法、思維方式等層面作進一步思考。

4.2 研究思維的轉換：融入辯證思維方式

積極心理學的視域拓展與轉換有賴於辯證思維方式的融入。在積極心理學研究中融入辯證思維方式, 首先應體現爲樹立辯證的積極心理學觀念。這主要源於辯證心理學思想。辯證心理學主張運用辯證法取代心理學研究中的二元論、機械論等思想。其核心思想和假設可以概括爲：行爲的發展變化是辯證過程的反映, 是連續、互依而非獨立的; 個體與環境的因果關係源於個體與世界的交互作用; 矛盾與衝突、發展與變化是人類心理髮展的主題(姜永志, 2013)。基於此可以認爲,積極(消極)心理與積極(消極)結果具有辯證的內在特性, 即積極與消極是相互聯繫、交互作用、依存共生並在特定條件下相互轉化的(積極心理產生消極結果, 消極心理產生積極結果)。這種對積極、消極心理過程的辯證思考是拓展與轉換積極心理學視域所必須的思維前提、觀念前提。而在具體研究中, 參照 omas 和 Ivtzan (2015)關於幸福感的辯證研究與 Grant 和 Schwartz (2011)對於積極心理的倒 U 曲線研究, 辯證思維方式的運用還有賴於情境評價原則、共存原則、互補原則以及適度原則的確立。所謂情境評價原則, 主要指心理與情境交互作用共同決定了相應的心理過程, 而對其價值屬性(或積極或消極)的評價則應依託於特定的情境。所謂共存原則, 主要指人類的情緒、情感體驗是複雜而多變的, 均包含有一定的積極和消極因素。所謂互補原則, 主要指幸福感的獲得依賴於積極和消極的相互作用與平衡。所謂適度原則, 是指積極效應的呈現是有範圍、有邊界的, 對積極心理體驗的追求應維持在積極效應範圍之內或平均水平。目前, Keyes (2007)所 提 出 的 積 極 -消 極 雙 連 續 模 型 (dua-continuamode)觀念可以被認爲是運用辯證思維的例證之一。雙連續模型認爲, 積極與消極並不是一個連續體的兩極, 而是相互平行的兩個功能維度。這意味着, 積極效應的顯現並不僅僅是消極元素的減少, 而消極元素並不一定不能與積極結果共存(Fianco et a., 2015)。概括而言, 辯證思維的融入旨在思維方式層面重塑積極心理學的研究進路,促使積極心理學趨向於一種辯證的、動態的、交互的發展或未來形態。也即是指, 積極心理學的未來研究要重視積極與消極的內在辯證特性, 注重運用辯證思維方式, 着重把握積極心理過程與消極心理過程之間不斷相互作用、轉化發展的辯證性過程。它力圖在動態發展的過程中把握積極與消極的相互作用關係。

4.3 研究變量或視角的拓展：引入情境性變量

實現視域拓展與轉換還需要情境性變量的引入, 這主要借鑑於情境交互作用理論。情境交互作用理論主張, 心理事件的心理意義取決於個體與具體情境的交互作用。這已經被相關實證研究所證明。例如, McNuty 和 Fincham (2012b)研究認爲, 所謂積極或消極特質(如寬恕、憤怒)並不必然與提升幸福感或降低生活滿意度相關, 而是取決於特質與其執行情境(如家庭暴力)的交互影響。基於情境交互作用理論, 可以認爲, 情境因素是影響個體或羣體獲得幸福感、追求生命意義等的關鍵因素, 在很大程度上決定着追求幸福的方法、形式、程度等是否適用或得當。換言之, 積極心理學研究視域的拓展與轉換需要引入情境性因素。而所謂情境性因素, 既包括宏觀上的文化因素, 又包括個體層面的特質、經驗等內在心理環境因素, 還包括具體的社會情境因素。在當前研究中, 雖已有部分研究將上述三種類型的情境因素作爲自變量進行了考察, 但只是少數的、不全面的、不成熟的。也因此, 當前積極心理學所呈現出的整體發展面貌是狹隘的、不平衡的。以文化因素爲例而言, 雖已有少部分學者開展了幸福感、道德等的跨文化研究, 如 Joshanoo (2014)研究了東西方不同文化背景中的幸福感結構, 但多集中於研究幸福概念、結構等的跨文化一致性或差異性而忽視其他。這顯然不利於全面探究積極心理的跨文化差異。綜合而論, 情境性變量的引入旨在促使積極心理學趨向於一種情境的、文化的發展。而所謂“情境的、文化的”, 即是指在積極心理學的未來研究中, 其實驗設計、變量選擇、被試抽取、結論分析等應涵括具體情境與宏觀文化因素。既要考察積極或消極心理過程的跨情境、跨文化一致性與差異性, 又要注重把握情境、文化等因素對於積極或消極心理的影響作用與影響方式等。

綜上而言, 積極心理學研究視域的拓展與轉換, 主要在於研究類目的重新劃分。而新研究類目的具體實現抑或視域的徹底轉換, 是需要在思維層面融入辯證思維、在方法或變量層面引入情境變量的。另外, 有學者研究總結出積極心理學的四大支柱：美德、意義、心理彈性、幸福感, 以替代早期研究中的“積極情緒體驗、積極特質和積極社會組織”三大支柱, 並進一步提出“積極-消極雙加工模式”等(Wong, 2011)。這也爲積極心理學的視域轉換提供了有益參考。

5 結語

積極心理學力圖以積極取向的科學心理學研究平衡傳統的“消極”取向的心理學研究, 對開發人類的品格優勢、提升人類幸福起到了積極作用。然而, 積極心理學的發展並非一帆風順。心理學專業領域以及普通大衆對“積極”的極度熱情造成了“積極暴政”, 使心理學從“消極”取向的極端走向“積極”取向的另一極端。這不僅不利於平衡心理學研究, 而且致使積極心理學發展面臨諸多批評、爭論, 例如上述“積極悖論”、“消極思維的積極心理”、積極心理學稱謂合法性爭議等。這就形成了當前積極心理學研究中兩種互爲衝突的研究進路, 主流的“積極心理-積極效應”研究和另類的“積極—消極悖反”研究。我們認爲, 二者的衝突是一種建設性衝突, 二者的視域融合與交叉有利於積極心理學的視域拓展與轉換, 從而擺脫積極心理學再失衡發展的困境。視域拓展與轉換集中體現爲三個方面。首先, 研究類目重新劃分。重新確立“積極心理-積極結果、消極心理-積極結果、積極心理-消極結果、消極心理-消極結果、積極心理×消極心理-積極結果×消極結果”等五個研究大類, 平衡積極與消極研究。其次, 研究思維的轉換。引入辯證思維方式, 在思維方式層面重塑積極心理學的研究進路。再次, 研究變量或視角的轉換。引入情境性變量, 考察積極心理學的跨文化差異、個體性差異等, 追求積極心理學的精細化發展。

積極心理學研究視域的拓展、轉換兼顧人類體驗的複雜性和人類心理的情境性、文化性、辯證性。這同西方新近倡導的 “積極心理學 2.0”(Wong, 2011)在覈心思想上一致, 均強調一種更爲“平衡”的積極心理學未來發展態勢。這種更爲平衡的積極心理學, 既要考察心理疾病的解決方式, 又探究人類獲得幸福的條件。而爲了提升幸福感或獲取生活意義, 則既要強化積極又要管理消極。可以認爲, 積極心理學的未來態勢是趨於平衡的, 它力圖理解人的心理之複雜性、辯證性,人的行爲之文化性、交互性, 人的生命之整全性、一體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