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思想實驗方法在倫理學研究中的應用論文

“思想實驗”是一種在哲學、自然科學等領域的研究中被廣泛應用的研究方法。它既不同於實驗室的實際操作實驗，也有別於形式邏輯的推理。思想實驗是按照假想的實驗程序設計進行思維推理，在合乎邏輯的思維推理過程中引發問題或推出悖論的一種特殊論證方式，如自然科學領域中伽利略的“自由落體”思想實驗“薛定愕的貓”，經濟學領域的“囚徒困境”，哲學上認識論領域的“特修斯之船”、“空地上的奶牛”、“缸中之腦”等。本文旨在考察“思想實驗”這種研究方法是否適合應用於所有倫理學問題的研究，透過分析這一研究方法在倫理學中的應用效果探討其利弊，對倫理學研究的方法論問題進行反思並提出建設性意見。

一、思想實驗方法在倫理學中的應用—以“電車難題”爲例

著名的倫理學思想實驗“電車難題”最先是由牛津大學哲學教授菲利帕·富特針對功利主義理論提出的。這個思想實驗所設定的場景是:一個電車司機駕駛有軌電車疾馳在軌道上，忽然看到前面軌道上有5個工人在工作，想停下電車，可剎車意外失靈了，這時另一條軌道上有1個工人在工作，如果此時他轉動方向盤讓電車向另一條軌道駛去，那5個工人就會躲過一劫而那1個工人會被撞。作爲電車司機是否應該轉動方向盤?後來這個思想實驗又被加工爲不同的版本並引出更加複雜的問題，例如新設定一種情境:假設作爲旁觀者發現軌道上方的橋上站着一個胖子，是否應該把他推下去擋住電車以拯救5個人的生命?而如果橋上的胖子是旁觀者的親人，旁觀者又是否願意把他推下去?這些附加的版本也引起了更多關於功利主義理論的探討。哈佛大學心理學家馬克.豪瑟爾曾用電車難題作過社會調查，參與調查的人跨越了地區、年齡、性別和受教育程度等因素，但他們卻給出了相似度極高的選擇:在第一種情形下幾乎所有的人都願意轉動方向盤，犧牲1個人的生命來換取5個人的生命，而只有少數人願意將橋上的胖子推下去來拯救那5個人。

思想實驗研究方法在這裏所體現出的一個很好的功用，就是它能夠透過程序設計和思維推理得出悖論，即“倫理困境”，從而透過“倫理困境”指出某一倫理理論所存在的缺陷和弊端，如電車難題就是針對功利主義的理論缺口而提出的。這些缺陷和弊端揭示了理論與實踐不能夠一一對應的地方，對這些偏差之處進行反思平衡，有利於理論的檢驗和修正。這種方法在批判性的維度上有一定意義，但卻缺乏建設性維度上的指導，即對“倫理困境”問題本身並沒有給出一種深刻的解讀和建設性的分析思路，最後的.結果只是將我們引入幾種理論的矛盾爭論之中，陷入非此即彼的理論抉擇。以電車難題爲例，這一思想實驗透過合乎邏輯的思維推理最終得出了幾種倫理理論的相互矛盾，也就是“功利主義”與“義務論”的矛盾，這種矛盾會引導我們這樣解釋人們的選擇:如果在最開始的情境下選擇轉動方向盤以1個人的生命換取5個人的生命，那麼就是“功利主義”(大多數人都會這樣選擇)，相反則是“義務論”;而在第二種新設定的情況下大多數人卻沒有選擇將橋上的胖子推下去以1個人的生命換取5個人的生命，這時大多數人又導向了“義務論”。

仔細分析就會發現，這個結果恰恰說明多數人在進行行爲選擇時並非完全出自於一個事先預設的“理論指導”，而是出自於一種基於實際情況幷包含理智、情感和慾望綜合考慮在內的整體性判斷。如果我們出於電車難題思想實驗的困惑而苦苦思考究竟應該選擇“功利主義”還是“義務論”，我們的思維其實己經被這兩種理論所限制。理論的分歧並沒有真正深入探討並解釋一個行動者發出行動的原因和實質，我們難道是因爲知道什麼是功利主義、什麼是義務論後再命令自己要遵循該理論而作出行爲選擇的嗎?一個簡單的倫理理論足以構成我們行爲的全部理由嗎?如果一個規範的倫理理論足以指導我們所有的行爲，那麼爲什麼大多數人在前後兩種情境下作出了理論不一致的選擇?在這裏，思想實驗研究方法有效地指出了功利主義的理論缺陷，也把我們帶入了更大的困惑之中。

二、思想實驗方法在倫理學中應用的侷限性

(一)知識論話語的限制

“思想實驗”這一研究方法透過假想的程序設計和合乎邏輯的思維推理引出問題並得出悖論，這種研究方法背後所展現的思維方式(假想實驗、邏輯推理、歸謬反證等)是以知識論話語爲背景的，而倫理學具有實踐性質，訴諸於價值領域的探討，知識論的思維取向與倫理學的價值論視野並不能夠得到很好的結合“電車難題”這一倫理學思想實驗中設計者試圖引出“功利主義”和“義務論”這兩種倫理理論的矛盾衝突，從而使我們陷入到一種理論選擇的困境中，這個困境實質上是一種知識論思維的限制，即認爲我們必須在一種具有普遍必然性的規範化理論指導下才能夠發出確切的行爲，從而試圖去引發構建一種沒有漏洞的理論以確保知識的可靠性。然而，從一個更大的價值論和存在論的視角來看，我們發出一個行爲首先是基於具體的實際情境，基於對生活世界自身的價值和意義理解來進行一個綜合的判斷，而不是出於某一固定理論規範的預先指導，如果想要把這一理論透過邏輯論證普遍化、必然化，就更加不符合價值探討的思路了。

(二)實驗與實際的差異

“思想實驗”本質上是一種假想實驗，理論上的設想與實際生活的實踐存在着一定的距離，理論上所表達出的立場也並不能夠蘊含生活實踐的全部價值。思維假設中的場景和我們實踐生活中的場景具有不同的性質:對於實際生活中的問題而言，我們常常是被動的，因爲實際中的問題往往會隨時隨地發生而並不跟從於我們的主觀設想，每一個具體的環境和情境都是隨機的。然而，對於思想實驗中的問題，我們的出發意圖是主動的，即這種假想是特定的、尤其是針對某種理論來建構和設計的。由此多數思想實驗針對某一理論觀點進行批判和反駁，是一種從觀點出發的思路，而不是從問題出發再到觀點的思路，理論如果先入爲主，這種特定的預先指向性並不利於整個問題的研究進程。倫理學問題的實踐性質決定了研究方法需要從實踐到理論再到實踐，而不是簡單的理論內部之爭。

(三)行爲與行動者分離

隨着近代科學的興起以及隨之而來的現代哲學的深刻變革，在現代性的語境之下，倫理學話語也發生了轉變，越來越脫離“關懷倫理”而轉向“操作倫理”，從以探討“德性”爲主的美德倫理學轉向以探討“行爲正當性”爲主的功利主義、義務論等主流倫理學說，從一種以“行動者”爲中心的德性訴求轉向了以“行爲”爲中心的分析和論證，這也就導致了德性與規範、行動者與行爲的分離，用斯托克的比喻來說就是現代道德哲學的“精神分裂症”。而大多數的思想實驗研究方法也是在這樣的話語轉向下應運而生的，馬赫作爲第二代實證主義的代表，在其《認識與謬誤》一書中第十一章以“論思想實驗”爲題展開論述，這一般被認爲是思想實驗最早作爲一種正規的學術研究方法出現並被應用，可見這一研究方法在某種程度上帶有科學主義和行爲主義的色彩，是話語轉向的一種表現。

在亞里士多德和孔子的時代，人們關注以行動者爲中心的德性。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所要考察和評判的不僅僅是一個行爲本身，而是包括髮出這個行爲的行動者，“對每個人來說，適合他的品質的那種實現活動最值得欲求。一個人在生活實踐中獲得優良的德性與他做出合乎德性的行爲是一致的，成爲好人與做好事可以是內在統一的，行動者作爲一個本體概念蘊含着德性、規範和幸福本身。而現代倫理理論的代表功利主義和義務論所關注的則是行爲自身的合理性，無論行動者是一個怎樣的人，只要他的行爲選擇符合規範，就是可以被接受的，即“人們只是爲了確定何種行爲是達到這種善的正當(正確)手段而追求關於目的的知識。” “行爲中心”的理論追求“好的行爲”，而“行爲者中心”的思路則朝向“好人”、“好生活”這樣更大的圖景。如果我們把倫理學中“電車難題”這一思想實驗所得出的悖論放置在亞里士多德和孔子的時代，也許並不會符合那樣一種話語體系，是否轉動方向盤和是否把橋上的胖子推下去這些行爲選擇並不意味着某人是一個功利主義者或義務論者，而很可能是反映了某人擁有某種德性。並且，出於一種德性也許並不妨礙他在前後不同的情境下做出看似矛盾的行爲選擇。例如在第一種情境下他選擇轉動方向盤以一救五，這說明他具有衡量並珍愛生命的意識，在第二種情境下他沒有選擇將橋上的胖子推下去，則意味着他擁有憐憫之心，而前後這兩種德性是不會相互矛盾的，即便他在行爲上作出了看似矛盾的選擇，卻依然可以用他自身(行動者)的德性來合理解釋。如果從這樣一個倫理視角重新審視“電車難題”的話，那麼這個困境的解答也就不單單是某種悖論或幾種理論的內在糾紛了。

思想實驗方法在倫理學中被應用時，多以行爲本身是否合理的反問方式來針對某種理論進行質疑和反駁，在這一方面反映出這種研究方法的話語侷限，並在一定程度上侵害了倫理話語的完整性，從倫理學整體的歷史變遷上來看，並不能很好地涵蓋所有的倫理學話語和評價方式。

三、結語

思想實驗研究方法透過程序設計和思維推理揭示某種理論的理論漏洞，具有一定的批判性意義，但如果思想實驗試圖透過製造理論矛盾去激發人們尋找一種毫無缺陷的倫理學理論或體系(這種研究方法的背後暗示着一種規範主義的傾向)，那麼這種嘗試的意義並不大。再完美的倫理規範理論也不可能涵蓋生活世界的全部價值，即便沒有理論上的缺陷和漏洞，我們在實際生活中依然面臨種種選擇，因爲人的實踐活動和生活的內在價值與經過抽象和規範化處理的倫理理論是兩種不同質的東西。人的實踐是一個可能的無限展開的過程，我們不應該在規範主義的影響下把一個理論固化爲行爲的全部解釋系統，這樣的倫理和道德對於我們來說就是封閉的，不再具有任何開放性與可能性。規範化的理論要求只能幫助維護某種生活方式和社會秩序的穩定性，卻不能夠說明一種生活是好生活，也不能夠決定一個人是好人還是壞人。倫理學研究應基於實踐，基於我們可能的生活世界。這意味着我們總是先基於對生活世界價值和意義的理解而發出行爲，繼而抽象爲理論，而不是由一個固定的規範理論指導後再發出行爲。

從這個意義上講“電車難題”並非是一個困擾人們以至於無法解決的永恆悖論，只是我們被一種特定的研究方法和思維方式所限制了。將倫理學問題簡化爲倫理學理論的規範問題，而不能夠深入到倫理學最根本的生活價值和意義問題上來，思想實驗的研究方法在倫理學領域的應用存在一定的侷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