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析林語堂的人文情懷論文

論文關鍵詞：林語堂 宗教思想 人文主義

論文摘要：林語堂是“五四”以來中國現代文化文學史上一位風格獨特的文化學者，他一生經歷了一個漫長的宗教信仰探索過程，探索歷程就是尋找、認同各種宗教思想中人文主義精神的歷程。但在林語堂的思想觀念中，西方的人文主義與中國的人文主義的內涵是有所差異的，這正是促使林語堂最後阪依基督教的重要原因。

在“五四”以來的中國現代文化文學史上，林語堂是一位風格獨特的文化學者，他一生執着於“兩腳踏東西文化，一心評宇宙文章”的文化追求，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林語堂出生在一個信奉基督教的家庭，在“親情似海的基督教家庭的薰陶下，林語堂自然地成了一名基督徒。1917年從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之後，林語堂到北京清華學校任教。在清華學校，廣大的異教智慧世界向他敞開，他造訪孔子的堂室，攀登道山的高峯，撥開佛教的迷霧，在儒道釋的文化氛圍裏徜徉，宣稱自己由基督教走向了“人文主義”。“三十多年來我唯一的宗教乃是人文主義：相信人有了理性的督導已很夠了，而知識方面的進步必然改善世界。這是林語堂對自己三十多年“異教徒”生涯的總結。然而他後來又說，這時期儘管“自稱異教徒，骨子裏卻是基督教友”。終於在1959年，64歲的林語堂明確宣告結束了三十多年的“無信仰時代”，重新回到基督教，宣稱“我的搜尋已告終結，我己回到家中了。

綜觀林語堂一生的宗教信仰，似乎可以作如此的簡筆勾勒：基督徒—異教徒（儒、道、釋）—基督徒。但是這樣的簡筆勾勒不能夠描述林語堂一生精彩的宗教信仰探索歷程，也不能反映出他在宗教信仰上的探險、懷疑及困惑，更不可能把握林語堂宗教文化思想的精髓。因爲其中一個最重要的環節被忽略掉了，那就是林語堂自始至終是一個人文主義者，無論是受到家庭環境的薰染接受了基督教，還是在廣大的異教智慧世界裏徜徉，以至於最後的重新阪依基督教，他總是在自覺或不自覺地以人文主義的理性意識觀照自身思想領域裏的宗教精神，他的宗教信仰探索歷程就是尋找、認同各種宗教思想中人文主義精神的歷程，只不過在林語堂的思想觀念中，西方的人文主義與中國的人文主義的內涵是有所差異的。這正是林語堂最後決心阪依基督教的重要原因。因此，我們有必要追隨林語堂的靈性大旅行，看看他是如何在耶穌、孔孟、老莊、禪宗的世界中，探素出人文主義的光芒，並燭照了自己一生的宗教文化思想。

林語堂靈性之旅的第一個異站是孔子的堂室。林語堂對儒家經典思想的把握是從儒學是智慧型宗教這一角度切人的。他說：“孔子是一個實證主義者”、“孔子最關切的是人”、“我認爲孔子對上帝及上帝意旨的關心及他對於宇宙的靈性性質的看法，已被孺家通常的實證主義所矇蔽。”“我想考察孔子對於死、上帝、上帝的意旨，及人的靈性等較大問題的態度。

林語堂把儒教的精神本質歸結爲一種近情人理的“人文主義”，即所謂中國的“人文主義”：第一點，人生最後目的之正確的概念；第二點，對於此等目的之不變的信仰；第三點，依人類情理的精神以求達到此等目的。他認爲，人生真正的目的，中國人用一種單純而顯明的態度決定了，它在於樂天知命以享受樸素的生活，尤其是家庭生活與和諧的社會關係。

林語堂在儒教中所探尋到中國的“人文主義”實際上是儒家的人本觀念。仁。‘義、禮、智的道德倫理也好，“中庸之道”的近情精神也好，還有迴向常識。都體現了儒教的以人爲本的思想，因而也形成了林語堂人文思想的特徵：以人和人生作爲出發點和歸宿，只關心人和人生，探尋怎樣才能獲得人生的快樂和幸福，一切立論以真實的人生、人生實踐和人生感悟爲基礎。

然而，在領悟儒教之人本觀念的同時，先人爲主的基督教觀念總是在干擾着他。促使他把儒教與基督教作潛在的對照與選擇。他認爲儒家教人在個人行爲上要有好教養，在社交上要有好儀式與基督徒相信人要做一個君子和有禮貌的人是殊途同歸的，所以林語堂說“我們不能說一個基督徒不能同時是儒生”。而且。林語堂發現孔子也像聖公會教士和夭主教教士一樣，是個保守派的哲人，相信權威有其價值，相信傳統與今昔相承的道統。對於儒教與基督教之異”，林語堂也瞭然於胸。他說：“孔教精神的不同於基督教精神者即爲現世的。與生而爲塵俗的。基督可以說是浪漫主義者而孔子爲現實主義者，基督是玄妙哲學家而孔子爲一實驗哲學家，基督爲一慈悲的仁人，而孔子爲一人文主義者。所謂孔教精神之“現世的”、“生而爲塵俗的”是說明孔子是倡導“克己復禮爲仁”的人傑；而基督是神子，代表着上帝在人世的“道成肉身”，因而是負有拯救世人之使命的“救世主”。所謂“現實主義者”與“浪漫主義者”意即孔子是現實主義的務實者和善變者，他雖有“殺身以成仁”、“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抱負，但在現實生活中卻不走極，而是出仕與通世相機而行、進退有路。而基督是理想主義的獻身者和殉道者，他生於世界淪落之際，以一種不合時宜的冒險精神來力挽狂瀾，爲了救世濟民而不惜自我受辱、蒙難和赴死。所謂“實驗哲學家”與“玄妙哲學家”是指孔子嚮往名正言順的作爲，一生抱着“士爲知己者用”的態度，其道亦“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並不強求“不可爲而爲之”；而基督推崇忘我之愛、犧牲之愛，相信以信仰生命之超越而能達其神聖人格。所謂“人文主義者”與“慈悲的仁人”是說明作爲儒教思想體系核心的“仁”表現出一種“人本”精神，而基督教信仰核心中的“愛”體現了一種“神本”精神，前者屬世，後者超越。“仁”無論是作爲個人修養之“內聖”還是作爲濟世救國之“外王”精神，都沒有離開這一“人本”。所以林語堂稱基督爲慈悲的仁人，而孔子爲一人文主義者。

在中、西宗教文化思想中，道教文化思想對林語堂的影響最爲巨大，學者陳平原把林語堂視爲“道家文化的海外迴歸者”。林語堂也把道家看成自己的宗教信仰來崇信，他說：“倘若強迫我在移民區指出我的宗教信仰，我可能會不假思索地對當地從未聽過這種字眼的人，說出‘道家’二字。林語堂從道家的宇宙觀出發，認爲人要順從天道，要讓人的自然之性獲得自由發展，而不受社會倫理、道德的束縛，從而達到人與自然的和諧。在林語堂看來，道家學說之價值並不表現爲爲求知者認識和闡釋世界提供邏輯的、理性的方式，而是注重人與自然的和諧交融並在此基礎上來建立一種有益身心且又簡樸純真的生活方式。道家所推崇的那些終身察持自然理想，過着怡淡素樸、無知無慾的生活，超然於凡塵世俗之外的“聖人”、“真人”、“至人”以及他們的思想和行爲中所體驗的厭智、棄智的人生境界，是林語堂終生嚮往的人文主義境界，這與儒教之人生目的在於樂天知命以享受樸素的生活有異曲同工之妙。林語堂總結出道教的出世觀念，着眼於現實人生的自我完善，把“享受淳樸的生活，當作人生的真正目的。這種“人文主義的倫理觀”正好包含了現實人生的兩個側面，又互爲約束，使人優遊進退，處變不驚，遊刃有餘。儒家倡尚賢之道，道家講無爲而治，都“適宜於好放任自由個人主義的中國民族，而合於中國人文主義的理論。

林語堂在爬登道山的途中驚喜地發現道教與基督教有許多融會貫通之處。他感到老子柔弱的教義好像是耶穌澄山寶訓的理性化。老子柔弱的教義的基本是“柔弱勝剛強”的道理，從此出發，老子相信不鬥、不爭、不抵抗，警告人不要用強力，認爲用強是弱的徵兆。同樣，《聖經·馬太福音》記述耶穌在山上向衆門徒講道的故事。即所謂“登山寶訓”。其中“論福”有一條：溫柔的人有福，因爲他們必承受地土。可見，老子與耶穌都相信陰柔之物能制勝，“強梁者不得其死”。（《老子》第四十二章）並且，林語堂總結出老子對愛及謙卑的力量的訓言，在精神上和耶穌來自他獨創的、卓識的、閃光的訓言相符合，有時字句的相似也是很驚人的。

林語堂之所以能發現道教與基督教的許多契合之處，在於他從根本上把握住了道教與基督教在“道”上的同一之處。道教之“道”，深奧莫測，是先於物質的存在，是產生物質的根源，是宇宙萬物的創始者，這是組成道教理論的核心和基礎。基督教教義的“上帝之創造”認爲宇宙被造出之前沒有任何物質存在，連時間、空間也沒有，只有上帝和他的“道”，他的“靈”。上帝透過“話語”，亦即透過“道”來創造天地萬物。這是關切人的靈性問題的林語堂最料想不到的收穫。道教思想的人文主義精髓使林語堂否定了基督教經院神學思想，也促使他更加堅定地去尋找具有人文主義情懷的“上帝”。 在孔子人道主義的堂室住過，且又爬登了道山的高峯，林語堂信仰之旅的下一站到了佛教。在林語堂的佛學思想裏，他最感興趣的還是禪宗。從思辨上來講，禪宗主張不立文字，當下自識本心，強調自性是佛，平常即道。一旦見到自己的真性（本性）和本有心靈，我們就瞭解了終極的實在和得到了菩提（智慧）。禪宗主張，在實際的人生中才有自由，在自由中才有實際的人生。禪宗以創造人的生活和自我覺悟的日常途徑，來揭示人生的祕密，化平淡爲神奇，寓神奇於平淡。禪宗極大地張揚了人的主體意識，肯定每一個人都可以成佛，都可以成就人格。林語堂極爲精微地剖析了“禪”的'深邃性，對其直覺頓悟、直指人心的思想給予很高的評價。他在“禪”的精義中也看到了人文主義的靈光閃現：那就是解除一切空間、時間、情慾及精神的束縛，追求心靈的完全自由，從而得以悠然處於人世，達到人與自然人生的和諧。禪宗與儒教、道教共有的追求精神上的自由與解脫，使林語堂更加執着地站在人文主義的立場上而標舉禪宗。他認爲“禪”和每天的生命及每天的生活密切相關，“禪”就寄託在簡單的日常生活裏，且視簡單的日常生活爲幸福的恩賜，而享受它的每一瞬。在佛教的世界裏，林語堂也發現了能勾連起他的基督教情懷的東西。他首先發現佛教與基督教有一個共同的基本出發點一對於罪的承認及深深地關切人類受苦的事實。佛教中有一特殊的觀念是“業”，意即孽障或“罪的重擔”，這是由於人沉溺於不正當的慾望及精神上種種形式的卑瑣造成的，因此人註定要永久墮人輪迴。“原罪”說是基督教的基本觀念，亞當、夏娃偷吃“禁果”犯了罪，成爲整個人類的原始罪過，傳給後代子孫，成爲人類一切罪惡和災禍的根由，並使人類有了受苦及必然死亡的不幸命運。接下來，林語堂對佛教及基督教罪的觀念與拯救方式進行了批判。他認爲佛教的悲觀主義是一種消極的人生觀，佛對人類生命的評語可以合併爲四個字：憐憫一切！對佛教教人否定人生，忘卻人生，進而出世、遁世，以消極態度迴避人生的悲觀主義情結，林語堂難以接受。另一方面，對於基督教的“原罪”觀念，林語堂也堅決予以摒棄。林語堂對佛教基督教“罪”的觀念及拯救方式的否定，是因爲這些觀念與林語堂的執着於現世的人文主義情懷背道而馳，必然要道到林語堂的抨擊。

在這次靈性之旅中，林語堂發現了儒、道、釋三教深蘊的普遍人文價值，也能夠指出在那裏他們已達到他們的最高峯及他們對給人以完滿答覆不足的地方。所以林語堂說：“三十多年來，我唯一的宗教乃是人文主義：相信人有了理性的督導已很夠了，而知識方面的進步必然改善世界。可是觀察20世紀物質上的進步，和那些不信神的國家所表現出來的行爲，我現在深信人文主義是不夠的。人類爲着自身的生存，需要與一種外在的、比人本身偉大的力量相聯繫。這就是我歸回基督教的理由。我願意回到那由耶穌以簡明方法傳播出來的上帝之愛和對它的認識中去。正是因爲有了儒、道、釋三教人文主義思想的深邃內涵做底基，當林語堂降在基督教信仰的瑞士少女峯的時候，也是他對宗教、上帝、人的靈性等問題已經探求了其所以然的時候，所以這時的林語堂，有了相當成熟的宗教、上帝觀念。

他在青年時期割斷與基督教的聯繫是因爲某些基督教的傳統教義和經院神學的凡庸阻礙了林語堂對“上帝”本真面目的認識，當他汲取了儒、道、釋二教的人文主義精華後，再次尋找的是深具人文精神的“。上帝”，或者說，林語堂認同了基督教中的人文主義思想而在晚年的時候宣稱阪依基督成爲一個虔誠的基督徒。林語堂對基督耶穌的認識是建立在“人性”而非“神性”的基礎之上的。同時，林語堂在耶穌無可比擬的教訓中發現了一種令人信服的人生理想，就是上帝全部生活的本身，它能喚起人們對。上帝的敬畏心、親切感及對自身生命價值的關注，這就是基督大光的威嚴，只有它才能普照人間，只有大光燭照的地方纔是一個道德的而且倫理的，無可比擬的美的世界。這基督耶穌的大光，也就是林語堂苦苦尋求的比人本身更偉大的力量。至此，林語堂重新體會到了耶穌那簡明、純樸、可警畏而發人探省的教訓，對於林語堂來說，上帝已不再是虛幻的，它已從耶穌基督身上具體地表現了出來。

從林語堂一生的宗教信仰探索歷程中，我們始終都能感受到林語堂對人文主義精神的苦苦追尋。他發現，中國傳統文化中最有價值的是人文主義思想，無論是儒教、道教，還是禪宗，都是建立在日常人倫基礎上，避開西方那種實證分析理路，直接關切人與社會、人與自然諸方面問題。而對於基督教，林語堂反對用科學理性方法闡釋基督教義的可能性，並且把基督的威嚴放置在邏輯理性所不能達到的境界。這樣，我們就不難理解爲什麼在同樣深具人文主義特徵的基督教及孺、道、釋三教之中，林語堂最後選擇了基督教作爲其安身立命的價值所在。那是因爲他發現中國傳統人文精神與西方現代人文主義是有所區別的，前者是涵融性的，後者是排斥性的。中國的人文主義不與自然爲對，而求能與自然合一。中國的人文主義精神要求盡己、盡人、盡物之性，使天、地、人、物各安其位，因此能容納天地萬物，使之雍容洽化，各遂其性，它不主張對自然的宰制。中國的人文精神植根於對天與。上帝、天帝的信仰，對天命、天道、天性虔敬至誠，說人不離天，說道不離性。而現代西方人文主義是在西方科學危機、心靈失落的背景下對科學、理性、價值和人生等重大問題的反省和沉思。在本體論上，它反對科學方法染指哲學，反對放逐本體論的計劃，主張以本體論爲哲學的中心，倡導終極關懷和本體追求的精神，爲上帝死後的西方人重建安身立命的形而上學；在認識論上，它反對理性主義和泛邏輯主義，祟尚非理性主義；在方法論上，它反對科學方法的普效性，主張使用隱喻、內心直覺、神祕體驗等多元化方法；在人學問題上，它反對把人當作科學的對象和理性的奴僕，重新揭示人的存在本質、意志自由和價值內涵。正是基於此，林語堂雖然對現代科學的發展所導致的人類文明的進步一直持有一種樂觀的態度，但他堅持認爲，科學再發達，也不能滿足人類內心深處所隱伏着的對於上帝的渴望與對於天國的追尋，而正是科學主義無情地摧毀了人面對上帝所不可少的那份絕對敬畏心、神祕感以及上帝本身非邏輯的不可闡釋性。有感於現代人在日益發達的科學技術的蠱惑下一天天遠離上帝，林語堂總不能設想一個無神的世界，因此，他心懷無限的道德憂患感義無反顧地迴歸到了上帝的懷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