閒梳紅學發端散文

要想條理清楚紅學是怎樣產生的問題，還是要弄清有關清朝的學術脈絡。清康雍乾三朝主要的政治任務就是清除反清勢力、臣服漢人和穩定政權，其統治理論承繼了程、朱理學，官方主導或倡導的學術主題仍然是與科舉制密切聯繫的經學、子學。而民間學術（即非官方主導的）則分爲兩支，一是以復興漢學即古文經學和注重考據學；另一是起於晚明時期，至清代成績已相當輝煌的小說主題。前一分支至嘉慶之後已趨末流，終被晚清時期興起的今文經學派所替代，其代表人物是龔自珍、魏源，及至革新派康、樑也曾是這一脈發展而來。後一分支則於民間自然發展，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說卻在民間有着豐厚的羣衆基礎，至晚清及19與20世紀交接的前後一段時期，治小說在民間學術中已漸成氣候，終於取代治經學、史學而成爲學術研究的主題。這一主題的變化並不像有的學者所說是由某些人促成的，它經歷了一個漫長的積累過程，有其發展的必然性。

治小說的方法也有一個不斷變化和發展的過程。從形式上主要是批點或評點的方式，這批與評的方法就其實質是來源於治經學、子學，是治經學、子學的方法運用在小說上的一種嫁接和演變，在學術史上有人稱作評點派。但它還沒有形成獨立的形態，只是附綴在小說作品與文字之上的眉批與點評，不能脫離原來的作品文字單獨存在，這不同於我們現在所常見的獨立的文藝批評。小說點評李卓吾起步較早，金聖嘆評點《水滸傳》成就卓然，其後有毛宗崗父子批點《三國演義》、葉朗批點《西遊記》、張竹坡評《金瓶梅》，他們的評點得到一定的認可或追捧，原作品的成就和精闢的評點互相倚重，相映生輝，加深了閱讀者對作品的理解，促進了小說這一文學形式的普及，擴大了知名度和流行性，奠定了深厚的羣衆基礎，也帶動了其後的小說創作。事實上，在康熙、雍正兩朝，就有《水滸後傳》、《說岳全傳》、《玉嬌梨》、《平山冷燕》、《隋煬帝豔史》、《隋唐演義》等一系列小說作品出現，至乾隆時期，又出現了像《儒林外史》和《紅樓夢》這樣的作品。

《紅樓夢》產生了，但並非橫空出世的，是有其產生的必然性的。

一是文學發展的必然性。中國文學的發展史是一個連續的不可分割的整體，從諸子百家到漢賦，經建安體、唐詩、宋詞到元曲，每一種主要文學形式的興盛，都有其血脈的連續性和必然性，而元曲的發展爲小說的興起奠定了基礎，因爲它與小說有着幾乎相同的主體要素，比如都要有形象的塑造和情節的構思，元劇本本身就是中國文學的一次革命，是明清小說產生和興起的前奏。小說這一文學形式發展到《紅樓夢》誕生前夕，已有大量小說問世了，小說從形式到構成要素，再到藝術表現方法，都經過了長時間的積累而日漸成熟，小說在民間的流行也爲小說的誕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紅樓夢》就是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出世的。正是元劇本及明清多部小說的發展作爲鋪墊，《紅樓夢》才得以誕生。反過來講，假如在《紅樓夢》誕生之前社會上根本就沒有元劇本和小說這樣的文學形式，作者即使是神仙也寫不出《紅樓夢》。

二是社會發展的必然性。我國封建社會經歷了一個從發展完善，到發達成熟，再到沒落腐朽的過程，封建社會產生的標誌應是奴隸的解放、奴隸制的解體以及代表地主利益的政權建立，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國戰國時期已有封建社會的初步形態，到兩漢時逐漸得以發展和完善，唐宋時則日益發達成熟，元明時期尤其是明末則日漸顯出其沒落，有學者認爲這個時期已產生了資本主義的萌芽，但這個萌芽終究沒有落地生根而茁壯成長。在李自成率農民軍攻入北京時，明朝統治即刻土崩瓦解，而新生政權又立足未穩，且軍紀鬆弛內訌不止，明將吳三桂降清倒戈，清兵乘勢入關，入主中原，漢族政權繼元朝之後又一次被推翻了，清王朝的建立，從社會制度上看是封建社會的一次倒退，因爲有充分的資料顯示，清在入關前後仍然存在着奴隸制，兩種社會制度，需要在衝突中揉合，所以在清初政權的建立和鞏固過程中，一方面是使用殘酷的統治高壓使漢及其它民族屈服，另一方面是清朝統治者對沒落的漢文化及封建制度的認同、汲取和適應。清初政權穿上了封建社會的外衣，而內核卻是殘酷的奴隸主統治，社會制度日益沒落腐朽。表面上看，清建立後一百多年間，政治穩定、生產恢復，史有康乾盛世之稱。而從另一角度考察，閉關鎖國的政策正是在這一時期確立的，同時與西方國家差距逐漸拉大，也是在這一時期開始的，可以說爲以後中華民族經歷百年屈辱埋下了禍根。這種社會的沒落腐朽必然會在文學作品中或直接或曲折地反映出來，《紅樓夢》正是反映了這種無可挽回的家族和社會的沒落與腐朽。

三是作者文化素養和智力因素的必然性。從《紅樓夢》字裏行間、行文佈局和篇章結構中，折射出作者的文化素養和智力因素都是卓越的。從《紅樓夢》本身逆向反思作者的文化素養、知識結構和思想觀點，是一個巨大課題，目前的.紅學文獻中涉及較少，尚無進行這方面的全面探索，這也是紅學未來發展的方向之一。以後我們還要再行討論，這裏僅作粗略說明。從文化涵養方面考察，首先作者顯然具備詩詞曲賦及格律方面的深厚功底，作者對古詩詞曲的理解是廣闊和透徹的，運用也是自如而高超的，這可從作品中的大量詩詞曲以及有關它們的敘述中折射出來；其次是作者廣泛地涉獵過古典文學作品，尤其是一些劇本和小說，比如作者如果沒讀過《西廂記》、《牡丹亭》，就不可能引用其中的詞句，同樣的道理，用逆向考察法可知，作者曾研讀過的古典文化名人作品之多令人驚歎；第三是作者的才藝修養高超，知識結構廣博精深。這可從作品中涉及到的琴棋書畫、中醫藥、宗教、禮俗、園藝、建築、服飾、器用、遊藝、地理等諸多內容可以反映出來。我們無須在此羅列更多，但不影響得出這樣的認知，作者若沒有這樣的文化素養就不可能寫出這樣的作品，同時，作者若沒有非同尋常的智力，也不可能取得這樣的文化素養。作者文化素養和智力因素的交互作用是《紅樓夢》誕生的必要條件。

四是作者人生遭遇的必然性。寫作也是要有動機的，即解決寫作目的和動力的問題。《紅樓夢》文字內容中已或隱或現地點出作者之所以耗盡一生心血寫出《紅樓夢》的目的和動力，如果結合《紅樓夢》文字外的研究，比如對曹雪芹家族身世以及生存生活狀況的考證，則可以較爲清晰而深刻地理解其寫作的目的和動力。試可作如下分析：一要寫出自己所經歷的辛酸，爲自身遭遇不平而鳴；二是不能讓曾經與自己生活經歷密切相關的人消失於無形，要用自己的筆記述下來；三是爲了爭奪一生都沒有的話語權。魯迅說過文學大抵都有些自傳的性質，我們不能說《紅樓夢》所敘完全就是作者自傳，但具有自傳的性質是不能否認的，所謂自傳的性質就是：或者部分真實地反映了作者經歷；或者反映了作者對生活對生命的感悟和理解；或者闡述了作者對人生對世界的觀點。從這個意義上說，哪怕是自然科學著作也都會部分地反映作者自己的觀點，作者自己的研究過程、研究結論、科研成果也同樣凝聚着自己的人生，何況與作者人生經歷和感受密切相關的文學作品呢？即使是修史的書籍中也會流露作者的觀點和傾向，《史記》中也還有“太史公曰”的明確觀點。完全不摻入作者個人見解、觀點或傾向的文學著作可以說是不存在的，如果有，那作者可能是一部機器。所以，曹雪芹把自己的心血和着辛酸的眼淚寫出了《紅樓夢》，他把自己遭遇的不幸和生髮的特殊感悟，以及滿腔的悲憤和一生的學識見解，都融進了自己的作品。可以說，《紅樓夢》的誕生是作者人生遭遇孕育而出的必然結果，作者利用寫作《紅樓夢》獲得了話語權，曲折地隱諱地藝術地表達了自己。

我們分析了《紅樓夢》成書的必然性，前兩條着眼於文化、社會背景，後兩條則是從作者自身因素考量的。有人會問，與曹雪芹同時代的人何止千萬，怎麼唯獨曹公寫出了這樣的書呢？沒有偶然性在裏面嗎？我說有啊，雖然與曹雪芹同時代經受同樣文化和社會背景的人的確多着呢，但又有幾人有曹雪芹一樣的經歷呢？即或有着相似的經歷、相似的苦難，誰又能有曹雪芹獨特的感悟、富足的才情、淵博的學識和豐厚的文化底蘊呢？說千古一人，當然有偶然性在裏面呀。社會文化因素與個人因素的結合，得承認有着一定的偶然性；從生物學意義上講，曹雪芹的出生也還有偶然性呢。但從哲學上講，任何偶然性都包含有必然性在內的，在這裏，我們還是不去做哲理思辨吧。

乾隆19至25年（1760年）《紅樓樓》手抄本開始流傳，流傳之初就已引起轟動，產生了深遠的社會影響。程偉元在整理出版《紅樓夢》時爲之作序，序中有這樣的記述：“《紅樓樓》最初是以抄本流行，抄一部，賣幾十兩銀子，也有人買，而且不脛而走”。有學者考證乾隆後期、嘉慶年初《紅樓夢》問世，應指程甲本的出現。郝懿行《曬書堂筆錄》記載，“乾隆嘉慶間入都，見人家案頭必有一本《紅樓夢》”，可見其當時在社會上傳播之廣泛。自《紅樓夢》手抄本流行以來，甚至在曹雪芹創作《紅樓夢》的過程中，對《紅樓夢》的評批即隨之出現，早期抄本的評批者就不只一人，多是曹雪芹生前親朋故友圈子內的人，即曹雪芹在悼紅軒“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纂成目錄，分出章回”的過程中，就已在自己的親朋好友中點評傳閱，並由他們流傳開去，遂使這一作品“不脛而走”、爭相傳抄而得以廣泛傳播。參與早期抄本評批的主要有脂硯齋、畸笏叟、棠村、梅溪、鬆齋等人，批語分眉批、行間側批、雙行夾批等，數量達八千條之多，牽涉到《紅樓夢》的思想、藝術、作者家世、素材來源、人物評價，後人將這些批語統稱爲脂評，而非指脂硯齋一人所批。脂評是我國明清以來民間學術轉向治小說洪流中的一個重要分支，它和其它小說的評批如李卓吾評、金聖嘆《水滸傳》評、毛宗崗父子批《三國演義》、葉朗批《西遊記》、張竹坡評《金瓶梅》等一樣，是我國古典小說早期重要的文藝批評形式，其特點是附綴於各小說的文字之上，沒有形成獨立的形態。

脂評後的《紅樓夢》研究，一是順着評點派的方向發展，相繼出現瞭如王希廉、張新之、姚燮等爲代表的《紅樓夢》評點，方法並無大的變化，內容着眼於文章作法，觀點或有創新或爲迂腐；二是向獨立的文藝批評方向發展，即區別於評點派的附綴形式，而對《紅樓夢》的研究獨立成文，獨立成書，並以早期評紅專著的形式行世，代表作有周春的《閱紅樓夢隨筆》、二知道人的《紅樓夢說夢》、苕溪漁隱的《癡人說夢》、諸聯的《紅樓評夢》等，內容兼及評點和索隱，批評理論並無突破和創新。三是朝着索隱派的方向發展，晚清以龔自珍、魏源爲代表的今文經學復興，曾受此影響的還有革新派康有爲、梁啓超等，而蔡元培師承康有爲，他們注重義理闡釋，追索微言大義。後有蔡元培、王夢阮、沈瓶庵、鄧狂言等人把這種治學方法運用於《紅樓夢》的研究，成爲盛行於清末民初的《紅樓夢》研究派別，代表作有《石頭記索隱》、《紅樓夢索隱》、《紅樓夢釋真》等。四是呈現多頭並進的發展趨勢，縱觀從《紅樓夢》手抄本問世至20世紀之初的《紅樓夢》研究，除上述評點、專論、索隱三個方向外，還有吟詠、探佚、考證、續書等方向也有發展，呈現多角度、多層次、多方向並進之勢，各類相關文獻的出現呈噴涌之態。

自《紅樓夢》問世以來，對它的研究從未停歇，但“紅學”一詞的出現卻相對較晚，且有着調侃的意味，這與其它學科名稱的出現有着很大的區別，它不是學科知識積累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結果，它不同於現代意義上的學科劃分，且不完全符合現代學科劃分的一般規律，它只是關於一部中國古典文學作品的相關學問。有關紅學一詞，清代李放的《八旗畫錄》中記載：“光緒初，京朝上大夫尤喜讀之，自相矜爲紅學雲。”清朝仍採用科舉取仕，上層社會以講求經學爲風尚，《慈竹居零墨》和《清稗類鈔》中有着相似的記載，有個叫朱子美的人，不攻《四書》、《五經》，偏好小說。自言“平生所見說部有八百餘種，而尤以《紅樓夢》最爲篤嗜”。有人問他“治何經”，他說他所治的經，比起一般的經少“一橫三曲”。繁體字的“經”字去掉“一橫三曲”，即爲紅字。這個故事流傳開來，紅學一詞就誕生了，成爲研究《紅樓夢》相關學問的總稱。這一故事調侃意味雖濃，卻也反映出當時官方講求經學的風尚，正在向治小說轉變。

紅學一詞出現之初，並未對《紅樓夢》研究造成大的影響，但在19與20世紀之交，以及整個20世紀全程，紅學一詞，在中國現當代學術界使用頻率之高，研究之紅火，文獻之豐富，論爭之激烈，其它任何類別的學術研究均無法與之相比。紅學與甲骨學、敦煌學稱爲20世紀中國三大顯學，但若從對當時中國社會及生活的影響來講，紅學則尤其顯赫而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