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太史公自序原文及譯文

導語：《太史公自序》是西漢史學家司馬遷創作的一篇文言文，收錄於《史記》中。是《史記》的最後一篇，是《史記》的自序，也是司馬遷的自傳，人們常稱之爲司馬遷自作之列傳。下面是史記太史公自序原文及譯文。歡迎閱讀及參考！

太史公自序

兩漢：司馬遷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

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餘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子，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弊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溪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故曰‘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爲善，爲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

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鹹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餘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採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餘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餘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

於是論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嘆曰：“是餘之罪也夫。是餘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自黃帝始。

譯文

太史公說：“我的父親生前曾經說過：‘自周公死後，經過五百年纔有了孔子。孔子死後，到今天也有五百年了，有誰能繼承聖明時代的事業，修正《易傳》，續寫《春秋》，本於《詩經》、《尚書》、《禮記》、《樂經》的嗎？’”他老人家的意思是把希望寄託在我的身上呀！寄託在我的身上呀！小子怎麼敢推辭呢！

上大夫壺遂說：“從前，孔子爲什麼要寫《春秋》呢？”太史公說：“我曾聽董生說過：‘周朝的政治衰落破敗之時，孔子出任魯國的司寇，諸侯害他，大夫們排擠他。孔子知道他的建議不會被接受了，他的政治主張再也行不通了，於是評判二百四十二年曆史中的是是非非，以此作爲天下人行動的準則，貶抑天子，斥退諸侯，聲討大夫，以闡明王道。’孔子說：‘我想把我的思想用空話記載下來，但不如透過具體的歷史事件來表現更加深刻、明顯。’《春秋》，從上而言，闡明瞭夏禹、商湯、周文王的政治原則；從下而言，辨明瞭爲人處事的綱紀，分清了疑惑難明的事物，判明瞭是非的界限，使猶豫不決的人拿定了主意，褒善貶惡，崇敬賢能，排抑不肖，儲存已經滅亡了的國家，延續已經斷絕了的世系，補救政治上的弊端，興起已經荒廢的事業，這些都是王道的重要內容。《易經》顯示了天地、陰陽、四時、五行的相互關係，所以長於變化；《儀禮》規定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故長於行動；《尚書》記載了上古先王的事蹟，所以長於從政；《詩經》記載了山川、溪谷、禽獸、草木、雌雄、男女，所以長於教化；《樂記》是音樂所以成立的根據，所以長於調和性情；《春秋》明辨是非，所以長於治理百姓。因此，《儀禮》是用來節制人的行爲的，《樂記》是用來激發和穆的感情的，《尚書》是用來指導政事的，《詩經》是用來表達內心的情意的，《易經》是用來說明變化的，《春秋》是用來闡明正義的。把一個混亂的社會引導到正確的軌道上來，沒有比《春秋》更有用了。《春秋》全書有數萬字，其中的要點也有數千。萬物萬事的分離與聚合，都記在《春秋》裏了。《春秋》中，臣殺君的有三十六起，亡國的有五十二個，諸侯四處奔走仍然不能保住國家政權的不計其數。觀察他們所以會這樣的原因，都在於失去了根本啊！所以《周易》說‘失之毫釐，差之千里’。因此說，‘臣殺君，子殺父，不是一朝一夕才這樣的，而是長時期逐漸形成的’。所以，一國之君不可以不知道《春秋》，否則，當面有人進讒他看不見，背後有竊國之賊他也不知道。身爲國家大臣的不可以不知道《春秋》，否則，處理一般的事情不知怎樣做才合適，遇到出乎意料的事變不知用變通的權宜之計去對付。作爲一國之君和一家之長卻不懂得《春秋》中的道理，一定會蒙受罪魁禍首的惡名。作爲大臣和兒子的不懂得《春秋》中的道理，一定會因爲陰謀篡位和殺害君父而被誅殺，得一個死罪的名聲。其實，他們都以爲自己在幹好事，做了而不知道應該怎麼做，受了毫無根據的批評而不敢反駁。因爲不通禮義的宗旨，以至於做國君的不像國君，做大臣的不像大臣，做父親的不像父親，做兒子的不像兒子。做國君的不像國君，大臣們就會犯上作亂；做大臣的不像大臣，就會遭到殺身之禍；做父親的不像父親，就是沒有倫理道德；做兒子的不像兒子，就是不孝敬父母。這四種行爲，是天下最大的過錯。把這四種最大的`過錯加在這些人身上，他們也只能接受而不敢推託。所以《春秋》這部書，是關於禮義的主要經典著作。禮的作用是防患於未然，法的作用是除惡於已然；法的除惡作用容易見到，而禮的防患作用難以被人們理解。”

壺遂說：“孔子的時代，國家沒有英明的國君，下層的賢才俊士得不到重用，孔子這才寫作《春秋》，流傳下這部用筆墨寫成的著作來判明什麼是禮義，以代替周王朝的法典。現在，您太史公上遇英明的皇帝，下有自己的職守，萬事已經具備，都按着適當的順序進行着，太史公所論述的，想要說明什麼宗旨呢？”

太史公說：“對，對！不對，不對！不是這樣的。我曾從先父那裏聽說：‘伏羲最純樸厚道，他創作了《周易》中的八卦。唐堯、虞舜時代的昌盛，《尚書》上記載了，禮樂就是那時製作的。商湯、周武王時代的興隆，古代的詩人已經加以歌頌。《春秋》歌頌善人，貶斥惡人，推崇夏、商、週三代的德政，頌揚周王朝，並非全是抨擊和譏刺。’自從漢朝建立以來，直到當今的英明天子，捕獲白麟，上泰山祭祀天地之神，改正曆法，更換車馬、祭牲的顏色。受命於上天，德澤流佈遠方，四海之外與漢族風俗不同的地區，也紛紛透過幾重翻譯叩開關門，請求前來進獻物品和拜見天子，這些事說也說不完。大臣百官盡力歌頌天子的聖明功德，但還是不能把其中的意義闡述透徹。況且，賢士不被任用，這是國君的恥辱；皇上英明神聖而他的美德沒能流傳久遠，這是史官的過錯。況且，我曾經做過太史令，如果廢棄皇上英明神聖的盛大美德不去記載，埋沒功臣、貴族、賢大夫的事蹟不去記述，丟棄先父生前的殷勤囑託，沒有什麼罪過比這更大了。我所說的記述過去的事情，整理那些社會傳說，談不上創作，而你卻把它同孔子作《春秋》相提並論，這就錯了。”

於是編寫《史記》。過了七年，我因“李陵事件”而大禍臨頭，被關進了監獄。於是喟然長嘆：“這是我的罪過啊！這是我的罪過啊！身體被摧毀了，不會再被任用了！”退居以後又轉而深思：“《詩經》和《尚書》辭意隱約，這是作者要表達他們內心的思想。從前文王被囚禁在羑里，就推演了《周易》；孔子在陳國和蔡國受到困厄，就寫作《春秋》；屈原被懷王放逐，就寫了《離騷》；左丘明眼睛瞎了，這纔有了《國語》；孫臏遭受臏刑之苦，於是研究兵法；呂不韋謫遷蜀地，後世卻流傳着《呂氏春秋》；韓非子被囚禁在秦國，《說難》、《孤憤》才產生；《詩經》三百零五篇，大多是古代的聖賢之人爲抒發胸中的憤懣之情而創作的。這些人都是意氣有所鬱結，沒有地方可以發泄，這才追述往事，思念將來。”於是，終於記述了唐堯以來的歷史，止於獵獲白麟的元狩元年，而從黃帝開始。

史記太史公自序讀後感

我沒退休以前經常出差，而且多數是長差，往往數月不能回家一次。那時候沒有手機，也沒有電腦，更沒有網絡，只有從家裏帶去的書，朋友間互相傳換着看。我工餘看完自己的書，借讀朋友帶來的《史記》，立即被吸引住了。《史記》共有130卷，最後一卷是《太史公自序》，我先看序言。序言首先敘述司馬氏世系及其父司馬談的論諸子百家的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六大家要旨；其次敘述自身經歷及創作興趣和目的；最後對史記每一篇做出非常簡明扼要的略述。

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是太史公，臨終遺言司馬遷：“餘死，汝必爲太史；爲太史，無忘吾所欲論着矣。……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餘爲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餘甚懼焉，汝其念哉！”父親遺願，是司馬遷著《史記》的動因之一。其父偏重道家、主張無爲無不爲。司馬遷除了家學淵源，還師承董仲舒，推崇孔子，尤其推崇《春秋》大義，將自己著作定位爲承接孔子之《春秋》的新經典。這是司馬遷心中的理想，也就成爲編纂《史記》的內在驅動。《史記》實際上是司馬遷理想中的新經學，卻成爲中國第一部“正史”。司馬遷雖尊孔，但他並不承認儒家的獨尊地位，他還同時接受了各家特別是道家的影響。他的思想中有唯物主義因素和批判精神，特別由於自身的遭遇，更增加了他的反抗性。 爲了寫出第二部《春秋》，司馬遷在自序中說自己：“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規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厄困鄱、薛、彭城，過樑、楚以歸”。於是“乾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以後又因侍從武帝巡狩、封禪，遊歷了更多的地方。這些實踐活動豐富了司馬遷的歷史知識和生活經驗，擴大了司馬遷的胸襟和眼界，更重要的是使他接觸到廣大人民的經濟生活，體會到人民的思想感情和願望。這對他後來著作《史記》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司馬遷繼任爲太史令，他以極大的熱情來對待自己的職務，“絕賓客之知，亡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並開始在“金匱石室”即國家藏書處閱讀、整理歷史資料。這樣經過了四、五年的準備，在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他主持了改秦漢以來的顓頊歷爲夏曆的工作後，就開始了繼承《春秋》的著作事業，即正式寫作《史記》，實踐他父親論載天下之文的遺志。正當司馬遷專心著述的時候，巨大的災難降臨在他的頭上。爲說李陵投降出於一時無奈，必將尋機報答漢朝，而獲罪下“蠶室”，受“腐刑”。爲完成自己著作的宏願，他從“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等先聖先賢的遭遇中看到自己的出路，於是“就極刑而無慍色”，決心“隱忍苟活”。他“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對自己不幸遭遇的憤怒和不平，使他的著作事業得到了更大的力量。

讀完《史記-太史公自序》收穫頗豐，從中汲取許多營養，給我繼續學習以巨大力量。我雖然已經老眼昏花，但是將依舊堅持不斷地學習學習再學習。 後來我自己買了一本合訂簡本《史記》，每卷後面有唐人司馬貞寫的《索引述贊》，還是前人寫的言簡意全，此卷述贊是：太史良才，寔纂先德。周遊歷覽，東西南北。事核詞簡，是稱實錄。報任投書，申李下獄。惜哉殘缺，非才妄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