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公共政策有關的論文

想要寫一篇關於公共政策的論文嗎？那麼應該如何寫好與公共政策有關的論文呢？下面是小編分享給大家的與公共政策有關的論文，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摘要：問題是時代的聲音。馬克思主義的內在規定性就要求大家以哲學的思維方式來把握時代、把握時代問題。在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實踐中，由於公共政策的失靈，使得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都表現出了不同的問題，但究其原因就在於權力的異化導致了公共政策的失靈。

　關鍵詞：公共政策;社會利益;問題;研究

一、權力異化是根本原因

經濟人理論認爲，謀求自身利益是人類與身俱來的本能和意願，而經濟人實質就是指把個人利益的最大化當作個人做事最基本出發點的人，他不惜犧牲任何別的東西，追求的是自身效用的最大化。經濟人內涵在經過幾個階段的發展後得到成熟，在經濟人適用範圍上作出重大突破的是上世紀 70年代崛起的公共選擇學派。傳統經濟學總是將政治過程與經濟過程割裂開來，在分析私人活動與公共活動時使用着兩套截然不同的假定：在私人經濟領域裏，驅使個人行爲的動機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在公共領域裏，政府卻是超越一切私利之上、專求社會福利的超然組織，政治家和政府官員都是大公無私的聖人，是以促進公共利益爲唯一目的的“公共人”。[1]基於對政治和經濟領域內人性的不同假設，當經濟市場由於人的自利性導致失靈的時候，那麼就需要大公無私的政府來介入，以矯正市場的缺陷。凱恩斯主義主張政府幹預就是這種假設的產物。凱恩斯主張政府透過公共政策對市場全面干預，結果卻引發了上世紀 70 年代西方國家的滯脹現象。這不得不引起人們的反思：政府是否真是專求社會福利的超然組織?政治家與政府官員是否真是一心爲公的聖人?正是在這種反思過程中，公共選擇學派應運而生。公共選擇學派把“經濟人”假設應用於政治領域，認爲個人在政治活動和集體選擇過程中，同樣追求的是利益和效用的最大化。布坎南指出：沒有理由相信，同一個人，在私人領域或經濟活動中，追求個人利益及其最大化，而到了公共領域，或政治活動中則追求公共利益及社會利益的最大化。[2]

在現實生活中，不同的組織、羣體、階層乃至每一一個個人都會有自身的利益訴求，這些利益訴求完全不同，包括政府自身也不例外。恰如哈佛著名教授亨廷頓所言：“政府機構也有其自身的利益考量，這些利益考量不僅存在，而且還很實在。諸如：總統的利益是什麼，參議院的利益是什麼，衆議院的利益是什麼，最高法院的'利益是什麼?”[3]

在追逐自身利益的過程中，政府爲了其效用的最大化，極有可能出現“權力自肥”和尋租的後果，這就導致了公共政策目標的偏離，從而引發一系列嚴重後果。作爲政府機構中的行政管理人員，其具有雙重屬性：一面是“社會人”，一面是“經濟人”。從“社會人”的屬性出發，政府機構中的行政管理人員履行工作職責同樣存在着基本的交換關係，他們用自身的勞動來獲取個人的進步和自身價值的實現以及周圍人羣的認可和尊重;從“經濟人”的屬性來看，政府機構的行政管理人員履行工作職責則是同樣是爲了獲得與自身勞動付出相匹配的經濟報酬或者補償，但是由於其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他們往往會想方設法得到遠遠超出自己付出勞動甚至根本就不是自己所得的那一部分利益。

二、公共政策失靈的原因

1.政策制定過程科學化不高

如上文所述，在現實社會生活中，每一個羣體、階層、個人都有着各自不同的利益訴求，在他們這些利益訴求之間，既有追求共同利益的一般，也有謀求自身利益的特殊。17、18世紀的思想家，如霍布斯等人很早就告訴我們，如果任由人們依靠自身的強力或者暴力來實現對資源的分配，那麼終將會出現會一個弱肉強食的叢林社會，毫無公平和正義可言。爲了保證人類社會的有序和正常繁衍，人們必須公平、公正地將各種利益資源進行分配，現實生活中，各個不同的利益羣體、階層和個人，都有參與和影響公共政策制定過程的衝動，爲了獲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他們可能會想方設法，透過各種手段和途徑，利用各種資源，來完成與其他利益不同體的博弈、合作和競爭，最終實現利益的相對均衡。

當今時代，全球化、資訊化浪潮疊加，資訊化已經成爲全球發展的主流趨勢。在現實生活中，由於一些歷史的原因，現行的政策制定過程中，經常會偏離一些規範化的程序和形式，或多或少地出現憑藉決策主體即領導說了算、一言堂的現象。

2.公民參與度不高

現代民主政治的根本和實質就在於公民的政治參與，它也是政治文明發展與否的重要標識，“公共政策是對全社會的價值做有權威的分配”，在這個價值調整過程中， 涉及到每位公民的利益， 所以政府政策的公共性體現爲政府的政策爲公共服務的程度或者說是政府符合公共利益的程度。[4]然而我國政府政策的公共性往往不足，強勢羣體在政策制定過程中，往往能夠透過自身的優勢諸如經濟實力、社會關係、社會輿論資源等因素來影響、左右公共政策。

3.制度的缺失或無效

公共權力能否正常行使決於決策的科學與否，而科學理性的決策的關鍵就在於數據資訊的準確和實時以及決策程序的規範和科學。但是在實際的公共管理過程中，由於公共事務自身的不確定性和複雜性，有時對於資訊的可靠性和準確性都無法進行判斷，也就不可能有時間按照規範化的程序來進行可行性分析，而必須“摸着石頭過河”，這也導致了決策主體往往會聽從於自己的經驗才猜測、預判事物的發展，從而做出一種有限的理性選擇，最終就可能偏離政策目標。

三、公共政策失靈的防範

1.培育公民社會是基礎

公民社會其實質就是促進每一個公民個體自身權利意識的覺醒，進而擴大公民政治參與。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過程中，由於各種社會關係的大變革、大調整，使得當下公民政治參與的意識逐漸被激發和擴大。各個不同的利益主體經常會透過政治體制來實現自身的利益的維護，從而自覺不自覺地透過各種形式進入現代政治的執行過程之中。這一進程具有革命性的意義，它使得建立在過去數千年農業文明、自然經濟基礎上的“臣民意識”(它以高度的權威和絕對依附爲基本特徵)轉變發展成爲了當下的“公民意識”(它強調獨立、自主、自治能力)，透過契約、法治不斷地重塑國民的政治人格，進而培育出公民的政治責任感和公共精神。它強調透過規範程序讓公民積極廣泛地參與進國家的政治生活中，並維護其自身正當合理的政治訴求、經濟訴求，最終希望透過對政治系統的影響來實現自身的利益在這樣的政治參與過程中，公民由此而形成的平等、責任、自由、民主和權利等意識終將內化成爲個體心理深層的生活方式和行爲習慣，從而培育出自由理性、民主參與和具有公共情懷的公民意識。公民社會中，人們對於公共權力將會採用一種理性的目光，相信公共權力來源於自身，而非天賜或者其他政治生活、公共權力的行使都將建立在大多數人同意和契約的基礎之上，而非少數人的旨意。   2.制度創新是有效途徑

在各個利益羣體的政策博弈中，公共政策的最終制定都將由所有參與者的互動來決定。因此，一個好的制度將很好地保證結果的最大公平性。作爲防範公共政策失敗的有效途徑，制度創新的作用首先體現在制度是一切公共政策實行的最低保證，沒有制度作爲政策 ，尤其是同基本國情、時代特點相配合的整套制度，公共政策都缺乏有力的支撐;其次，制度使公共政策的土壤，不可能離不開制度的規範和約束;最後，公共政策的失靈爲制度創新提供了前車之鑑，可以防止新一輪的政策失靈，從而最終建立公共政策走向成功的長效機制。

3.提高政府行政管理人員的道德責任是必要手段

政府行政管理人員的職業化是當前世界發展的主流，作爲一個特殊的職業羣體，政府行政管理人員擁有公共權力並行使公共權力。而公共權力來源的社會性決定了他們可以操控着整個社會的每個方面。行政人員和公共權力之間的職業關係，使得行政人員這個羣體具備了天生的特殊性，和其他職業的人員相比，也有着根本的不同。公共權力是行使支配性權力，這樣的支配是其他任何職業所不具備的。因此，政府行政管理人員理所當然應該具備理性和道德的雙重屬性。因爲其具有理性，因此，他們有追逐自利的動機，但是，因爲理性和道德的約束，他們更應當追求最大化的公共利益。保護公民的基本權利，保障和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這纔是政府最基本的職能和工作。

對於行政管理人員道德意識的培養，必須要緊急結合當前社會發展的實際，分析新情況，總結新特點，有針對性建構一種新型的現代行政文化。文化對於人及其價值觀、世界觀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行政文化也不例外。由於一些歷史的原因，官本位、人治文化至今仍充斥於當代中國的行政文化當中。所以要重構現在的行政文化，必須從根本上破除這些腐朽的文化。

參考文獻：

[1]張紅.政府的“經濟人”特性研究[J].經濟與管理， 2003 ( 11) ： 52

[2]陳振明.公共管理學[D].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3. 203， 208

[3] [美] 尼考勞斯.扎哈里亞迪斯. 比較政治學： 理論與方法[ M]. 歐陽景根， 譯.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8：321.

[4] 李景鵬. 論政府公共性 [ J] . 天津社會科學， 2002(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