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騷》具體分析

《離騷》先從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政治遭遇寫起，然後再否決自己退隱獨善的閃念，表明自己決不變心的愛國熱情。

屈原是詩國的一顆巨星，遠在衆星之前，它出現在我國詩歌史上，成爲無數後繼者所仰慕的風範。他的不朽之作──《離騷》，震古爍今，千百年來深深地震撼着人們的心靈，成爲我國詩歌史以至世界詩史上，最爲激動人心而具有“永久的魅力”的篇章。

偉大、優秀的藝術，自有其永恆的生命力，自是美的無盡藏。歌德說：“優秀的作品無論你怎樣探測它，都是探不到底的。”是的，多少年來人們讀《離騷》，人們認識它，分析它，開掘它，只要是一個態度嚴肅者，真正的渴求者，似乎都不曾空手而返過。它給人以“真”的啓迪，“善”的激勵，“美”的享受。它是那樣完美而豐富，古老而常新，“逸響偉辭，卓絕一世”，“衣被詞人，非一代也。”

“離騷者，猶離憂也”，這是司馬遷對《離騷》題義的解釋。“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這是他對詩篇創作動力的說明，也是對長詩《離騷》感情基調的詮釋。屈原爲了振興邦國，實行“美政”，“竭忠盡智，以事其君”，但卻“信而見疑，忠而被謗”，遭讒遠逝。他滿懷“存君興國”之志，卻喚不醒昏庸之主，眼看楚國兵挫地削，危亡無日，自己卻竟被疏失位，救國無門。這對於一位憂國憂民的愛國志士來說，能無怨乎?詩中有云：“餘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脩之數化”，又云：“曾歔欷餘鬱邑兮，哀朕時之不當;攬茹蕙以掩涕兮，霑餘襟之浪浪”，最後說：“既莫足與爲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離騷》正是詩人蘊藏着滿腔愛國激情，飽含着血淚寫成的一首悲傷怨憤之歌，讀之令人摧肝裂膽，撼人心魄。

《離騷》一詩素稱難讀，這除了南楚的方言、歷史、神話、風物帶來的某些理解上的障礙之外，主要由於全詩感情迴環激盪，反反覆覆，脈絡不易掌握。誠然，《離騷》是一首規模宏偉的長詩，凡二千四百七十七言，三百七十三句(從洪氏說刪去“曰黃昏以爲期，恙中道而改路”二句)，它既是一首自敘傳性的長篇政治抒情詩，而又帶有某些神話色彩和事件敘寫以及情節因素。因此，對於《離騷》一詩，我們只有首先從整體上進行把握，纔有可能深入到它的思想、藝術深處，發掘出它深邃的思想和偉大的藝術創造。

長詩《離騷》，敘寫了詩人自己的某些生平經歷，從而說它帶有自敘傳的性質，但它又具有大量的超現實的描寫，在自我形象中滲入了濃重的神話因素。詩中的構思，具有某些情節性，但也並非是客觀的、真實生活經歷的敘寫，而完全是主觀想象的飛騰。這一切都說明長詩《離騷》是一篇浪漫主義的抒情之作，而不像有人所理解的那樣是一篇自傳體的敘事詩。也就是說我們讀長詩《離騷》，特別應該把握的是它的 “情”，是詩人內心世界活動的起伏，以至由此而展開的全部豐富性和貫穿於全詩的藝術特質。

貫穿於《離騷》長詩中的“情”，即司馬遷所說的“怨”情，更確切地說就是一股忠怨之情。詩人身處戰國時期新舊交替的激烈變化時代，他的父母之邦，他所熱愛的祖國，原本是一個強大富庶的國家，在羣雄並峙之中，曾居於盟主地位，有着統一天下的諸多條件。但自楚悼王變法失敗以後，國政受舊貴族的把持，日非一日。至屈原所生活的懷王時期，由於內政不修，外有強秦壓境，已處於岌岌可危的地步。屈原是一位“博聞強志，明於治亂”的政治家，是一位有理想、有遠見和剛正不阿的愛國志士。他出於對祖國命運的擔憂，滿懷忠貞之志，企圖革新政治，振興楚國。但他的一片赤忠之心，卻得不到理解。最初他曾一度受到楚王的信任，擔任左徒要職，推行新政;誰料正當他忠心耿耿，報效祖國之際，卻因爲觸犯了舊貴族的利益，而謠諑蜂起。“衆女嫉餘之蛾眉兮，謠諑謂餘以善淫”。羣小逞技，而楚王不察，竟遭讒見疏。他怨忿楚王之“數化”，“不寤”;怨忿“黨人”之“貪婪”、“工巧”，怨忿“衆芳”之“蕪穢”、變節、墮落。最使他感到哀傷怨忿的，是他目睹祖國的日趨危亡，而自己卻被剝奪了報效祖國的機會，“豈餘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閨中既已邃遠兮，哲王又不寤”。做爲一個“忠而被謗”，愛國獲罪，眼看祖國瀕臨險境而又“救國無門”的人，該是有怎樣的一種激怨之情啊!於是詩人的感情猶如火山爆發，迸射而出，鑄就這篇積忿幽深、摧人肝膽的長篇詩作──《離騷》。

忠怨之情是長詩《離騷》的一條主線，而從全詩結構上看，則可以分爲兩大層次，即從開篇到“豈餘心之可懲”，可以視爲詩篇的前半部分，這一部分主要寫詩人矢志報國，高潔自守所遇到的矛盾和不公正的待遇，充分表現了抒情主人公與楚國黑暗現實的衝突;從女嬃的責難至篇末，則主要寫詩人遭到迫害以後，繼續求索的精神和所引動起來的內心衝突，以至於最後的抉擇。從藝術手法來說，前半部分雖然也有藝術誇張，並運用了許多象徵手法，但基本上是詩人現實生活的經歷，是實寫;而後半部分，則主要把熾烈的感情化爲超現實的想象，表現了詩人的心路歷程，表現了一個苦悶的靈魂，上天下地的求索精神，是虛寫。

掌握了長詩《離騷》這一結構層次，我們再來具體分析一下它的內在邏輯，亦即詩篇中抒情主人公的思想感情軌跡，以及起伏於全詩中的細微的心理描寫。

長詩《離騷》的開端就是很奇特的。詩人首先以十分莊重而自矜的口吻，自敘了高貴的出身，奇異的生日，以及由於父親對自己莫大期望而賜予的“美名”。前人分析說：“首溯其本及始生之月日而命名命字，鄭重之體也。”(清顧天成《離騷解》)誠然，開篇起始的八句，感情是很肅穆的，含蘊是深邃的。他強調自己與楚王同宗共祖(“帝高陽之苗裔”)，意在表明自己對楚國的興亡負有義不容辭的責任，同時也爲他的至死不能去國埋下了伏線。他自道奇異的生辰，美好的名字，也正是在表現他的尊貴不凡和具有崇高的理想。“名餘曰正則兮，字餘曰靈均”。正則，正道直行，嚴於律己;靈均，稟賦良善，公平均一。這是親人對他的期望，也是他一生所恪守的信條。總之，這起始的八句，就爲他一生的自尊自重自愛(“忽馳騖以追逐兮，非餘心之所急”，“寧溘死以流亡兮，餘不忍爲此態也”，“民生各有所樂兮，餘獨好修以爲常”)定下了基調。接着詩人表白了自己的品德、才能和理想，並以萬分急迫的心情表達了自己獻身君國的願望。

“汩餘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

這是對自己的。他擔心時光飛逝，自己爲國家做不成事業。因此他不滿足於先天的“內美”，還“重之以修能”，朝夕充實、提高自己，以便奉獻於祖國。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這是對楚王(“美人”)。他擔心楚王不能及時奮進，耽誤了楚國的前途。兩個“恐”字，充分表達了詩人對國事的危機感，特別是詩人爲祖國的前途而焦慮，爲祖國的'命運而擔憂的急迫心情。他寄希望於楚王，他勸導楚王“撫壯而棄穢”，願爲楚王“導夫先路”，希望日益衰敗的楚國，重新振興，恢復到開國盛世的那種局面：

“豈餘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但詩人的這一片赤忠之心，卻並沒有得到應有的理解和支援。相反的卻因觸犯了守舊貴族的利益，而招來了重重的打擊和迫害。詩篇展現了楚國社會的一片令人窒息，令人憤慨的圖景。楚王昏庸不察，信讒多變(“荃不察餘之中情兮，反信讒而怒”，“初既與餘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羣芳”(培植的人才)隨風轉舵，墮落變質(“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朝廷羣小“貪婪”、“嫉妒”，蔽美稱惡，無所不爲。黑暗的現實構成了“歷史的必然要求”與詩人的愛國理想 “不可能實現”的悲劇性的衝突。詩人於是感到苦悶、孤獨、憤懣，以至強烈的失望。但詩人是堅決不屈服的，在詩篇中他反覆申說了對自己的理想、信念和人格操守至死而不悔的決心：“亦餘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寧溘死以流亡兮，餘不忍爲此態也”，“民生各有所樂兮，餘獨好修以爲常;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餘心之可懲”。詩人是要誓死堅持自己的理想和信仰，誓死保持自己人格的清白的。

但長詩並未就此結束，黑暗的現實，巨大的苦悶，迫使詩人由現實進入幻境。“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從而全詩轉入了第二部分。

堅貞的靈魂需要戰勝誘惑。與常人一樣，在失敗的極端痛苦中，詩人的內心矛盾也是激烈的。在自己的理想不被理解，而且慘遭迫害的情況下，還應不應該堅持自己的原則和永無反悔的態度?在不被自己的祖國所容的情況下，應不應出走遠逝，到他國尋求知音，展示自己的才能抱負?詩人透過女嬃、巫咸、靈氛這些虛構的人物，以及他們的勸說，把自己的內心衝突和抉擇形象化了，從而向我們展示出了一顆經過煉獄的考驗，而更加潔白無疵的偉大的靈魂。

女嬃用“婞直以亡身”的歷史悲劇來規勸他，勸他放棄執守，與世浮沉。這與詩人“依前聖以執中”的堅持真理的態度是矛盾的，實際也是對詩人既往鬥爭生活的否定。這一內心衝突是激烈的。這個矛盾怎樣解決呢?他需要歷史的反思，需要公平的仲裁。於是他借“就重華而陳詞”，重溫了夏、商、周曆代的興亡史，並以壯烈的心情回顧了前朝那些爲正義而鬥爭者的命運。這種再認識不僅增強了他原有的信仰和信念，同時更激發起他繼續奮鬥的勇氣和寧死不悔的壯烈胸懷：

“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阽餘身而危死兮，覽餘初其猶未悔。不量鑿而正枘兮，固前修以菹醢。”

戰勝了世俗的誘惑，他的內心世界得到了暫時的平衡。於是他在新的認識的基礎上，滿懷激情地進行了新的“求索”。這樣，詩篇又展現了一個再生的靈魂爲實現理想而頑強追求的動人情境。詩中寫他不顧天高路遠，駕飛龍，歷崑崙，渡白水，登閬風，遊春宮，上叩天門，下求佚女，他在求索什麼呢?他要喚醒楚王，他要挽救國運，他要尋求再次能有獻身於祖國事業的機會。但楚國的現實太黑暗了，他遭到了冷遇，受到了戲弄，結果以困頓、失望而告終：

“世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閨中既已邃遠兮，哲王又不寤。”詩人完全陷入到絕望的悲哀之中：“懷朕情而不發兮，餘焉能忍與此終古!”詩人本是把自己的命運完全與祖國貼在一起的，他赤忠爲國，但卻“方正而不容”，那麼他還有什麼出路呢?出路是有的，那就是去國遠逝，去求得自身安全和前途。這無論從當時“楚材晉用”的風習上看，還是從詩人主觀的才能和現實處境上看，似乎都是可以理解的了。於是出現了第二、第三個誘惑。

“索藑茅以筳兮，命靈氛爲餘佔之”。

佔之的結果是告訴他在楚國已無出路可言，勸他離開是非顛倒的楚國，去尋求自己的前途。“思九州之博大兮，豈唯是其有女?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孰求美而釋女?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但做出這樣抉擇對詩人來說畢竟是太重大了，使他“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於是又出現了巫咸的勸說，巫咸不但同樣勸他出走，而且還以歷史上賢才得遇明主的事例，啓發他趁年華未晚而急於成行：“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恐鵜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爲之不芳!”女嬃的忠告，靈氛的勸說，巫咸的敦促，既代表了當時的世俗人情之見，無疑也是詩人在極度彷徨苦悶中內心衝突的外現，也就是堅定或動搖兩種思想鬥爭的形象化。屈原要把自己思想感情考驗得更堅定，就得透過這種種誘惑。於是在詩中詩人假設自己姑且聽從靈氛的勸告，“吾將遠逝以自疏”，決心去國遠遊。可是正當他駕飛龍，乘瑤車，奏《九歌》、舞《韶》舞，在天空翱翔行進的時候，忽然看到了自己的故鄉楚國。也就是看來一切矛盾、衝突行將結束的時候，一切又都重新開始：是就此遠離開這黑暗的已無希望的祖國呢，抑是仍無希望地留下來?詩人深沉的愛國情志再次佔了上風，“僕伕悲餘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詩人終於還是留了下來。他明知道楚國的現實是那麼黑暗，政治風浪是那麼險惡，實際上他也吃盡了苦頭，但他不能離開他災難深重的祖國，哪怕是出於幻想也不能離開。這樣，詩人又從幻想被逼入現實，悲劇性的衝突不可逆轉地引匯出悲劇性的結局。他熱愛楚國，但楚王誤解他，不能用他，楚國的羣小又兇狠地迫害他;他想離開楚國，這又與他深厚的愛國感情不能相容。最後，只能用死來殉他的理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