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文學

魏晉南北朝文學1

三曹

漢魏間曹操、曹丕、曹植三父子的並稱。他們以顯赫的政治地位與傑出的文學才能著稱於世。他們在詩歌中抒寫自己的政治抱負和亂離的社會場景，悲歌慷慨，是漢魏風骨的代表詩人，在五言詩歌發展史上處於承先啓後的重要地位。曹植被譽爲“建安之傑”。

建安七子

指東漢建安年間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等七位文學家的並稱。他們均以詩文顯赫當世，是曹魏文學集團核心成員，與三曹同爲建安時代的重要作家。其中以王粲、劉楨成就最高。

建安風骨

是對建安文學風格的形象概括。建安是漢獻帝的年號。在此前後,出現了“三曹”、“七子”、一蔡等著名作家，他們的創作多反映了亂離的社會現實，表達了統一天下的願望和對理想生活的追求。其詩歌情調慷慨悲涼，語言剛健爽朗。後人把建安詩歌的成就稱爲“建安風骨”。

《悲憤詩》

詩歌篇名。漢魏間著名女詩人蔡琰的代表作品，相傳有騷體與五言體二首。其中五言體較可信。全詩五百四十字，自述在漢末動亂中的不幸遭遇，反映了整個漢末動亂時期廣大人民，特別是婦女的共同命運，具有典型意義。全詩敘事波瀾曲折，抒情如泣如訴，有強烈的感染力。

竹林七賢

指魏晉間嵇康、阮籍、山濤、向秀、阮咸、王戎、劉伶。七位文士“相與友善，遊於竹林”，故號“竹林七賢”。

田園詩

指以田園風光和農村生活爲描寫對象的詩篇。陶淵明的田園詩，多方面描寫田園景色和農村生活，表現了農村的恬美靜穆和詩人悠然自得的心情，也表現了詩人蔘與農村勞動的感受，以及與農民的愉快交往。本來與謝靈運的山水詩異趣，但隨着南朝齊謝脁山水詩注意表現日常生活中常見的景象，田園詩與山水詩的界限遂漸漸模糊。人們一般稱盛唐“山水田園詩派”，可見其合流的趨勢。

陶謝

指東晉末宋初詩人陶淵明和謝靈運。杜甫有“焉得詩如陶謝手，令渠述作與同遊”之句，即指此二人。他們都善於描寫自然景物。但陶多寫田園，而謝多刻劃山水；陶詩語言樸實自然，謝詩則講究詞藻與對偶，崇尚綺麗，風格並不相近。

《敇勒歌》

樂府雜歌篇名。北朝民歌。敕勒歌辭系從鮮卑語譯出。北齊高歡爲周軍所敗，命斛律金唱此歌以激勵士氣。這首歌辭歌唱了草原的遼闊和牛羊的繁盛。風格異常雄渾樸質，不愧爲北朝樂府民歌的代表作品。

志怪小說

志怪，就是記錄怪異，主要指魏晉時代產生的一種以記述神仙鬼怪爲內容的小說，也可包括漢代的同類作品。志怪小說是受當時盛行的神仙方術之說而形成的侈談鬼神、稱道靈異的社會風氣的影響之下形成的。志怪小說的內容很龐雜，大致可分爲三類，炫耀地理博物的瑣聞如東方朔《神異經》等；記述正史以外的歷史傳聞故事如託名班固的《漢武故事》等；講說鬼神怪異的迷信故事如東晉幹寶《搜神記》等。志怪小說對唐代傳奇產生了直接的影響。

志人小說

是指魏晉六朝流行的專記人物言行和記載歷史人物的傳聞軼事的一種雜錄體小說，又稱清談小說、軼事小說。數量上僅次於志怪小說。是在品藻人物的社會風氣影響之下形成的。著名的有《笑林》、《世說新語》等。志人小說和其他小說一起，開啓了後世小說之先河。

《搜神記》

一部用筆記體裁編寫的志怪小說集。二十卷。東晉幹寶作。所記多神靈怪異之事，作者意在闡明“神道之不誣”。但亦儲存了不少優秀的神話傳說及民間故事。其中一些作品揭露統治階級之罪惡，表達人民之願望，另有一些故事讚美了勞動人民勤勞、勇敢、善良、智慧等優秀品質，還有一些愛情故事表現了青年男女在封建禮教的重壓下的痛苦和對愛情的執着追求，這對唐人的傳奇和俗體文學有重大影響。

《世說新語》

南朝劉義慶編，樑劉孝標註的一部筆記體軼事小說名。全書分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等三十六門，主要記載漢末至東晉的遺聞軼事，對當時士族思想、生活和清談放誕的風氣多所反映。雖有消極因素，但批判黑暗，諷刺奢淫，讚揚智慧，表彰善良，亦復不少。語言精煉，韻味雋永。對後代筆記文學頗有影響。

魏晉南北朝文學2

摘 要：“遊覽”作爲一個文學主題，最早見於樑代蕭統的《文選》。《文選》分別在賦、詩中設此類別，並收錄相應作品。可見，當時人們已對遊覽活動、自然景物進行有意識的關注。而魏晉南北朝時期遊覽文學興起也有其自身原因。主要有三個方面：1.當時人們生活趨於多樣，人們審美趣味的提高，道家玄學、佛教兩家思想的影響。

關鍵詞：魏晉南北朝；遊覽；原因

遊覽作爲文學題材，首見於昭明太子《文選》。《文選》在所選詩賦中設立“遊覽”類別。賦中“遊覽”有3首，涉及遊走活動的賦作類別還有京都賦、郊祀、畋獵、紀行、宮殿、江海、物色。詩中“遊覽”有23首，涉及遊走活動的詩作類別還有公宴、祖餞、行旅等。這些詞都涉及人的遊走活動，而且暗含人對周圍景物的觀覽活動。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在當時遊覽活動是文人生活非常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且遊覽不同於其他的遊走活動，遊覽是人純粹的審美活動，類似於今天的旅遊活動。這就意味着，此時人們對自然山水的態度，從上古時期的比德山水轉變爲純粹的欣賞、審美，山水景物不再是人道德、功利目的的附庸，而是人們情感的寄託和發泄口，是人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種轉變是對後來唐代山水詩派的形成有直接影響。

《文選》中的遊覽文學興起絕不是偶然，也不能僅看成是個人隨意所爲，其背後有深刻的歷史文化根源。

第一，魏晉南北朝人們的生活趨於多樣。一方面，由於當時戰亂頻繁，朝代更迭，使身處其中的人們缺乏生存和生活的安全感，連生存都艱難，更何況儒家提倡的建功立業的不朽理想了。苦悶中的人們放棄了“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的苦苦求索，尋找新的安慰和寄託。於是，在理想與現實的衝突中，人們尋求到了一種新的生活方式——暢遊天地，寄情山水。正如王粲在《登樓賦》中開篇所說“登茲樓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銷憂”。另一方面，人們在宇宙永恆而人生短暫的對比中，很早就發出了“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的悲嘆。他們感悟到“壽命非松喬，誰能得神仙”（曹丕《芙蓉池作》）、“美人愆歲月，遲暮獨如何”（謝混《遊西池》），於是在及時行樂和“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的傷感情懷影響之下，人們索性任意放開懷抱，借大自然以解憂、舒懷，“遨遊快心意，保己終百年”（《芙蓉池作》）。

此時人們遊覽的形式大致有三種。在聚會和宴會過程中，安排遊覽活動是當時人們最喜歡的一種活動形式。最負盛名的莫過於“常集於竹林之下，肆意酣暢”的竹林七賢（《世說新語任誕》）、“或登高臨下，或列坐水濱”的金谷集會（《金谷詩序》）和“流觴曲水，列坐其次”的蘭亭集會（《蘭亭集序》）。其次，三月三等傳統節日給了人們聚會同遊的機緣。王羲之在《蘭亭集序》中說道：“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羣賢畢至，少長鹹集。”三月三，原爲上巳節，主要是爲了驅邪、祈福，到了魏晉以後，慢慢增加了踏青遊春的娛樂成分。如顏延年《車駕幸京口三月三日侍遊曲阿後湖》。再次，還有一種形式特殊的遊覽，即侍遊。遊覽者的身份、地位不平等，有處於尊貴的君主、貴族，也有處於附庸地位的臣子、文人。因此，侍遊者遊覽重點不在於自我身心的舒展，而是愉悅統治者，所以詩歌中透露出來的政治意味濃厚，字裏行間多爲讚譽、奉承。

第二，魏晉南北朝時期文人審美趣味的提高。首先，人們對大自然的態度發生了質的轉變。從孔子時代“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的比德山水，轉變爲“清暉能娛人，遊子憺忘歸”的純粹的審美和欣賞，更加突出大自然的本質屬性和形式特徵。在人們心目中，大自然不再高高在上，不是理想人格的化身，而是人的朋友，是人可以親近的對象。在詩、賦、序、書等多種文體中出現了描寫自然風光的片段，還出現了不少名篇、名句。如王羲之的《蘭亭集序》、鮑照的《登大雷岸與妹書》，還有謝靈運的諸多詩歌。尤其是《登池上樓》中的“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一句，把池塘作爲描寫對象，詩人在旁欣賞風景，陶醉其中。這是一種詩化的景物，比自然景物本身更具美感，非詩人傾注身心不可得。自然山水不僅是人們審美的主體，並且成爲人們解憂、舒懷的載體。人們往往在遊覽的時候觸景生情，大發感慨。正如劉勰在《文心雕龍神思》中所說，“登山則情滿於山，觀海則意溢於海”。遊覽者在欣賞景物的時候，把自己的情感寄託其中，達到了情景交融的昇華，起到了滌盪靈魂的作用。如“獨有清秋日，能使高興盡”（殷仲文《南州桓公九井》），“撫化心無厭，覽物眷彌重”（謝靈運《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其次，人們逐漸認識到遊覽活動能給人帶來獨特的體驗和感受。人們不是步履匆匆地從出發地趕到目的地，而是信步閒遊，身心放鬆，只爲享受遊山玩水這一過程。沈約在前往東園的路上，採用的方法是“聊可閒餘步”。在遊覽詩中，詩人往往會交代自己的遊蹤，並且隨着遊蹤的變化，展開對景物的描寫。如徐敬業《古意酬到長史溉登琅邪城》“登陂起遐望，回首見長安”，謝靈運《從斤竹澗越嶺溪行》“過澗既厲急，登棧亦陵緬”，……。

第三，道、佛思想的影響。道家玄學思想在當時對人們的生活影響深遠。首先，促進了人們對自然的重新認識和深度關注。“自然”一詞出自《老子》第二十五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既是自然規律，同時也是指大自然本身。這樣道家就把抽象的自然之道與具體的自然界聯繫在一起。另外，道家的齊物論思想，也把人看成大自然中的一部分，以一種親近、平和的態度去面對自然，“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因此，人們投身於大自然的懷抱之中，在遊覽山水的俯仰觀察中去體悟玄奧的道理和自然造化的神祕，把親近自然、欣賞山水看成是實現精神自由、人格超脫的一個行之有效的方法。正如王羲之在《蘭亭集序》中所說的那樣：“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其次，魏晉南北朝時期，道教興盛，道教宮觀數量大增。道觀往往建在清靜幽雅、風景宜人的青山綠水之間，這樣既與人們的審美需求相契合，又是身逢亂世的人們前往暫求心境平和之避世所，同時也是人們對道教信仰的思想依託。如沈約就曾寫過一首《遊沈道士館》。詩借遊道士館，指出秦皇漢武求仙好道、祈求長年，其目的在於滿足無窮歡娛的慾望，說明只有“止足”，不爲外物所累，纔是求仙得道的根基。

南北朝時期，佛教興盛，與當時流行的道家、道教思想相結合，蔚然興盛。統治者大興土木，建造一大批佛教寺廟。趙挕洞臥戲妒懶圖三首》其一雲：“可惜湖山天下好，十分風景屬僧家。”慧遠在廬山所建的東林寺，“洞盡山美，卻負香爐之峯，傍帶瀑布之壑。仍石疊基，即鬆栽構。清泉環階，白雲滿室。復於室內別置禪林，森樹煙凝，石徑苔合，凡在瞻履，皆神清而氣肅焉”。（《高僧傳》卷六）因此，遊覽寺廟也就成了人們的愛好之一。大量寫遊覽寺廟道館的詩成了這一時期的一大特點。這一類詩歌意境多清幽、空靈、縹緲，寫景通常喜歡結合道教、佛教理論，而且無一例外地表達出詩人的宗教感情。謝靈運的《登石室飯僧》等詩歌透過對空靈靜寂的山水的描寫來抒發自己對佛理的體悟?br />綜上所述，魏晉南北朝遊覽文學的興起與當時現實社會背景、人們生活品味提升和宗教思想的影響是分不開的。

參考文獻：

[1]蕭統.文選.長沙：嶽麓書社，20xx年.

[2]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3]（樑）劉勰著.韓泉欣校注.文心雕龍.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xx年.

[4] (晉)陶淵明著，(南朝宋)謝靈運著，曹明綱標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5]吳功正.山水詩注析.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xx年.

[6]李健、康金聲.田園詩注析.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xx年.

[7]胡大雷.謝靈運 鮑照詩選.北京：中華書局，20xx年.

魏晉南北朝文學3

A、魏晉南北朝的詩歌和散文

①三曹、三曹即曹氏父子曹操、曹丕、曹植。曹操的《觀滄海》，曹丕的《燕歌行》，曹植的《名都篇》《白馬篇》《洛神賦》都很有名。

②建安七子指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禹(yǔ)應揚(yáng)劉楨。王粲的《七哀詩》成就最高。

③竹林七賢指嵇康、阮籍、向秀等七位作者

④陶淵明,名潛,字元亮，世稱靖節先生。《桃花源記》《歸去來辭》《歸園田居》《飲酒》是傳世之作。

⑤此外,諸葛亮《出師表》、范曄(yè)《後漢書》、陳壽《三國志》、王羲之《蘭亭集序》、劉勰《文心雕龍》、酈道元《水經注》都名垂史冊。

B、魏晉南北朝的小說。(小說的發展期)

①志怪小說以幹寶《搜神記》爲代表。《干將莫邪》。

②軼事小說以劉義慶的《世說新語》爲代表。《周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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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1. 魏晉南北朝（中古文學）的標誌：五七言古近體詩興盛。

2. 魏晉南文學變化的因素

（1） 文學的自覺與文學批評的興盛

第一、 文學從廣義的學術中分化出來、並獨立（漢時，文學即指學術、劉宋時期才與史、玄、儒學並列）。

第二、 對文學的各種體裁有了比較明確的認識區分，對體裁的體制和風格特點有了明確認識。（到南朝時已成系統）。

第三、 對文學的審美特性有了自覺的追求（文學最終表現在對審美特性的自覺追求上）。

（2） 動亂中文人多遭殺戮的命運

魏晉文學是典型的動亂文學，既要適應戰亂，又要適應改朝換代。容易感受人生的短促、生命的脆弱、命運的難卜、禍福的無常，以及個人的無能爲力，從而形成悲劇性基調，以及作爲補償的放達。於是產生了一些共同主題，如死生、遊仙、隱逸。

（3） 門閥觀念下的文學創作

A． 門閥制度阻塞了寒士的仕進之路，寒士的不平就反映在文學創作中。

B． 文學乃至文化集中在少數世家大族中，與政治權力一起世代相傳，文學家族的大量出現與之有關。

C． 重視門第的風氣還表現爲對宗族關係和倫理觀念的強調，或是追述炫耀門第及祖先功德。

（4） 玄學對文學的滲透

源於老莊，後受儒、佛影響的玄學對文學滲透很大，其中的自然與真、言意之辨、名理形神之辨，都成爲文學討論及作品的主題，將理趣融入文學。

（5） 佛教與佛經翻譯對文學的影響。

3. 中古文學發展歷程

A． 概要

建安：曹氏、王粲、劉禎

政治理想與務實精神，通脫態度與應變能力。不拘守於儒學，表現鮮明的個性。反映理想的高揚、人生的短暫、個性與濃郁的悲劇色彩。

正始：嵇康、阮籍

崇尚自然，反對名教、揭露禮教與時政的衝突、政治重壓下的苦悶與抗議。 太康：三張、二陸、兩潘、一左。

以繁縟爲特點，喪失建安風力，但在語言運用上多有探索，抗議門閥，書法寒士不平。

兩晉：玄言詩。

晉宋易代：陶淵明開創田園詩。

漢魏古樸詩風帶入更純熟境地，將“自然”提升爲美的至境。

宋初：謝靈運，玄言詩轉向山水詩。

B． 總論

思潮：文學進入自覺階段，文學創作趨於個性化

玄學與佛教帶來新的創作因素 語言形式美的發展及應用。

成績：五古繼承漢樂府，增強詩人個性 駢文達到興盛，增添一種新的抒情性強的文體 漢大賦演變爲抒情小賦，增加駢儷成分 七古確立 南北朝民歌及小說

分論之建安、正始文學

1. 建安時代特徵

（1） 建安文人頗有壯志，卓犖不凡。高揚的政治理想，悲涼慷慨的精神成爲時代特色。

（2） 社會的動亂，使人生苦短的哀嘆成爲主題。對此，詩人或是單純哀嘆。（七哀詩）或是哀嘆歲月短促，功名未立，卻仍努力。（短歌行）或是努力突破天命的限制，追求更高人生價值（龜雖壽）。

（3） 此時是文學開始走向自覺，也是創作個性高揚的時代，詩人不踵武前賢，效法同輩，另闢蹊徑，發展獨特風格，或古直悲涼，或便娟婉約。

（4） 建安詩歌帶有濃郁的悲劇色彩。

2. 曹操

（1） 反映了漢末戰亂的現實與人民遭受的苦難，體現了曹操救民於水火的胸懷與抱負。

（2） 表現以法治國的主張和求賢若渴及統一天下的壯志。

3. 曹丕

宴遊詩：寫遊賞之樂，模山範水細緻，文詞富麗，常用對偶。

抒情言志：突出“救民塗炭”和志在“靖亂”的決心。

徵人思婦：相思離別及思想之情。

變革乃父處：

（1） 個人情感的抒發，有別於曹操情於歷史使命感的特點。

（2） 文人化藝術表現手法的使用，與藝術風格的形成，表現在語言的工麗和藝術形式的創造上。

4. 曹植

A． 前期：歌唱理想與抱負，洋溢着樂觀、浪漫情調，充滿信心（白馬篇）.

B． 後期：表達理想與現實的矛盾，激起的悲憤.

內容：

對自己和朋友遭遇迫害的憤懣（野田黃雀行）;

用思婦棄婦託寓身世，表白心跡（美女篇）;

述志詩，訴其用世之心（雜詩）;

遊仙詩，現實功業無成，幻想在神仙世界中解脫（遠遊篇）;

貢獻：文采富豔;

對五言詩的發展有重大影響:

不幸的身世引起後世文人的認同:

5. 建安七子：孔融，陳琳，王桀，徐幹，阮瑀，應瑒，劉楨

6. 王桀:感情深沉，慷慨悲壯

（1）歸曹前：記漢末戰亂，寫羈放之情和悲壯難酬的感慨。

（2）歸曹後：(從軍詩五首)再現漢末戰亂後的農村後農村田園荒蕪、滿目瘡痍的景象。歌頌了曹操的英明神武，也表達了自己追隨曹操爲國效力的意願。

風格：感情深沉，慷慨悲壯，遭亂流寓，使他感悟興懷，憂世悲己。對百姓的同情和伸展抱負的願望都是從個人身世感傷中展示。

7．劉禎：贈答、遊樂

劉禎的詩以氣勢取勝，無論是抒情詠物，無論是寫山水還是狀禽鳥，都顯示出其目無千古，踔厲奮發的氣概。

8. 《飲馬長城窟》語言質樸，感情深摯，格調蒼勁而悲涼，十分接近樂府民歌風格。

9．正史詩歌，政治理想落潮普遍出現危機感幻滅感。反映民生疾苦與抒發豪情的作品減少了，抒寫個人憂憤的詩歌增多了。由於正史玄風的影響，詩歌逐漸與玄理結合，詩風由建安時的慷慨悲壯變爲詞旨淵永，寄託遙深。

10. 阮籍《詠懷八十二》內容及特點

非一時一地所做，是其政治感慨記錄，抒感慨發議論寫理想，開創了中國文學史上政治抒情組詩的先河。

《詠懷》詩充滿苦悶，孤獨的情緒，其詩或者時光飛逝，人生無常（十八）或寫樹木花草由繁華轉爲憔悴，愈世事反覆（三）或寫鳥獸蟲魚對自身命運之無奈。或直接慨嘆人生各種深創鉅痛。由於從自然到人事都充滿苦難。阮籍心中的苦悶難以排遣。面對污濁的社會與短暫的人生，無法找到出路，只好故作曠達。

爲求精神出路，詠懷中有遊仙隱居題材。批評政權荒淫輔修腐朽，指出其必定滅亡的命運。揭露禮法之士的虛僞，抒發自己的壯志。

11. 嵇康

嵇康的詩，以表現其追求自然，高蹈獨立，厭棄功名富貴的人生觀爲主要內容。

分論之太康詩風

<1>. 太康詩風特徵：繁縟

（1） 語言由樸素古直趨向華麗藻飾。

（2） 描寫有簡單趨向繁複。

（3） 句式由散行趨向駢偶。

總之，追求華辭麗藻，描寫繁複詳盡及大量運用排偶，是太康詩風“繁縟”特徵的主要表現，從文學發展的規律看，也是必然的趨勢。

<2>.太康詩風出現的原因

西晉詩人多以才華自負，他們努力馳騁心思，以展現自己的才華。爲了逞才，他們對當時最能表現才華的辭賦都十分重視，辭賦創作既爲他們帶來了極大的聲譽，又使他們在藝術技巧方面得到了很好的訓練。

由於時代的原因潘陸諸人不可能唱出建安詩歌的慷慨之音，也不會寫阮籍那種寄託深遠的作品。他們的努力在於兩個方面，一是擬古，二是追求形式技巧的進步，並表現出繁縟的詩風。

<3>.左思的《詠史詩》

詩歌的主要內容是寒士的不平以及對士族的蔑視與抗爭，有的表達對於門閥制度的蔑視，有的表達對寒士自身價值的肯定，有的感嘆寒士的生活困頓。

左思的詩歌多引用史實，故曰：“典”。借古諷今，對現實政治加以批判的態度，故曰：“怨”。文典以怨，顯得十分深刻。

分論之魏晉玄言詩

1. 玄言詩盛行於東晉的原因：

（1）魏晉玄學以及清談之風興盛;

（2）東晉偏安政局形成的獨特文人心態。

2. 玄釋合流：

思想上，支遁注《逍遙遊》新義爲衆人所接受，東晉世人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之下，又處於較爲安定富裕的生活，沒有鄙棄功名追求自然，而是追求心隱追求適義而已，過風流瀟灑的生活，其主題便是山水。

分論之陶淵明

1.陶淵明詩歌的分類：田園詩，詠懷詩，詠物詩，贈答詩。

2.田園詩：

內容：有的是透過描寫田園景物的秀美，田園生活的場景，表現自己悠然自得的心境。着重寫躬耕的生活體驗，有的是寫田園的凋敝。

3.陶詩的藝術特色

（1）日常生活詩化

在日常生活中發現重要意義和久而彌淳的詩味。

（2）情景事理的渾融

陶詩重在寫心與景物融合爲一體，對人生的領悟。

（3）平淡中見警策，樸素中見綺麗

描寫的往往是最平常的事物，一經詩人筆觸，往往出現警策，少用華麗辭藻，只是白描樸素。

分論山水詩

1．謝靈運山水詩

謝詩大部分是他任永嘉太守後縮寫，以富麗精工的語言，生動細緻的描寫描繪了永嘉、會稽、彭蠡湖等地的自然景色，主要特點是鮮麗清新

2．從陶到謝詩歌藝術的轉變

（1）從寫意到摹像

謝詩不像陶詩以寫意爲主，而是更注重山水景物的描摹刻畫，山水景物又獨立於是人性情之外。

（2）從啓示性到寫實性

謝詩語言更注重了些實，充分發揮語言感染力，增加了語言描寫實景實物的效果，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性情漸隱，聲色大開。

3． 鮑照：

① 傳達寒士們的慷慨不平的呼聲；

② 描寫邊塞戰爭反應徵夫戍卒生活；

③ 描寫遊子、思婦和棄婦詩；

④ 反應統治者橫徵暴斂和百姓的疾苦；

⑤ 山水俊逸豪放，奇矯凌厲。

魏晉南北朝文學5

一．兩漢文學

1.賈誼，世稱賈生。又稱賈長沙，賈太傅。著《新書》十卷。《過秦論》、《論積貯疏》是他的代表作。

2.司馬遷，字子長,偉大的史學家、文學家。著《史記》，首創“紀傳體”,分爲本紀、世家、列傳、表、書。

魯迅稱《史記》爲“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3.班固的《漢書》，劉向編訂的《戰國策》都名傳史冊。

4.樂府民歌和賦

樂,民樂;府，官府.樂府原爲漢代音樂機關所蒐集的詩.《孔雀東南飛》是漢樂府敘事發展的高峯。最早見於南朝徐陵編纂的《玉臺新詠》.賦是我國古代韻文和散文的綜合體。司馬相如的《子虛賦》、《上林賦》。賈誼的《吊屈原賦》都很有名。

二．魏晉南北朝文學

1.魏晉南北朝的詩歌和散文

①“三曹”.“三曹”即曹氏父子曹操、曹丕、曹植。曹操的《觀滄海》，曹丕的《蒿里行》，曹植的《名都篇》、《白馬篇》、《洛神賦》都很有名。

②“建安七子” 。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

③“竹林七賢”。阮籍、稽康、山濤、劉伶、王戎、向秀、阮咸

④陶淵明,名潛,字元亮，世稱靖節先生。《桃花源記》、《歸去來辭》、《歸園田居》、《飲酒》是傳世之作。

⑤此外, 諸葛亮《出師表》、范曄(yè)《後漢書》、陳壽《三國志》、王羲之《蘭亭集序》、劉勰《文心雕龍》、酈道元《水經注》都名垂史冊。

2.魏晉南北朝的小說

①志怪小說以幹寶《搜神記》爲代表。《干將莫邪》。

②軼事小說以劉義慶的《世說新語》爲代表。《周處》。

魏晉南北朝文學6

1.魏晉南北朝的詩歌和散文

①“三曹”.“三曹”即曹氏父子曹操、曹丕、曹植。曹操的《觀滄海》，曹丕的《蒿里行》，曹植的《名都篇》《白馬篇》《洛神賦》都很有名。

②“建安七子”。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

③“竹林七賢”。阮籍、稽康、山濤、劉伶、王戎、向秀、劉鹹

④陶淵明,名潛,字元亮，世稱靖節先生。《桃花源記》《歸去來辭》《歸園田居》《飲酒》是傳世之作。

⑤此外,諸葛亮《出師表》、范曄(yè)《後漢書》、陳壽《三國志》、王羲之《蘭亭集序》、劉勰《文心雕龍》、酈道元《水經注》都名垂史冊。

2.魏晉南北朝的小說。

①志怪小說以幹寶《搜神記》爲代表。《干將莫邪》。

②軼事小說以劉義慶的《世說新語》爲代表。《周處》。

(2)先秦文學

①上古神話。

中國古代神話名篇有:女媧(wā)補天后羿(yì)射日，精衛填海、(盤古)開天闢地、黃帝戰蚩(chī)尤等。(劉安：《淮南子》)

②先秦散文

A、儒家經典。

“五經”指《詩經》、《尚書》、《禮記》、《易經》、《春秋》。

“六經”又稱六藝，在“五經”後增加(《樂》)。

“四書”指《論語》《孟子》《大學》《中庸》。

B.歷史散文。《左傳》《戰國策》《國語》。

“春秋三秋”《左傳》《穀梁傳》《公羊傳》。

C.諸子百家散文。著名的有：

①老子，李耳，字聃(dān)，道家學派創始人,著有《道德經》。

②孔子名丘,字仲尼。是儒家學派創始人.《論語》是孔子弟子記載孔子和他的學生言行的書。

③墨子名翟(dí)，墨家學派創始人。《墨子》53篇。

④孟子名軻，字子輿。儒家學派繼承者。《孟子》是孟子學生記錄孟子言行的書。《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莊暴見孟子》《魚我所欲也》。

⑤莊子，名周，戰國道家。著《莊子》。《庖丁解牛》

⑥荀子，戰國儒家,著《荀子》32篇.《勸學》

⑦韓非子，法家。著《韓非子》。《扁鵲見蔡桓公》《五蠹》《智子疑鄰》。

⑧《呂氏春秋》又稱《呂覽》,是秦相呂不韋和他的門客的集體創作。《察今》。

⑨李斯的代表作是散文《諫逐客書》。

③先秦詩歌

A.《詩經》。《詩經》是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共305篇分風、雅、頌三類.風是民歌,雅是樂歌,頌是祭歌。詩經的表現手法是比、興、賦。比即比喻，以彼物比此的。興,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賦，直陳其事。

B.《楚辭》。西漢學者劉向把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編輯成書，定名爲《楚辭》。屈原(前340?-前277?)名平,我國偉大愛國主義詩人.曾在楚國任左徒三閭大夫等職。代有作是《離騷》《九歌》《九章》。

魏晉南北朝文學7

魏晉南北朝之際,中國社會雖處於一種長期的動亂狀態,卻給學術研究帶來了寬鬆的氛圍,以至出現了百家爭鳴、諸學競長的局面。在此期間,曹丕、陸機、摯虞、任疇、劉勰等人的文學理論論文、論着相繼問世,促進了古代應用文寫作理論發展,取得了非常輝煌的成就。

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十分重要的發展階段,有較多的文論專着、專論問世。應予說明的是,古人對於文學作品與一般文章(包括應用文)的差異經歷了漫長的認識過程,到“五四”時應用文才作爲獨立的文章體裁提出來,因此魏晉南北朝時期對應用文體的研究並不是以專着、專論的形式出現,而是散見於相關的文論着述之中。劉勰在《文心雕龍·附會》中提出:“夫才童學文,宜正體制。”明體才能合體,才能得體。魏晉南北朝的應用文體研究始於曹丕,經陸機、摯虞、劉勰,就具體論題進行了多角度、多層面的研究,清楚地呈現出繼承與發展的歷史軌跡,其研究成果與方法都值得總結和借鑑。

曹丕的《典論·論文》是古代文學批評史上第一篇專篇論文,始創“以體論文”的研究方法。曹丕提出:“夫文字同而末異。”本同,是就文章的基本規律而言,是各種文體所共有的;末異,指不同的文章體裁有不同的形式特點。他據此立論進而概括:“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這些論述在古代文體研究中具有開創意義。第一,從理論上第一次提出了“末”,把本、未結合起來考察。這比先秦文史哲渾然一體,對文章、文學也同於學術着作限於本而不及未,有了歷史性的進步。第二,從表現形式的角度探索不同文體的不同特點,以體論文把當時的常用文體區分爲四科八類。由於這四科八類主要是應用文體,這種探索對於應用文體研究同樣具有開創意義。儘管曹丕對不同文體的分析還較爲簡括,像對奏議、銘誄僅概括爲雅、實;或還不夠準確,像對詩賦沒有觸及形象化特點;或還不夠深入,只是從形式上考慮,但是,這一探索略引端緒,其後陸機、摯虞、劉勰等人的文體研究,可以說都是在《典論·論文》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二、陸機的《文賦》是古代文學批評史上第一部完整、系統的專着,對文學創作過程中的藝術想象、靈感等重要問題提出了創造性見解,也對文體進行了廣泛、深入的研究。關於文章體裁特點,陸機着重從形式與內容間關係的角度,首先指出了體裁的多樣性:“體有萬殊,物無一量,紛紜揮霍,形難爲狀。”物,指物象,即文章所反映的客觀現實;量指標準、分限,客觀現實多樣而且千變萬化,作者的認識又有所不同並無一定的標準,這些因素反映到文章上就有千差萬別。在此前提下,他進一步概括各種文體的特點:“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綿而悽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遊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閒雅,說煒曄而譎誑。”這段論述與曹丕把奏議、書論、銘誄、詩賦簡括爲雅、理、實、麗相比,有三點發展。第一,區分體裁更細緻,把四科八類擴展爲十類。涉及更多的應用文體裁,如碑、箴、頌。第二,概括文體特點較準確,例如詩爲“綺靡”(李善注“綺靡”爲“精妙”);賦爲“瀏亮”(李善注“瀏亮”爲“清明”);銘已不僅是“實”進而是“約”,即“文省”(據張銑注),且兼褒讚所以言辭“溫潤”。第三,在研究方法上有重要發展,分析文體特點不是單純從形式出發,而是考慮到不同的內容反映到形式上的不同特點。例如稱“詩緣情”,強調詩歌創作緣於感情的抒發。再如稱“賦體物”,指形象的描寫。他對這兩種文體的分析是從內容上探索創作規律,觸及文學的根本特徵:感情與形象。對應用文體裁的分析也如是,例如稱碑“披文以相質”,指言辭合乎評價(陳桂注“碑本以紀功德,然必立言不亂,稱乎其人,故日披文以相質”);稱誄“纏綿而悽愴”,指誄本爲陳哀(李善注“誄以陳哀,故纏綿悽愴”)。這些都是兼論意與言,注意到了一定的形式反映一定的內容。

此外,陸機還從不同層次深入探索了文體研究的基本理論。他在概括文體特點的基礎止,進而有兩點重要論述。一是“雖區分之在茲,亦禁邪而制放”。禁、制即約束,指各種體裁雖有區別,又須有準繩。二是“其爲物也多姿,其爲體也屢遷”。物指文章,體指體式,即文章是多姿的,體式是變化的。把這兩點與全文中的文體論結合起來看,關鍵在於闡明文體特點的相對性。這有兩層含義:第一,文體特點使不同的文體相區別,但只是就各文體之間相對而言的,各種文體則應有共同遵守的準繩;第二,文體雖有特點,但不是絕對的,而且即使是同一種體裁,也應文章多姿,體式多變。

陸機的文體研究較曹丕辯證,從內容與形式的主從關係上進行文體辨析,並從不同層面探索文體研究的基本理論,體現了文質兼顧和定體則無、大體須有的辯證原則。這些研究把中國古代文體論和應用文體研究引向了深入。

三、摯虞的《文章流別論》是我國第一部文體專論,儘管也涉及到文章評價,但目的是考察各種體裁的起源、性質、發展、演變,而且主要是考察應用文體裁。據《晉書·摯虞傳》記載:“虞撰《文章志》四卷,……又撰《古文章類聚》,區分爲三十卷,名曰《流別集》,各爲之論,辭理愜當,爲世所重。”另據《隋書·經籍志·總集類》,摯虞撰“《文章流別集》四十一卷,《文章流別論》二卷”;並稱《文章流別集》是文章總集的開始(後來《四庫提要》也繼承了這一看法)。從這些記載來看,“論”大概原附於“集”,後又摘出成爲專論,即《文章流別論》。不過,“集”與“論”原書均已亡佚。後者僅存十餘則,散見於《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等之中;清代嚴可均《全晉文》、張鵬一《關隴叢書》有輯佚本。從現存片段看,論述到的文體有頌、賦、箴、銘、誄、哀辭、對問、碑銘等十一種,可見原書分類之細。劉師培先生說:“古代之書,莫備之於晉之摯虞,……流別者,以文體爲綱也。”(《蒐集文章志材料方法》)他還認爲《文章流別論》“溯其起源,考其正變,以明古今各體之異同,於諸家撰作之得失,亦多品評,集古今之大成”。(《魏晉文學之變遷》)《文章流別論》首先考察了各種文體的起源,稱:“王澤流而詩作,成功臻而頌興,德勳立而銘着,嘉美終而誄集。祝史陳辭,官箴王闕。《周禮》太師掌教六詩:日風,日賦,日比,日興,日雅,日頌。”對此,我們可結合經學家的註釋來分析。摯虞認爲:帝王德澤流佈,而有詩歌;功成治定,就興起了頌。據《詩大序》“詩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孔穎達《正義》:“此解名爲頌之意。頌之言容,歌成功之容壯也。”摯虞認爲:銘是記德善、勳勞的。鄭玄注《禮記·祭統》:“銘,謂書之刻之以識事者也。”摯虞認爲:諱,是爲有美善德行的人逝世而寫的。鄭玄注《禮記·曾子問》:“誄,累也。累列生時行跡,讀之以作諡。”摯康認爲:箴是戒王者之過的。杜預注《左傳》襄公四年:“闕,過也。使百官各爲箴羣戒五過。”《文章流別論》對各種文章體裁的起源——考察,明確了不同文體源於實際社會生活中的不同需要、起於實用。就文體研究方法而言,這種新的視角比陸機又前進了:理清淵源,才能使人們對各種文體的性質、特點把握得更準確。《文章流別論》其次考察了文體的性質和發展、演變。例如談頌:“頌,詩之美者也。古者聖帝明幹,功成治定而頌聲興。於是史錄其篇,工歌其章,以奏於宗廟,告於鬼神。故頌之所美者,聖王之德也,則以爲律呂。或以頌形,或以頌聲,其細已甚,非古頌之意。昔班固爲《安豐戴侯頌》,史岑爲《出師頌》、《和熹鄧後頌》,與《魯頌》體意相類,而文辭之異,古今之變也。揚雄《趙充國頌》,頌而似雅;傅毅毅《顯索頌》,文與《周頌》相似,而雜以風雅之意。若馬融《廣成》、《上林》之屬,純爲今賦之體,而謂之頌,失之遠矣”;“後者爲詩者多矣,其稱功德者謂之頌,其餘則總謂之詩。”顯然,摯虞對頌的考察極其詳盡。第一,指明頌的性質是爲帝王“功成治定”歌功頌德,用途是“奏於宗廟,告於鬼神”,本是廟堂之作。第二,闡明頌的種種流變。例如,東漢班固爲竇融封安豐侯作頌,史岑爲漢安帝舅鄧騭出征西羌和漢和帝鄧皇后作頌,與《詩經》中《魯頌》主詠僖公功德而不是頌天子,體意類同,文辭不同,是古今之變。再如,西漢末西羌有警,成帝思念名將趙充國,命揚雄作《趙充國頌》,已似雅、東漢傅毅頌漢明帝,是依《詩經》中《清廟》頌周天子,也雜以風雅。又如,東漢馬融上鄧太后《廣成頌》和《上林頌》,實際上已是漢賦體。還有後世爲詩的當中,稱頌功德的可以叫作頌;其餘則是詩,因爲與頌的性質相去甚遠了。摯虞對頌這種應用文體裁的考察,由於把握了文體性質,理清了古今流變,所以能全面、準確地判別其發展、演變過程中的種種現象,諸如頌形、頌聲已非古頌之意,古今的頌在體意、文辭上的正變,頌與後來賦、詩的區別,等等。論中也涉及《魯頌》、《周頌》和班固、史岑、揚雄、傅毅、馬融之作,而所論的目的是探究文體的淵源流變。

這種探究文體淵源流變的研究方法,對中國古代文體論和應用文體研究做出了重要貢獻。有學者認爲,《文章流別論》之所以值得重視,一是把文章體裁區分得更細,二是概括前人成果且有所發揮。但我們認爲,摯虞真正的貢獻在於研究文體的方法。因爲,如果僅就區分文體來看,曹丕始創“以體論文”,提出了四科八類;陸機擴爲十類;摯虞所增論的只是略細於前人。然而,摯虞考察文體首先深入本源,正本清源,從本質上把握文體性質及特點,進而明確古今正變異同,這種研究文體的方法則是前人所沒有的新視角。我們以概括文體特點爲例。曹丕對四科八類從形式上概括爲雅、理、實、麗。陸機從內容與形式的主從關係考慮,提出的“詩緣情”、“賦體物”觸及到文學的形象與感情的根本特徵;但是,對一般文章包括應用文,還較少深入到性質從而概括特點,譬如稱“頌優遊以彬蔚”,“優遊”固然指意,然而爲什麼“優遊”呢?摯虞從文體本源的視角考察,指出頌本是爲聖帝明王歌功頌德的,是和以律呂歌於廟堂的,才從容而不窘迫,“優遊”的特點也纔有瞭解釋。我們再以考察文體的源與流爲例。對誄、衷辭、哀策三體,摯虞提出了“嘉美終而誄集”、“誄無定製”、“作者多異”,見於典籍的有《左傳》衷公十六年爲孔子誅;進而指出哀辭爲“誄之流也”、“以哀痛爲主,緣以嘆息之羣”和衷策爲“古誄之義”。由上可見,對文體溯其淵源、考其正變,是《文章流別論》的核心。摯虞的研究方法使文體研究理論趨於系統,具有了一定的科學性。其後,劉勰論文體,研究方法以及不少觀點、材料就採自《文章流別論》。

四、劉勰的《文心雕龍》是古代文/文祕站－中國最強免費！/學批評史上有突出地位的不朽巨着,體大思精,集古今之大成。即使僅從應用文體研究的角度,也應專文予以闡述,這裏只能極簡要地介紹。《文心雕龍》全面繼承了前人的應用文體研究,而且更有創建,主要體現三點。第一,論述應用文體裁周詳完備。《文心雕龍》共有20篇文體論,即:《明詩》、《樂府》、《詮賦》、《頌讚》、《祝盟》、《銘箴》、《誄碑》、《哀弓》、《雜文》、《諧隱》、《史傳》、《諸子》、《論說》、《詔策》、《檄移》、《封禪》、《章表》、《奏啓》、《議對》、《書記》,佔了全書篇幅的五分之二。其中14篇兼論兩種體裁,共詳論了34種文體,大多是應用文,如頌、贊、祝、盟、銘、箴、誄、碑、哀、弓、詔、策、檄、移、章、表、奏、啓、議、封禪等;又於《書記》中簡述24種體裁,絕大多數是應用文。其論述應用文體裁周詳完備,遠遠超過前人,可謂當時的“應用文體大全”。第二,文體研究有明確而系統的理論,表現有有二。其一,劉勰把“文筆說”引人文體研究,採用了層次遞進的研究方法。“文筆說”成於南朝顏延之。此前,漢代曾有“文筆”的提法,如王充《論衡·超奇》中有“乃其中文筆不足類也”,但是沒有形成理論體系。據《南史·顏延之傳》,顏延之有文、筆、言三分法。劉勰借鑑了這個理論,第一層是“論文敘筆”,從表達形式上把文學體裁與各種文章體裁區分爲兩大類;第二層再進行個體研究。《序志》在提出寫作的關鍵即“蓋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經,體乎聖,酌乎緯,變乎騷,文之樞紐,亦云極矣”之後,指出:“若乃論文敘筆,則囿別區分。”《總術》中具體解釋爲:“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爲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文心雕龍》全書的文體論,正是據此而定:前10篇談有韻文,其中不少是應用文;後10篇談無韻筆,主要是應用文。這種層次遞進的文體研究方法,顯然不同於曹丕、陸機。其二,劉勰以明確的研究理論指導個體研究。《序志》提出:“原始以表末,釋名以彰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意思是探究各種文體的淵源,表明流變過程;解釋文體名稱,闡明其涵義;選取各體文例,確定評述的篇章;闡述各體的寫作理論,構成體系。由於自覺地以明確、系統的理論爲指導,在論述各種文體時,不僅能夠在前人基礎上確定性質,概括特點,理清發生、發展、演變的概貌,而且概念準確,含義清楚,品評中理論結合寫作實踐,並提出寫作規律、要求。《文心雕龍》中的文體論,實際上具有了分體的文章史、文學史的性質,也爲全書的創作論奠定了基礎;既是對以往文體研究方法、成果的總結,又更加全面、系統而更具科學性。第三,對前人文體研究的方法、成果,於繼承中有所鑑別。《序志》中總結了漢魏晉以來研究的得失,認爲是“各照隅隙,鮮觀衢路”,指各家只是從個別角度而很少有全面論述。並具體指出:曹丕的《典論·論文》“密而不周”,即評論作家、作品和提出“文氣說”都細緻深入,但談文體過於簡括;陸機的《文賦》“巧而碎亂”,即探索創作規律精當,但內容不夠嚴密;摯虞的《文章流別論》“精而少功”(“功”字據《梁書》),即溯淵源析正變精闢,但沒有具體到寫作規律,因而缺少功效。並評論曹植《與楊德祖書》、應踢《文質論》、李充《翰林論》,以及桓譚、劉楨、應貞、陸雲之作“泛議文意,往往間出,並未能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誥,無益後生之慮。”正是由於劉勰對前人的研究方法、成果能夠全面、深入地體察,才能做到不是一般性地繼承而是有鑑別、有超越。

《文心雕龍》對大量應用文體裁進行了個體研究,本文限於篇幅僅舉一例:頌。劉勰談頌,既不同於陸機只概括文體特點,也不同於摯虞雖然探究淵源但是沒有提出寫作規律。《頌讚》中分爲兩層,進行了系統、精闢的論述。

第一層,借鑑了摯虞的研究方法,考察淵源流變。其一,溯其淵源。首先指明:“頌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並以堯父帝嚳命鹹黑歌九韶爲例,證明頌本是舞歌,講究容狀,爲帝王“美盛德”。然後,指出頌轉爲詩後與風、雅的區別:“夫化偃一國謂之風,風正四方謂之雅,容告神明謂之頌。”這樣,就從文體產生的本源把握了其性質、用途。再後,指出頌的特點:“頌主告神,義必純美。”古代告神,出於對自然神、祖先神的敬仰、崇拜,頌既然是告神,特點自然是“純美”。並且於論述中以《魯頌》、《商頌》爲例(據鄭玄《魯頌譜》,周公攝政治理天下制禮作樂,周成王命其子在魯國按天子祭天的禮節祭河、海、泰山,“孔子錄其詩之頌,同於二者之後”。另據鄭玄《商頌譜》:“以《那》爲首,歸以祀其先王。”),證明頌是“宗廟之正歌,非宴饗之常詠”。這樣,就從文體的性質把握了文體的特點。其二,析其流變。首先,指出了頌體演變過程中開始時的漸變。以周公作《時邁》、晉文公城濮之戰聽衆人誦、孔子相魯魯人謗誦和屈原的《橘頌》爲例,說明頌從歌功頌德演變爲“哲人之頌”、短辭以諷人事和詠物寓意。然後,分析了頌自先秦以來的種種流變。以秦代刻石、漢代樂舞,和揚雄、班固、傅毅、史岑、馬融、崔瑗、蔡邕、曹植、陸機之作爲例,詳析頌而似雅、變爲序引、雅而似賦、序詳頌略以及魏晉褒貶雜居的種種現象。

第二層,概括寫作規律。《頌讚》中指出:“原夫頌惟典懿,辭必清鑠,敷寫似賦,而不入華侈之區;敬慎如銘,而異乎規戒之域;揄揚以發藻,汪洋以樹義,雖纖巧曲致,與情而變,其大體所底,如斯而已。”即首先要求頌要典雅美好,這出於“容告神明”“義必純美”。然後提出具體要求:內容要稱揚、深廣,敬慎像銘但是無規戒之意(銘有表揚功德和警戒的作用);言辭要清麗光美,鋪陳像賦而不華侈。這樣,既提出了頌在內容、言辭上的寫作要求。又指出了頌與其他文體在文、意上的區別和交*,比陸機概括得明確而具體,也比摯虞更有創見。現在看來,上述劉勰對頌的論述並非沒有值得斟酌之處。例如就思想性來說,歷史上爲帝王歌功頌德的頌,很少是有價值的。相反,如果從劉勰自己提出的“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時序》)的視角看,陸機的《漢高祖功臣頌》對所歌頌的人也感嘆缺失,雖然“褒貶雜居”,卻不必評之爲“末代之訛體”。更何況西晉劉伶的《酒德頌》,不歌王朝卻疾呼酒德,蔑視、嘲弄統治者,卻是真正優秀的作品,是傳統名篇。因此,劉勰所論未免過於看中文體的最初含義,忽略了合乎歷史唯物主義精神的文學發展史觀。儘管如此,劉勰的研究角度、深度和概括的寫作規律,全面繼承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又更有創見,充分體現了明確、系統的文體研究理論,具有較強的科學性。

最後應該指出的是,劉勰的研究結合了自先秦至魏晉大量的寫作實踐,以品評歷代重要作家、作品爲基礎,從評價個體到認識整體到上升爲理論,使提出的理論有堅實的基礎;同時,研究理論的目的是爲了指導實踐:《文心雕龍》的“長懷序志”陳訴了爲文起因,雖有儒家傳統想法“君子處世,樹德建言”,但也出於認爲前人論文“無益後生”而不盡如人意。從後者的意義上看,蕭統的《昭明文選》的編選,就表明應用文體研究已經實際運用於指導文章編選。《昭明文選》選錄了自周代至六朝130餘位作家的700餘篇作品,共分38類,其中應用文達20餘類。像詔、令、策、表、上書、啓、彈事、箋、奏記、檄、頌、贊、箴、銘、誄、哀、碑、墓誌、弓、祭等文體,均各成一類。這部富於創造性的規模巨大的文章總集的編選,除了作家輩出、文章紛呈、社會需要等因素外,如果沒有相應的理論作爲指導也是難以想象的。顯然,對歷代的衆多的應用文,做到按體區分、從類編排,就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瞭古代應用文體研究已經用於指導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