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孝標《王安石論》原文和翻譯

方孝標

王安石以新法佐宋神宗治天下，而是非相乘，卒至於亂。說者謂靖康、建炎之禍，皆由所爲，故追論之，若其奸有浮於章惇、蔡京者。嘻，此曲士之論也。

說者曰：祖宗之法，不當變也。夫祖宗之法，誠不當變。然宋之祖宗，與三代之君何如？以三代之法，不能無弊，而有忠、質、文之變。宋之祖宗，豈有萬世不變之法哉？且慶曆之初，杜、範諸公已有欲變之者矣。後此又數十年，弊當更甚。當時如呂正獻、蘇文忠輩，亦嘗欲變之矣。向使安石能待其學之既成，而後出圖天下之事，視其可變者變之，不可變者因之，有功則已不屍，無功則又集天下之公議，精思而熟講之，安見變法之非至理哉？而惜其不能待，故無成也。嗚呼，成敗豈足論人哉！

說者又曰：志太高也。夫以漢文帝、唐太宗爲不足法，而望其君爲堯、舜，誠高矣。夫人臣事君而不舉其至高者以爲責，豈忠乎？且堯、舜之政，亦未嘗不可行也。天地所留，方策所布，神而明之責在後人。向使諸君子不以天下馬安石一人之天下，而虛衷和氣，相與於成，堯舜豈不可復見哉？乃安石以躁成其憤，而諸君子亦以憤成其偏。安石誠有罪於諸君子，而諸君子亦不能告無過於安石也。

說者又曰：聽用非人也。夫以當世元臣故老、正士賢人，皆環向而立，而無一人之助，小人遂乘其孤而陰用之，豈安石之心哉？程子曰：“新法之行，我輩有以激之。”洵定論也。

然則宜何等乎？曰：安石有治天下之才，而未知治天下之道；雖有亂天下之跡，而實無亂天下之心。諸君子特以其據位之久，得君之專，而史意氣高遠，議論譎肆，雖竭天下之才智以攻之而不能摧，辯之而不能屈，故積其攻之辯之之氣以出於正，而元祜之誅求；又積其不能摧不能屈之氣以出於邪，而爲紹聖之報復：宋之爲宋不支矣。嗚呼！此豈一人之罪哉！

吾常見范增之事項籍，不用而憤惋以死，謂其弊在居家好奇計耳。霍光之受天任也，不學無術，後世譏之。夫計與術，皆不得已而用之者也。人以爲奇，我以爲常，乃善耳。術者，亦必本乎學也。苟無其學，斯無其術。安石雖非不學之流，而實有好奇之志，故亦適成其無術耳。然則安石者，乃范增、霍光之等也，若章惇、蔡京，小人之尤，豈其倫哉？

吾不忍以安石之賢而見誣如此，故爲一言。

（清·方孝標《王安石論》，有刪節）

譯文：

王安石用新的政策輔佐宋神宗治理國家，可是贊成和反對的聲浪交加，最終導致國家大亂。（後世的）評論者說靖康年（北宋滅亡）和建炎年（南宋初）國家的禍亂都是根源於王安石的變法所爲，所以就追溯批評他，彷彿他的奸惡都超過了章惇和蔡京。咳！這是寡聞淺見者的說法呀。

《易經》上說“潛藏於深潭的龍還不能發揮大的作用”，孔子解釋說“它隱藏着而沒有顯現出來，可以做事但還不能做成功，因此在這樣的階段君子不會大有作爲。”（代表君子品格的）“龍德”是喜歡有所作爲的，但是不能成功就不可以去做，因爲（勉強去做）就一定會做的過分。大概王安石的過失就是不成熟就硬去幹，結果過猶不及。然而不能說王安石不是君子呀。

批評他的人說：祖宗的法度不應當改變。

祖宗的法度（如果好），確實不該改變。可是宋代的祖宗與夏商周三代的君主相比如何呢？即使是夏商周三代的法度，也不能沒有弊病，夏代講誠信，商代變爲重質樸，周代再變爲尚禮儀。（三代政治也有變化）宋代的祖宗難道會有萬世不變法度嗎？況且在宋仁宗慶曆年之初，杜衍、范仲淹等先輩已經提到應該改變的地方了。在此以後又過了幾十年，弊病一定比杜範那時更嚴重了，當時如（批評王安石變法的）呂公著、蘇軾等人也曾想要做些改變。假使王安石能等到他學識完成然後出來謀劃天下大事，看那些可以改變的`地方就改變，還不能改變的地方就暫且照舊。有了成功自己不居功，不成功就聚集天下公道議論，精心思考並且反覆說明，（如果這樣）怎麼見得變法不是最好的治國之道呢？遺憾的是他不能再等一等，所以他沒有成功。

批評者又說：王安石的志向太高了，（不切合實際）

認爲漢文帝和唐太宗不值得效法，而希望他的君主成爲堯舜，志向確實高了。（可是）臣子侍奉皇上不舉出最高的標準作爲自己的責任，難道是忠臣嗎？況且堯舜的政治（雖然難以達到）也並不是不可以實行的。（堯舜）在天地間所留下的輝煌的成就，在書籍中所記載傳佈的功勳業績，而真正心領神會明白其妙處，責任在於後人。如果諸位君子不把天下看作是王安石一人的天下，而是虛心和氣處事，共同把事情做成，堯舜之治難道不可以復見嗎？可是王安石因爲急躁而造成他們的憤怒，而諸位君子也因爲憤怒而使得王安石更偏狹。王安石確實對諸位君子有罪過，可諸位君子也不能說對王安石沒有罪過。

批評者還說：王安石聽信任用的不是正當的人。

因爲當時的朝中的重臣老臣、社會的正人賢才，都遠離退後，沒有一個人上去協助王安石，小人於是趁着他孤立無援的機會就暗地裏被任用了，這難道是王安石的本意嗎？程子說：“新法的實行，有我們這些人刺激的原因。”這話確實是說得很中肯。

既然如此，那麼應該如何評價（王安石變法）呢？

我認爲：王安石有治理天下的才能，可是他不知道治理天下的根本理念；他看起來雖然有搞亂天下的行事，可是確實不是出於搞亂天下的本心。諸位君子只是因爲他佔據權位的時間長，還得到皇上的專一信任，又加上他本人意態風度超凡，議論風發奇特，即使竭盡天下的所有才智來攻擊他也不能摧毀他，來與他辯論也不能使他屈服。所以聚積起攻擊他和批駁他的那些義憤，出於正人君子，就成爲元祐年（對新法的）批評和否定；又一方面聚積起不能被摧毀和被屈服的氣力出於邪惡小人，就成爲紹聖年（對舊黨的）報復：宋朝作爲一個朝代就支援不下去了。嗚呼，這難道是一個人的罪過嗎？

我曾經看到范增輔佐項羽，因爲不被信用而憤恨死去，我認爲范增的問題在於（史書上記載的）他在家裏的時候專門喜歡奇特的詭計。霍光身受朝廷的大任，卻不學無術，被後人譏諷。奇計與權術，都是不得已而用的東西。（對計謀來說）別人認爲是奇特，而我出自平常，這樣的計謀纔是好的計謀。如果每個計謀都追求出奇，怎麼能有成功呢？至於說到成熟的治國之道，只在於沒有欺騙，偶爾出於權術。（即使如此）權術也是出自於真才實學的。如果沒有那樣的學識，也就不會有那樣的權術。王安石雖然不是不學無術的人，可是確實有追求奇功的想法，所以也就恰好造成他沒有治國之術了。雖然如此，王安石乃是范增、霍光一類的歷史人物，像章惇、蔡京，只是小人中最差的人，怎麼會是王安石的同類呢？

我不忍心看着憑王安石的賢才而被人們如此誣衊，所以寫了上面一段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