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MBTI人格類型量表的理論研究與實踐應用論文

【論文關鍵詞】 MBTI 人格類型 團隊建設 職業輔導

【論文摘要】 首先從MBTI的理論基礎入手分析了MBTI評估與其他人格評估的差異，指出MBTI評估的優勢。接着從理論研究和實踐應用兩方面介紹了國內外的相關研究，前者包括MBTI的信度、效度、常模資料，國內的修訂情況，以及MBTI與其他量表的相關關係分析；後者包括MBTI在組織發展與團隊建設中的應用，在職業輔導、師生互動、家庭治療等領域的應用。最後指出使用中存在的問題，並給出相關建議。

MBTI的全稱爲“Myers-Briggs Type Indicator”，它是一種迫選型、自我報告式的人格測評工具，用以衡量和描述人們在獲取資訊、作出決策、對待生活等方面的心理活動規律和不同的人格類型表現。它以Jung的心理類型理論爲基礎，由美國的Briggs和Myers母女共同研製開發。從1942年到現在，MBTI經過Myers-Briggs家族半個多世紀的改良，已經發展到最新的M版，該版本引入了項目反應理論（IRT），利用θ分數反映類型偏好的清晰度，與先前版本相比，其評估技術有較大的提升。在國外，MBTI因其獨到的理論根基，嚴格的操作規程和極強的實用性被廣泛應用於團隊建設、生涯設計、教育學習以及個體與家庭治療等領域，而目前國內對於MBTI的相關研究和實踐應用都十分有限，因此有必要進一步加以介紹。

1 MBTI的理論基礎

1.1維度及其解釋

MBTI的理論基礎是心理類型理論。該理論最早體現在《心理類型》一書中，它旨在揭示、描述和解釋個體行爲表現的差異。在此書中，Jung闡述了透過臨牀觀察和心理分析得出的個體行爲差異的三個維度：（1）精神能量指向：外向(Extraversion)-內向(iNtroversion)；（2）資訊獲取方式：感覺(Sensing) -直覺(Intuition)；（3）決策方式：思考(Thinking) -情感(Feeling)。Briggs和Myers母女倆在這三個維度的基礎上補充了一個新維度——（4）生活態度取向：判斷（Judging）-知覺(Perceiving)，從而用四個維度描述個體的行爲差異。其中，“外向E—內向I”代表着心理能量（Energy）的不同指向；“感覺S-直覺N”、“思考T-情感F”分別表示人們透過感知（Perception）活動獲取資訊和經過判斷（Judgment）權衡做出決定時不同的用腦偏好；“判斷J-感知P”是就人們的生活方式（Life Style）而言，它表明個體是以一種有計劃（確定）的還是隨意（即興）的方式適應外部環境，是資訊獲取維度和決策維度的綜合效應在個人生活方式中的體現。以上每個人格維度都有兩種不同的功能表現形式，經組合可得到16（24）種人格類型。Jung把感知和判斷列爲腦的兩大基本功能，前者幫助個體從外部世界獲取資訊，後者則使個體以特定的方式做出決定，它們在大腦活動中的作用受到個體的生活方式和精力來源的節制，從而對人的外部行爲和態度產生各不相同的影響。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人格被視爲一種與生俱來的天性，從而，MBTI測量的人格類型是個體內部的自然行爲傾向，它具有整體性、結構性、穩定性等特點，是每個人特有的，可以對個體的外顯行爲、態度提供統一的內在解釋。

1.2 MBTI人格評估的規則

MBTI的得分代表了個體對自身人格類型的清楚程度，並非是佔有某種人格特徵的完全程度或者表現強度；MBTI提供的人格類型描述沒有好壞之分，測評的有效性取決於施測中規範、有序地執行每一個環節，這離不開測評師的專業指導。在施測過程中，測評師要確保被試始終處於輕鬆自如的狀態下，既沒有現實工作生活的壓力，也要避免受測評師的誘導，確保被試展現真實的自我。經過反覆測評，最終將確定個體人格類型爲16種中的某一種。每一種人格類型中不同維度的地位不同，有主次之分。其中主要維度（Dominant）是個體最常用到，得到最多發展且在潛意識中被控制的；最次要維度（Inferior）是個體最少用到的，幾乎不被髮展的甚至根本不起控制作用的；次要維度（Auxiliary）與第三維度（Tertiary）介於兩者之間[1]。

決定人格類型的維度主次具有一定的推理規則[1]。主要維度在感知（S/N）和決策（T/F）兩維度中任居其一，如果最主要維度是屬於感知維度，那麼其次的維度就屬於決策維度。主次維度都分別與心理能量指向維度中的兩種功能表現形式分別組合對應，如外向的直覺與內向的情感分別作爲主次維度。次要的維度對主要的維度是一種補充，如S/N對T/F的補充，即個體既獲知資訊又有所決斷。第三維度是對次要維度的補充，如N對S的補充，T對F的補充，無內外向之分。最次要的維度是對主要維度的反向補充，如外向的感覺對內向的直覺。由此可見，每一人格類型都包含有前三個維度的六種不同表現方式，只是其地位與作用不同而已。許多人格類型之間雖然只差一個字母，但由於主次維度不同，人格表現的差異很大。下面以類型組合ESTJ爲例說明如何判斷人格類型中維度的主次。ESTJ中E表示精神能量指向外部，S表示利用感覺的方式獲取資訊，T表示透過理性分析對資訊作出判斷，J表示生活方式爲計劃型。中間兩個字母其一爲主要維度，另一爲次要維度，並且如果它們在生活方式維度中表現出來爲顯性，否則爲隱性。最後一個字母告知中間兩個字母哪個爲顯性，哪個爲隱性：如果最後一個字母爲P（隨意、即興的生活方式），則感知維度（S/N）爲顯性，決策維度（T/F）爲隱性，如果最後一個字母爲J(有計劃的生活方式)，則剛好相反。隱性與內向相合，顯性與外向相合爲主要維度。因此在ESTJ中外向的思考爲主要維度，次要維度爲內向的感覺，第三維度爲直覺，最次要維度爲內向的情感。

1.3 與其他人格評估的區別

MBTI評估與特質評估有較大的差別。採用16PF、MMPI、NEO-PI進行的特質評估基本上雷同於西醫的“頭痛治頭，腳痛治腳”的處理方式，由於不能將獲得的人格資訊有機地整合起來，從而難以實現對人格系統的有效把握。MBTI人格評估則具有系統性，能將主要的人格維度有機地結合到一起，得到反映個體人格全貌的類型描述。另外，特質評估假定特質普遍存在，評估時對每種特質都進行測量，預期得分大部分集中在中央，分數顯示的是個體在各個特質水平上的表現程度，解釋關注的是處於極端的分數，並假設行爲與潛在的特質相關，假設個體之間最主要的區分是特質表現水平的差異，每種特質都是獨特的無關聯的，很高或很低的得分都是負性的。相比之下，MBTI評估假定人格維度的存在具有獨特性、傾向性，評估時透過不同的維度表現將個體分類，預期得分爲雙峯分佈，分數顯示的是個體對自身人格類型的清楚程度，解釋關注的是不同類型的行爲表現，並假設行爲是潛在類型偏好的表達，假設個體差異表現爲不同的類型偏向，且類型之間存在動態轉化，每種類型維度之間密切聯繫相互補充，沒有負性的結果[1]。

此外，MBTI評估採用多維度的人格屬性與兩極化的人格表現來界定人格類型，由此建立起來的人格模型具有變易、簡易、不易的特性：對於複雜多變的人格現象，能採用少數幾個具有根本性的人格維度透過二分法的分類變化加以模擬、描述，使得對人格客體的認識既全面深刻又具有跨情景的應變性，避免了過於繁雜地提煉人格維度和靜態機械的描述方式。與傳統的對個體差異的籠統分類評估法（如氣質類型分類；A、B型人格分類；Holland職業興趣類型分類；中國傳統人格的仁、義、禮、智、信分類）相比，MBTI評估表現得精細、靈活，能對行爲作進一步的解釋。MBTI評估思路與中國傳統的整體性思維方式是一致的，原因在於其理論的奠基者Jung本身就深受中國傳統文化《易經》的影響，我國學者申荷永對相關資料有詳細論述。目前，我國學者姜祖桐先生提出了具有本土化色彩的人格理論——周易人格，其人格模型的建構思路與MBTI基本一致，同樣是先提煉出主要人格維度，並用二分法分解維度，組合不同的維度表現方式得到多個人格類型。在周易人格理論中，姜先生透過人性分析提煉出了六個維度，每個維度也各有兩極，這樣透過排列組合可以得到64（26）種人格類型，合於周易64卦[2]。

2 MBTI的理論研究

2.1 信度、效度、常模資料

從文獻上看，MBTI信度、效度都很高。M版測試的分半信度在0.89~0.94之間，a係數達到0.88~0.94，重測信度在0.91~0.94。MBTI手冊上列出了該量表與16PF，CPI，NEO等量表的相關研究結果[1]。相關研究顯示，成人樣本（N=2859）在E/I，T/F兩維度上的內部一致性係數爲0.91，而S/N，J/P兩維度爲0.92；在其另一項研究中（N=258），間隔四周以後進行重測，66%的被試四個字母完全相同，91%的被試三到四個字母相同[1]。關於MBTI的效度問題，有許多研究報告支援人格類型假設，另外其廣泛應用所表現出來的生命力也說明其效度是理想的。

內奧米·斯隆克指出，在特質論中，常模是一種參照標準，但是在MBTI類型理論中，原來意義上的常模就不適合了，在MBTI量表中，沒有關於常模的報告和說明，代替常模的是各種人格類型出現的頻率，及其在16種人格類型中出現的百分比[1]。在一個明確的樣本中，透過對基礎人羣的對照來對類型的頻率做出相應的判斷。透過比較會發現特定羣體相對於基礎羣體在某些人格類型的選擇上出現過多或不足，而這一現象可以透過自我選擇比值（Self-Selection Ratio）顯示出來[1]。將測量的目標羣體（或個體）與其所處的基礎人羣作比較，當比值遠大於1.00時，表明相對於基礎羣體，特定羣體中某種類型偏好的人顯著過多，當比值小於1.00時，則意味着某種類型偏好明顯不足。當比值在1.00附近時，其類型偏好與基礎人羣基本吻合。SSR在統計學上使用了x2檢驗進行評估，例如，在一項關於課餘休閒活動的研究報告中，對16種類型的報告是：INFJ類型的人在書寫這一項中SSR爲2.64（p<0.01）；同樣類型的人在觀看體育比賽中SSR爲0.45（p <0.05），相反，ISTJ類型的人在書寫這一項中SSR爲0.52（p <0.01），而在觀看體育比賽中爲1.21（p <0.01）。透過上面的數據不難看出INFJ和ISTJ的人休閒活動大不一樣，前者更愛書寫，後者更愛看體育比賽[1]。

2.2 MBTI在國內的修訂

自1994年以來，以我國學者苗丹民爲首的學術團隊與美國東卡羅萊納大學合作，翻譯MBTI—G量表，先後取樣2000多名被試做修訂工作，並探討中文版MBTI人格類型量表的相關技術指標，爲其在中國的應用提供操作性技術[3]。其方法是由心理學專家和語言學家分別譯出初稿，分析各條目與相應人格維度的匹配程度，形成試測卷，經修訂得到外向-內向(E/I)、感覺-直覺(S/N)、思考-情感(T/F)、判斷-知覺(J/P)4維度、8因子的定稿。實測得到的結果是：相隔8周後重測367名大學生，結果的相關性具有顯著意義(p<0.001)，證明信度高；先以英文原版測291名醫學生，30天后再用修訂版測，結果具有顯著的相關性(p<0.001)，證明內容效度好；320名大學生與EPQ和16PF對照測定的結果有高度相關，表明其關聯效度好。用主成分分析448名大學生的4項因子，經斜交旋轉20次迭代，累積解釋方差爲22.9%；4維度最大負荷值分別佔主因素93.75%、80.76%、72.72%和84.00%。以上資料表明MBTI中文修訂版的測評結果有較好的信度和效度[4]。其後，蔡華儉等人對MBTI的M版本進行了修訂，此研究首次將最新版本翻譯成中文，以258名大學生作爲試測樣本，結果表明，大多數項目具有較高的鑑別力，量表測量的信度和效度良好，結構效度極佳[5]。

2.3 與其他量表的相關關係分析

MBTI與其他量表的比較研究主要是爲了考察MBTI的效標關聯效度、結構效度或相容效度，研究表明基於心理類型理論建立起來的人格量表具有較高的效度和廣泛的實用性。我國學者苗丹民等使用MBTI-G量表中文修訂版與EPQ、16PF、MMPI-2、A-Type、PM和PHI人格量表進行效標關聯效度分析，結果表明MBTI的外向-內向維度與EPQ和16PF中內向人格因素間有0.7水平的相關；直覺型個體主要表現爲高恃強性、幻想性、獨立性，而感覺型個體表現出新環境中高適應能力；思考-情感維度與專業成就因子相關最高；知覺型個體較孤僻，判斷型個體社會化程度高、新環境中成長能力強[3,6]。Furnham（2003）等人研究了“大五”人格量表NEO-PI-R與MBTI之間的相互關係，結果表明NEO-PI-R的外向性（Extroversion）維度與MBTI的外向-內向(E/I)維度高相關，開放性（Openness）維度與感覺-直覺（S/N）維度高相關，宜人性（Agreeableness）維度與思考-情感（T/F）維度高相關，嚴謹性（Conscientiousness）維度與判斷-知覺（J/P）維度高相關[7]。Higgs (2001)的一項研究表明，情緒智力（EI）與MBTI的直覺（Intuition）維度存在高度關聯[8]。Hilmar(1996)等人研究了Holland的職業類型理論、Schein的職業錨理論與MBTI的潛在關係，結果表明MBTI與前者聯繫緊密，即不同人格類型的人其職業類型偏好不同，而MBTI與後者並不存在明顯的關聯[9]。

3 MBTI的實踐應用

3.1 組織中的MBTI人格類型分佈

Sample綜述前人的研究發現，16種人格類型中有四種在典型組織中佔統治地位，分別是ISTJ、ESTJ、INTJ、ENTJ，這四種人格類型在組織中所佔百分比明顯高於基礎人羣[10]：Reynierse(1993)調查了1952名低、中、高層企業管理者，他發現這些人與一般人羣相比在外向、思考、判斷這三個功能上表現突出，在資訊獲取方式上低層管理者更傾向於感覺，隨着管理層級的升高，逐漸向直覺過度，高層管理者中以直覺方式獲取資訊者佔多數。Gardner(1996)等人發現，管理者MBTI人格類型中成對的功能性偏好ST居第一位，其次是NT，他們認爲這是因爲管理工作需要透過感覺獲知客觀且細節化的資訊，並透過思考作出理性判斷，而ST組合的人格類型與這一過程最爲相符。另外還發現NF與SF類型在關注質性（quality）與人性的環境中表現突出。Folger(2003)等人分析了大學學者的MBTI人格類型，結果表明思考這一功能在57%的學者的人格類型中居於第三（Tertiary）甚至最次（Inferior）的維度位置，其餘43%的學者則相反，這意味着邏輯性在富有創造力的個體身上處於無意識狀態，這有利於打破常規思維的限制[11]。

羅正學等人用修訂後的中文版MBTI人格類型量表對軍校男、女大學生進行測試，結果表明男、女大學生在S、T、J因子上的得分均高於N、F、P因子得分，在E、I因子上的得分沒有顯著差異；女大學生S、P因子的得分高於男大學生，其他因子的得分沒有顯著差異；男、女大學生的人格類型中S、T、J因子所佔百分比均遠高於N、F、P因子；男、女軍校大學生16種人格類型的分佈基本相似，以ESTJ、ISTJ、ENTJ、ISFJ四種類型居多[12]。苗丹民的研究表明，中國軍隊初級指揮員以ESFJ、ISTJ人格類型爲主[3]。楊慧芳採用MBTI-M對255名企業管理者的人格類型進行研究，結果表明：ESTJ型和ISTJ是企業管理者的典型人格類型，性別、年齡、教育水平、職位、管理領域、企業性質等變量對管理者的典型人格類型沒有顯著影響[13]。唐軍的研究表明，我國人力資源管理者最適合的MBTI類型是ESFJ，比較適合的類型是ISFJ、ESTJ、ESFP[14]。敖小蘭使用MBTI修訂版對我國東部、中部、西部共745名領導幹部進行測試，得出我國領導幹部的人格類型以ESFJ居多，其次爲ESTJ，並且更多地偏向S、F和J[15]。

3.2 MBTI在組織發展與團隊建設中的應用

組織發展與團隊建設包括諸多課題，比如組織變革；組織成員的溝通與衝突應對；問題解決與決策；團隊成員的配合協調及其對整體績效的影響等等。要認清並解決這些問題，很關鍵的一點就是對個體差異的認識把握。Sample總結了前人的相關研究發現，無論是對組織發展的理論探討還是實證研究都十分關注個體差異。以往的研究使用了各式各樣的量表獲取關於個體的人格資訊，其中MBTI是使用最爲廣泛的工具之一，原因在於，基於心理類型理論的MBTI抓住了個體行爲差異背後隱藏的穩定的、連續的、一貫的支配因素，如個體獲知資訊的方式、作出判斷的方式，這直接影響到團體成員的行爲方式和關係協調，從而影響團隊績效。

MBTI人格類型影響人員的管理策略與管理效率。Slocum(1978)認爲儘管管理諮詢者使用相似的管理變革策略，但不同MBTI類型者有着不同的策略偏好，其中ST人格類型的人偏好行爲管理策略，NT型傾向於調查反饋，NF型偏愛團體策略，而SF型習慣採用交易分析技術[16]。不少研究試圖分離出與高效管理相聯繫的人格類型，Hamilton(1988)在一項關於軍隊組織發展的研究中發現，N型高層管理者比S型效率高，T/F這一資訊判斷維度的兩個功能與管理效率關係不甚密切。以後的相關研究都不斷證實八類人格功能中只有N（直覺）一項是組織管理勝任力的有效預測因子[17]。

MBTI人格類型影響組織成員的溝通與問題解決。研究組織成員的溝通與衝突應對基於這樣一個假設：爲了有效溝通，交流的雙方必須同時使用相同的溝通方式，這經常需要雙方在交流過程中對各自的溝通方式作出相應調整。爲此，Yeakley發展出了一種叫CAI（Communication Adjustment Index）的溝通分析技術，透過觀察不同MBTI人格類型的一對個體在交流過程中的行爲表現確定人格類型對溝通效果的影響。相關研究結果一致表明人格類型相似或接近的雙方更容易實現輕鬆、高效的交流，溝透過程和諧而熱烈，容易產生共鳴，而不同人格類型的雙方往往要經過長時間的調整才能彼此適應，而這一過程一般比較艱難[18]。根據Killman(1975)等人的研究，不同功能組合的人格類型是問題解決和決策偏好的反映指針。其中，ST型偏好非個人的、現實的和常規型組織問題的解決，NF型偏好個人化、理想化的問題解決，NT型偏向於長線的策略性規劃，而SF型更關注處理眼下的人際關係 [19]。

組織成員的MBTI人格類型分佈特徵影響整體績效。MBTI在組織中最爲廣泛的用途就是用於團隊分析，其中Hirsh的兩本著作（1985，1992）“Using the MBTI in Organizations”、“The MBTI Team Building program”對於推動MBTI在組織研究中的應用發揮了重要作用。Reynolds以不同的MBTI人格類型組合爲自變量，以團隊目標達成、成員滿意度、角色意識清晰度、團隊凝聚力以及績效爲因變量，考察前者對後者的影響，結果表明，團隊成員人格類型的多樣化與各個因變量的高得分有高相關；另一方面，人格類型相似的團隊成員之間有着較高的人際舒適度，人際和諧與積極支援得分[10]。

3.3 MBTI在職業心理研究與職業指導中的應用

MBTI人格類型是職業自我效能感的影響因素之一。Tuel(1998)等人研究發現，不同MBTI人格類型的個體對同一職業的效能預期存在顯著差異，不同個體在高自我效能預期的職業選擇上表現出與其MBTI人格類型相吻合的維度特徵[20]，這也證明了MBTI具有較好的結構效度。Healy（1998）利用迴歸分析發現來訪者的MBTI得分與其職業障礙表現有明顯的相關，這在男性中表現特別突出，事後獨立分析也表明MBTI人格類型與職業認知風格不一致是造成職業選擇困難的原因之一[21]。MBTI在職業探索、生涯規劃等一系列職業指導中應用相當廣泛。透過MBTI人格類型測查，可以獲知來訪者認知風格、精力指向、生活方式等諸多資訊，並綜合得出對方適合的職業類型。前面關於MBTI的理論研究已經表明，此量表的內容結構與Holland職業興趣量表，“大五”人格量表等相關職業諮詢的量表相當吻合，另外它的一個顯著優勢在於把握了認知風格這一極爲穩定且與職業性向有高度關聯的核心內容，並且測查題項相對較少，比較精練，所以使用效率高，實用性強，因此在職業諮詢領域很受歡迎。

3.4 MBTI在其他領域中的應用

Mills的一項關於天才學生與其教師的教學互動關係的研究發現，良好的師生互動關係得益於彼此一致的人格類型。並且在這樣一個羣體中，教師傾向於以直覺的方式獲取資訊並透過理性思考作出判斷，師生均傾向於一致的認知方式，偏好並擅長於對抽象的概念性資訊的處理，重視邏輯分析和客觀性，表現出觀念上的開放性和靈活性[22]。研究表明，教師的人格特徵和認知風格與學生相應特徵的匹配度直接影響教師的教學效果、教學滿意度和學生學習成就感，也影響學生對教師的評價。另外，MBTI也廣泛應用於一切形式的心理諮詢和治療當中，尤其以家庭治療爲甚。家庭治療的核心是夫妻關係問題，治療關鍵在於找出雙方在認知風格、生活方式上的差異，讓雙方認識到問題的根源並設法體諒對方[23]。在婚姻諮詢中一般透過MBTI人格類型測查，與來訪者共同探討其適合的伴侶特徵。另外諮詢師和來訪者之間的不同人格類型影響治療效果，需要諮詢師及時把握來訪者的人格類型，並對自己的溝通方式和治療風格做出相應的調整[23]。

4 總結

綜上所述，MBTI是一個理論根基紮實，實用性強的人格量表，它與傳統人格類型量表相比有其獨特的優勢，可以廣泛使用於不同領域。然而，個人的行爲表現卻註定逃不脫後天因素的影響，受文化傳統、教養習慣、利益目標、行動時的客觀條件的種種限制。因此，儘管在理論上人格類型可以對行爲表現作出某種解釋，但是從行爲表現出發推測人格類型，或者從人格類型出發推測行爲表現的努力卻不得不面對太多不確定因素。換言之，就個體而言，外顯的行爲、態度與其人格類型之間並沒有必然的關聯，承認這種不確定性是一種基本的科學態度，它告訴我們任何單一的邏輯都不足以確定一個人的人格類型或者根據人格類型推論行爲表現。基於這一點，MBTI在測量人格類型時，採用了被測者自我報告、問卷選答、他人報告與測評師輔導下的類型探索相結合的全方位評估模式，其評估並非簡單地依賴於問卷結果。事實上，MBTI的每一位測評師都必須經過系統的培訓和嚴格的認證，確保在實際操作和理論知識兩個方面都具備過硬的素質，有能力掌握整個評估過程，真正幫助人們發現自我。調查表明，沒有測評師的參與僅使用MBTI問卷，結論的誤差率高達30%；而在未經認證的測評師的誤導下，結果更糟。因此，MBTI的使用必須嚴格遵守使用資格要求，嚴格執行規範的施測程序，透過全方位的評估確定個體的人格類型，並作出準確的解釋。另外，MBTI在我國理論界並未引起足夠重視，相關研究十分有限，如MBTI人格類型對團隊建設和組織變革的影響。因此有必要加強相關研究，以人格類型理論指導個人和組織發展。

【參考文獻】

[1] 內奧米·斯隆克著. 李劍鋒譯. 人格測評. 北京：華夏出版社, 2003. 13~47

[2] 姜祖桐. 周易與人格. 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4. 71~98

[3] 苗丹民,皇甫恩. MBTI人格類型量表的效度分析. 心理學報，2000，32(3): 324~331

[4] 羅正學,苗丹民等. MBTI-G人格類型量表中文版的修訂.心理科學, 2001,24(3): 361~362

[5] 蔡華儉,朱臻雯,楊治良. 心理類型量表MBTI的修訂初步. 應用心理學, 2001, 7(2)：33~37

[6] 苗丹民,皇甫恩等. MBTI人格類型量表的效標關聯效度分析. 第四軍醫大學學報，2000, 21(11): 1304~1306

[7] Furnham A, Moutafi J, Crump J.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vised NEO-Personality Inventory and the Myers-Briggs Type Indicator.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2003, 31(6): 577

[8] Higgs M. Is there a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yers-Briggs type indicator and emotional intelligence? Journal of Managerial Psychology, 2001,16(7): 509~534

[9] Hilmar N. Relationships between Holland’s vocational typology, Schein’s career anchors and Myers-Briggs’ types.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1996,69(3): 263~276

[10] Sample J. The Myers-Briggs Type Indicator and OD:Implication for Practice from Research. Organization Development Journal, 2004,22(1): 69~76

[11] Folger W A, Kanitz H E, Knudsen A E. Analysis of MBTI type pattern in college scholars. College Student Journal, 2003,37(4): 598

[12] 羅正學,苗丹民等.軍校男、女大學生MBTI人格類型分析.中國行爲醫學科學,2002,11(5): 541~542

[13] 楊慧芳、趙曙明.企業管理者人格類型研究.心理科學,2004,27(4): 983~985

[14] 唐軍.人力資源管理者的MBTI類型研究.人口與經濟,2002年10月(增刊):48~52

[15] 敖小蘭.中國領導幹部人格類型研究.心理科學,2004,27(3): 731~734

[16] Slocum J. Does cognitive styles affect diagnosis and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of change agents? Group and Organization Studies, 1978,14(3): 199~210

[17] Hamilton E. The facilitation of organizational change: An empirical study of factors predicting change agents’ effectiveness. Journal of Applied Behavioral Science, 1988,24(6): 37~59

[18] Yeakley F R. Communication style preferences and adjustments as an approach for studying effects of similarity in psychological type. Research in Psychological Type, 1983,24(5): 30~48

[19] Kilmann R H, Thomas K W. Interpersonal conflict-handling behavior as reflections of Jungian personality dimensions. Psychological Reports, 1975,37(6): 971~980

[20] Tuel B D, Betz N E. Relationships of career self-efficacy expectations to the Myers-Briggs Type Indicator and the Personal Styles Scales. Measurement and Evaluation in Counseling and Development, 1998,31(3): 150~164

[21] Healy C, Woodward G A. The Myers-Briggs Type Indicator and career obstacles. Measurement and Evaluation in Counseling and Development, 1998, 31(2): 74~86

[22] Mills C J. Characteristics of effective teachers of gifted students: Teacher background and personality styles of students. The Gifted Child Quarterly, 2003,47(4): 272

[23] Lee W, Tracy T. The utility of the Myers-Briggs perspective in couples counseling: A clinical framework.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Family Therapy, 1995,23(4): 3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