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聚效應對中國城市服務業發展差異影響論文

摘 要:本文從外部經濟、知識溢出和社會資本等角度分析了企業集聚、經濟集聚狀況、城市地理位置與城市服務業發展的關係,並利用分層線性模型(HML)檢驗了集聚效應對服務業差異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經濟集聚程度對服務業生產效率有顯着的正向促進作用,城市區位也對服務業生產效率產生顯着影響。東部地區城市比中部或西部地區城市的服務業生產效率高,對服務業發展水平的推動力強;中部和西部具有同質性,二者對服務業效率的影響沒有顯着差別。

關鍵詞:服務業;集聚;分層線性模型オ

一、引言

改革開放後,中國服務業增長迅速,但同時卻出現了地區差距逐漸擴大的現象。不斷擴大的地區發展差距必然會影響到中國城市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能力。對服務業地區差距問題的研究,就成了亟待解決的問題,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2003年,在284個地級及以上城市中,服務業增加值最高的(上海)達到3000.13億元,最低的(定西)只有4.54億元,相差2995.6億元,差別非常懸殊。人均服務業增加值最高的(廣州)有30682元,而最低的(六安)只有922元,前者是後者的33倍多(人均服務業增加值的分佈情況見圖1)。服務業在各城市經濟中的地位也非常懸殊,服務業佔GDP比重最高的達到80.89%,最低的只有10.45%,兩者相差70%多。全國城市平均服務業比重是43.9%,只有89個城市在平均值以上。

2003年各城市之間服務業的標準差係數爲2.39,高於GDP的差異程度(2.10),同時也高於工業的差異程度(2.02)。從時間序列來看,服務業的差異在逐漸擴大,1990年服務業增加值的標準差係數爲2.21,到了2003年提高了0.18個百分點。各城市間人均服務業增加值的差異不如服務業增加值的差異明顯(詳見表1),2003年其標準差係數是0.72,略低於人均GDP和人均工業增加值的差異,它們分別是0.73、0.96。

2003年,284個城市的平均人均服務業增加值是9588元,其中有59個城市超過平均水平,在這59個城市中,東部地區城市約佔68%,中部地區城市佔19%,西部地區城市只有13%。

上述數據分析表明,當前各城市間、三大地帶城市間的服務業都存在非常明顯的差距,發展程度高的城市和落後城市的差別有擴大的趨勢。

二、集聚效應對中國城市服務業發展差異的影響

國內學術界對影響地區服務業差異的因素已有所研究,但相當多的實證研究是基於新古典增長論,將服務業的地區發展差異歸納爲要素投入、市場條件和政策等方面,很少有研究關注到集聚效應對地區服務業發展差異的作用 (李輝,2004;倪鵬飛,2004)。

傳統的經濟學假定空間是勻質的,並假定所有生產要素可以完全無成本地瞬時流動。現實世界中勞動力與自然資源在空間上不是均勻分佈的,而不同地理條件稟賦給各地區帶來不同的發展機會,地區的經濟密集程度和地理區位與經濟發展是緊密相關的。最近興起的新經濟地理學在考慮地理空間因素對經濟的影響的前提下,從規模經濟和不完全競爭假設出發,對地區經濟發展差異作出全新解釋。本文以新經濟地理理論爲基礎,引入集聚效應和其它地理空間變量,從一個比較新的角度重新解釋地區服務業的發展差距。

(一)經濟集聚與地區服務業發展

經濟高集聚度地區會對服務企業形成較大的吸引力,主要是因爲生產者在城市集聚能給服務企業帶來一定的經濟效益。

首先,有利於資源共享,節約成本,共同分享外部經濟利益。如果服務企業間彼此聚集,則每個企業都可透過共享某些公共投入,例如同一勞動力市場、公共資本、城市基礎設施、商業資訊及新技術革新等,降低各自的生產成本,且在不犧牲個體靈活性的情況下,從規模經濟和範圍經濟中獲取收益。

其次,企業聚集利於知識溢出,促進企業技術進步,進而提高企業和整個城市的整體競爭力。新增長理論認爲一國或地區經濟增長情況取決於其知識積累、技術進步和人力資本水平。知識經驗具有遞增的生產力,在邊幹邊學中可以得到積累。知識是公共產品,具有“外溢效應”。而知識積累量、技術進步的速度和水平、人力資本提升可以由企業進行正式的專項研究開發得到,也可由企業非正式研究與開發活動得到,如借鑑同行經驗、互相交流學習等。而“今天技術變化的主流已不再取決於正式的研究與開發,而是取決於包括學習在內的各種非正式研究與開發活動。據有關學者測算,目前,正式的研究與開發支出只佔到產品和服務創新費用的35%”(王緝慈,2001)。

如果雙方相距不遠,處於同一個城市甚至同一個集聚區內,由於空間鄰近和共同的產業文化背景,可以加強隱性知識的傳播與擴散。在傳遞資訊、共享知識和交流思想的各種媒介中,“面對面”交流被認爲是資訊量傳遞最多的方式,因爲“口頭載體要比書面媒介更富裕,電子郵件雖然克服了距離的限制,具有很強的覆蓋性,但它仍然無法傳遞諸如暗示、個人感官體驗等資訊,在反饋的及時性方面,它弱於電話,更弱於面對面交流”(比歇爾和勞布,2001)。Lissoni(2001)的調查結果也證明,超過80%以上的'人認爲自己在解決問題時首選的方式是口頭解釋,其次纔是實踐說明、參考其它書面資料等。這一切都說明面對面的正式和非正式交流是隱性知識學習和共享的最有效方式 (鄭勝利,2004) 。地理的接近爲溝通提供了便利的渠道,空間鄰近可以使大量的“面對面”交流更加密集和方便,節省了時間和交通成本。服務企業可與客戶透過直接接觸,探討如何更好地改進服務,優化生產流程,減少等待時間,滿足顧客多樣化需求,提供優質、快捷、便利、貼心的服務等。

不僅如此,非正式的渠道,如員工之間的關係網絡、人員的工作時間之外的流動和生活聯繫都可以使得隱性知識在更廣的範圍內進行傳播。工作之餘,人們利用各種機會,如朋友聚會、公共場所聊天、休閒娛樂健身場所偶遇等互相溝通交流,增加每個人所擁有的知識量,產生思想碰撞,加速知識創新。Freeman(1991)認爲,隱性知識學習主要是透過非正式網絡完成的,所以非正式網絡對集羣創新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企業在空間上的鄰近有利於人員的溝通交流和資訊的積累、傳遞與擴散,在較小的空間範圍內可以很方便地面對面溝通,而超出一定的地理範圍再進行這樣的交流很費力,資訊難以向範圍外滲透和擴散(魏江,2004)。

企業集聚使得近距離觀察競爭對手的技術和管理經驗以實現模仿成爲可能,集羣內先進服務企業的創新理念、創新產品、創新工藝、創新服務等會起到示範作用,先進的企業知識成爲集羣知識場中的“知識極”,在集羣內產生極化效應。後進企業迫於競爭和在這種知識極化的作用下,就會立即學習、模仿和追趕。英國經濟學家馬歇爾(1997)很早就描述過這種現象,在這裏“行業的祕密不再成爲祕密;而似乎是公開了,……如果一個人有了新思想,就爲別人所採納,並與別人的意見結合起來,因此它就成爲新的思想源泉……”。

最後,集聚於同一地區的企業,各種各樣的聯繫形成的社會資本有助於加強彼此間的信任,建立長期合作關係,減少不確定性,降低交易成本。服務企業的生產方式與其它企業有所不同,其生產與消費的同時性使服務生產過程存在很多不確定性。實物產品有確定的產品質量標準,顧客購買前可以先驗貨再與生產企業商定價格,進而簽訂購買合同。整個交易過程非常明晰,雙方都有機會減少交易的不確定性,降低風險。但服務企業的交易過程不同,雙方的資訊非常不對稱,顧客不知道服務質量如何,生產者也不知道顧客是否存在嚴重的機會主義。在顧客購買前,服務產品還不存在,顧客無法判別產品質量,不敢輕易付費,害怕“貨不對路”或產品質量達不到自己的要求,而服務企業在與顧客商談且確定價格進而簽訂契約之前是不會貿然提供服務的,因爲服務企業提供的往往是無形產品,它們可能是一套方案,一個規劃,一種思想,一句口號,一個標語等,如果沒有以實物爲載體,其所有權是不清晰的,其它人在聽到或看到後都可以將其轉化爲自己的思想,稍加轉化就可以用於實踐。如果生產企業在沒有與顧客達成協議之前就提供服務,生產結束,顧客消費完後,將接受的服務已經轉化爲自己的思想,如果存在道德風險和機會主義傾向,就可能會以產品質量不合格等多種理由拒絕履行責任。

地理位置接近的企業家們的聯繫比較多,對彼此都非常瞭解,有的甚至是親戚、朋友,同學、同鄉等,或有過接觸、一直保持長期合作關係等,這些關係形成社會網絡。在社會網絡中,各種聯繫培育的社會資本可以增強彼此的信任,降低不確定性,減少交易成本。

(二)地理位置與地區服務業發展

地理位置會在兩個方面對服務業產生影響:一是地理位置使得自然資源的分佈有所差別。在三次產業中,因其本身特性,服務業依賴自然資源的程度最低,但是其發展也會受到一定的影響。特定的地理位置會有一些特定的自然環境、氣候、人文風情、社會風俗、習慣等,這些是某些服務業的發展所必須具備的基本條件。只有在具備這些條件的地區,其服務業纔可能有較大發展。比如旅遊業,只有擁有良好自然風光或深厚歷史底蘊的城市才能發展旅遊業,靠近海岸線的城市才能大打陽光、沙灘、海岸的招牌,以海邊休閒活動(游泳、衝浪、帆板、遊艇等)吸引遊客。交通運輸業與地理位置的關係也十分緊密,便利的位置能使城市成爲交通重鎮,鄰近港口、高速公路、鐵路的地區,發展交通運輸業纔有優勢。二是地理位置會影響吸納社會資源的多少,從而直接影響服務業的發展。地理位置優越,如靠近港口,便於企業出口和進口,開展國際貿易,具備這種優勢的城市會吸引國內外的資金、技術,也會引來大量的各種層次的勞動力。城市利用科技發達、人才薈萃、內外聯繫廣泛、資訊量大、交易方便等優勢,可以形成促進服務業乃至整體經濟發展的良好環境。

上述分析表明,地理位置和經濟集聚度對地區服務業發展有明顯的影響。經濟集聚度越高的地區,對服務業發展的推動力越強。地理位置越優越,越有利於地區服務業發展。

三、 實證檢驗

(一)模型選擇及數據說明

在前述理論的基礎上,本文將城市人口集聚、產業集聚和城市區位因素納入分析模型,以中國大陸地級及以上城市爲研究對象,實證分析新經濟地理因素對於解釋地區服務業差異的重要作用。

要檢驗以上因素的作用,遇到的一個技術上的困難是經濟地理因素往往是不變的。如果直接用截面數據,那麼時間的選取往往會導致結果的不同,結論的穩定性值得質疑。如果直接採用面板數據分析,將這些不變的量作爲虛擬變量,那麼採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往往會因爲非觀測效應(unobserved effect)與解釋變量相關而產生有偏不一致的估計,這又被稱爲差異性偏誤(heterogeneity)。如果採用固定效應分析,那麼雖然可以消除非觀測效應,但是重要的不變的因素也被消除,而這恰好是我們所關注的(金煜,2004)。

分層線性模型(Hierarchical Liner Modeling) 能避免上述分析模式的缺點,比較適合本文的研究初衷。多層線性分析方法是目前國際上較前沿的一種社會科學數據分析的理論方法。相對於線性迴歸和方差分析依靠的普通二乘法估計,分層分析使用收縮估計(shrinkage estimation)更加穩定和精確。分層線性模型用兩個估計的加權綜合作爲最後的估計:一是來自每個組的OLS估計,二是組間的加權最小二乘法(WLS)估計。最後的估計來自於對這兩個迴歸的加權平均,如果樣本規模小,則更爲依賴第二層的WLS估計,如果樣本規模大,則更爲依賴第一層的OLS估計。分層估計的另一個優點是對於樣本規模不相等的數據結構,由於採用了極大似然估計的迭代過程(iterative process),所以可以估計方差和協方差。

對分層數據進行計量需要專業軟件。HLM軟件是專門解決層次數據間的關係的軟件,在社會學研究中已被逐步確認。本文使用HLM5.04(學生版)進行分層線性模型分析。分析過程如下:

首先建立第一層計量方程模型:

ln(PSGDPti)=ati+btiln(SKa)+ctiln(SLti)(1)

t表示時間,i表示地區。式(1)是參照生產函數建立的模型,其中ati表示各城市所處地區不同形成的生產效率差異。bti表示各城市資金投入對人均服務業增加值變化的彈性係數,cti表示各城市勞動投入對人均服務業增加值變化的彈性係數。PSGDP、SK 和SL分別表示人均服務業增加值、服務業投入資本和服務業從業人員。

第一層次所解釋的ati和bti對應於各個城市都有不同的影響,如果對上述方程採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估計,那麼存在殘差不滿足同方差假定的問題。採用固定效應估計法(FEE)雖然可以消除截距項,但是對於關心截距項差異的研究,它同樣消除差異背後的經濟學含義。而層次線性模型估計方法可以解決以上問題,它考慮其他隨機因素對a璽i和b璽i的影響。

第二層次計量方程爲:

ai=a0+aiXi+εi(2)

其中,Xi表示影響ati的因素,在這裏我們主要分析人口集聚、產業集聚和區位(主要是用東中西三大區域劃分)不同造成的影響, 分別用企業密度(IDE)、GDP密度(GDE)、東部(DB)虛擬變量與中部(ZHB)虛擬變量指標分析。本文用兩個方程分別分析企業密度和GDP密度對地區服務業發展差異的影響。第二層的模型分別爲:

ai=a0+a1IDEi+a2DBi+a3ZHBi+εi(3)

ai=a0+a1GDEi+a2DBi+a3ZHBi+εi(4)

所用數據包括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的數據包括2001-2003年中國大陸各地級及以上城市服務業的資本投入額、從業人員數量和人均服務業增加值。其中資本數據因爲各城市歷年資本數據不全,難以用永續盤存法估計各地的固定資本存量,只好在假設往年投資與當年投資呈一定比例關係的前提下,用當年服務業固定資產投資量代替。因爲統計口徑的調整,選擇了2001年《中國城市統計年鑑》所統計的地級及以上城市作爲研究對象,共有265個。數據來自於2002-2004年《中國城市統計年鑑》、2002-2004年《中國統計年鑑》和2002-2004年的部分省份和城市統計年鑑。第二個層次的數據包括2003年各城市的企業密度、GDP密度、東部虛擬變量和中部虛擬變量。數據來自於2004年《中國城市統計年鑑》。

(二)實證結果

按照分層線性模型的估計步驟,首先估計一個不包括第二層預測變量的固定效應迴歸模型。估計的結果見表2。除了允許自變量和截距項的迴歸係數在各個城市(第二層)隨機變化外,建立的模型與普通的迴歸模型一樣。模型採用了限制最大似然法估計,結果收斂,似然函數值爲-855.727201。資本變量的係數爲0.111861(P=0.000),勞動力變量的係數是0.080161(P=0.242),截距項的係數是8.546637(P=0.000)。檢驗結果表明:資金和勞動對服務業的發展水平均有正向推動作用,且資本的影響更大。資本投入在推動服務業發展水平上表現出強勁的作用,資本投入增長1%能帶來0.11%的人均服務業增加值的增長,而勞動力只能推動0.08%。所以當前我國服務業還是資金驅動型的,勞動力對人均服務業的推動作用還不明顯。

由於工業增加值密度和GDP密集度有高度的相關性,不適宜放入同個方程,本文分別對它們進行分析。對第二層模型的分析分別見表3和表4。分層線性模型認爲當某個第二層變量的係數和相應第一層的係數符號相同時,說明該第二層變量能加強第一層上該係數的關聯強度,加強的方向與係數符號所表示的方向一致。當兩層係數符號相反時,則說明第二層變量削弱第一層上該係數所表示的關聯強度,但影響方向與第一層係數的符號所表示的方向相反(張雷,2003)。

產業密集程度、經濟密集程度和城市所處區域的狀況對服務業的發展差異具有一定的影響。企業似然函數值-669.195359估計方法限制最大似然法密度、GDP密度、東部地區和中部地區的係數均爲正,與第一層模型的截距項的係數符號相同,也就是說對於第一層模型的截距項即服務業生產效率起到加強的影響,這與本文前文中的假設一致,驗證了理論假設。包括產業密集度指標的模型迴歸結果表示,企業密度的係數爲正數,T檢驗的P值爲0.000,透過檢驗,意味着企業密度對式(1)中的截距項——生產效率有加強影響,即企業密度越高的地區,服務業的生產效率越高,從而服務業發展水平越高。東部地區虛擬變量和中部地區虛擬變量的係數也爲正數,它們對式(1)中的截距項也有正向促進作用,意味着與西部相比,位於東部地區和中部地區的城市比西部地區能對服務業的生產效率起到更大的促進作用,從而在推動當地服務業發展方面發揮了更強的作用。但中部地區的這種影響力並不顯着,沒能透過檢驗。從地區的係數來看,東部地區比中部和西部地區更能推動服務業發展,而中部和西部地區並沒有顯着區別。包括GDP密集度指標的迴歸模型結果表明,GDP的密集程度對服務業的生產效率有加強影響,東部地區對服務業的生產效率也有加強影響,GDP密集度係數和東部地區的係數都透過1%顯着水平的假設檢驗,而中部地區仍然沒能透過檢驗,此模型也進一步驗證了前文的假設。

經濟地理、新經濟地理所強調的各種力量對經濟的影響一直被主流經濟學家所忽略。近年來由於新經濟地理學理論的興起,使得更多的人開始關注這些空間因素對經濟差異作用的解釋。然而在服務業差異研究中,還很少有人從此角度分析。本文的檢驗證實了這些經濟規律的作用。服務業更多地使用外部知識、資訊等要素和更廣闊的市場空間,而經濟密集地帶和東部地區獨特的地理位置、發育相對成熟的主導產業、高層次的結構轉型、完善的社會網絡體系、良好的發展氛圍、便利的技術傳播途徑等有效地引導了服務業的發展。

層次分析結果表明:資本投入仍然是各城市服務業增長的主要來源,勞動力的推動作用還不夠明顯。經濟的集聚程度對服務業的生產效率有顯着的正向促進作用,企業越密集,經濟活動越密集,服務業的生產效率就越高,當地的服務業發展水平就越高。城市的區位也對服務業的生產效率產生顯着影響,處於東部地區的城市比位於中部地區或西部地區的城市的服務業生產效率高,更能加強對服務業生產效率的正向影響作用,對服務業的發展水平的推動力更強,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具有同質性,兩地帶對服務業效率的影響沒有顯着差別。企業集聚和經濟集聚爲服務業發展創造了良好的發展基礎。相關產業的集聚,對生產服務業和生活服務業都能構成大規模的需求,刺激服務業發展。同時,企業集聚透過資源共享,節約成本,獲得外部經濟利益。企業聚集爲隱性知識的傳播提供了便利條件,有益於知識溢出,促進企業技術進步,進而提高企業和整個城市的整體競爭力。各種各樣的聯繫形成的社會資本有助於加強集聚地區企業彼此間的信任,建立長期合作關係,減少不確定性,降低交易成本。

地理位置也表現出對服務業的顯着影響,與落後地區相比,沿海地區在地理上容易與外界交流,發展條件完善,集中了大批人才,這些突出的優勢對東部地區服務業發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四、簡短結論

基於新經濟地理理論,本文從地理因素角度探尋地區服務業發展差距的原因。理論方面,從外部經濟、知識溢出和社會資本等角度分析了企業集聚、經濟集聚狀況和區位條件與地區服務業發展的關係。透過分層線性模型,對2001-2003年265個地級及以上城市進行檢驗,發現:經濟的集聚程度對服務業的生產效率有顯着的正向促進作用,企業越密集,經濟活動越密集,服務業的生產效率就越高,當地的服務業發展水平就越高。城市的區位也對服務業的生產效率產生顯着影響,處於東部地區的城市比位於中部地區或西部地區的城市的服務業生產效率高,對服務業的發展水平的推動力要強,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具有同質性,兩地區對服務業效率的影響沒有顯着差別。

本文的政策含義在於:對地區服務業發展差異起影響作用的地理因素是很難透過政策加以調整的。由於新經濟地理因素的作用,服務業地區間的差異是服務業發展過程中的必然趨勢。實現地區服務業的協調發展並不是要扭轉由經濟力量的收益遞增性導致的服務業發展差異,而是應該透過深化經濟改革和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加快落後地區的服務業發展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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