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體社會資本與農民災後心理健康的關聯機制探究論文

我國是一個災害頻發的國家，近年來，在國民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因自然災害導致的人們的心理損失也有逐漸增加的趨勢，如何治理自然災害，減輕災害對人們心理造成的壓力，有着相當重要的現實意義。在談到災害治理政策時，人們首先想到的是一種政府責任，但這種單純由政府實施的自上而下的災害管理體制並不是萬能的，往往需要其他社會力量(個體或集體的共同協調合作)的補充和完善，在應對災害的打擊時，不僅需要經濟資本和物質資本的投入，還要充分發揮“社會資本”的作用。

關於社會資本與心理健康的關係研究大部分是在發達國家的背景下進行的，類似的分析很少在中國進行，尤其在具有“地緣社會”和“親緣社會”典型特點的中國農村，這樣的分析更是少之又少。中國素有重視人倫關係的文化傳統，個人在集體中所處的角色，集體的關係網絡在社會生活中一直扮演着相當重要的角色，在災害中也不例外。本文之所以以農民爲研究對象，是因爲與城市相比，農村的防洪措施和災後應急機制都不太完善，農村居民有着比城市居民更大的心理壓力。

經濟學家試圖用社會資本解釋集體行動選擇困境，認爲社會資本能夠促進集體行動的實現，社會資本能將分散的農戶連接起來，對災後心理健康的恢復產生影響，所以在中國農村的災害治理中，應充分發揮非政府組織、社會參與和社會信任等社會資本的作用。

1社會資本

首先，關於社會資本的內涵、社會資本的概念最早是由法國社會學者皮埃爾.布迪厄提出的，他所定義的社會資本注重社會系統的整體層面，認爲社會資本是個人和團體所擁有的社會連帶加總，是一種透過關係網絡的佔有而獲取的實際的或潛在的資源集合體。社會資源理論的首創者林南也認爲社會資本是從社會網絡中動員了的社會資源;邊燕傑、丘海雄認爲社會資本是行動主體與社會的聯繫以及透過這種聯繫攝取稀缺資源的能力;帕特南認爲社會組織的特徵，諸如信任、規範以及網絡，它們能夠透過促進合作行爲來提高社會的效率;福山認爲社會資本的本質是信任、互惠等文化規範。

從不同學者對社會資本本質的描述可以看出，社會資本的基本內涵是指一種聯繫緊密的組織及其特徵，其表現形式有社會網絡，有意創建的社會組織、規範、信任、權威、行動的共識以及社會道德等。

1. 1社會資本與災害

近年來社會資本成爲除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之外的第三大資本，被廣泛應用於社會學和經濟學領域，尤其在自然災害發生後，“經濟資本”、“人力資本”與“社會資本”都會造成損害，但相對而言，平時最不顯眼的社會資本在災害中所受損失最小。在災害中，房屋和財產會被破壞，人們會受傷或死亡，但集體之間固有的聯繫和情感卻不會受到災害的破壞，他們的社會資源仍然存在，原有的社會結構和社會規範也依然在發揮作用，社會資本的這些特性使它成爲個人和集體在受災後最可依賴的基礎資源。

社會資本還是一種有可能在災害中得到更新和補充的資本。根據社會衝突的基本原理，面臨外來威肋、時，羣體內部的整合程度反而會提高，適度的外在壓力將有利於社區的成長。這也意味着在災害中，社區和個人的社會資本反而有繼續增長的可能性。

國外學者Dynes分析了災害中信任、社會規範和社會組織的作用問題，認爲更高水平的信任有助於加快災後恢復的速度，提高災民滿意度，受災羣體在災後很可能出現“利他性”社會規範，有助於災後恢復。國內學者趙延東根據2008年和2009年兩次大規模抽樣社會調查數據，從社會支援、社會參與和社會信任三個方面分析了漢川地震災區的社會資本在災害治理中的作用，結果表明災民的互助、參與、團結與信任，構成了他們重建家園最可依賴的“社會資本”。

總之，國內外學者研究發現，羣體的集體行動水平較高，且社會資本比較豐富的社區，其防災力、抗災力與恢復力會更強，社會秩序的恢復與重建的速度更快。

1. 2社會資本與心理健康

洪澇災害所造成的壓力對心理健康具有較大的影響，國外學者Kawachi認爲社會資本可以從不同方面起到緩衝作用，也能提高社會支援，從而減少影響心理健康的壓力;Harpham認爲擁有高水平社會資本的社區提供了友好、和諧和安全的環境，反過來促進了具有心理疾病易感人羣的人際交流。此外，Berry從結構性社會資本(集體參與)、認知性社會資本(信任、互惠、集體歸屬感)分析了社會資本對心理健康的影響，結果表明社區集體參與度越高，社會凝聚力越好，個人心理健康水平越高;也有學者分別從個人層面和集體層面分析了社會資本對心理健康的影響國內學者俞曉靜從不同維度和層面探討了社會資本對心理健康的作用，餘慧等學者採用多層線性模型研究了社會資本對城市居民心理健康的影響，這爲社會資本的分層分析提供了思路。

上述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居民災後心理健康的影響因素，但將社會資本引入心理健康的實證分析相對薄弱。由此可見，社會資本與農民心理健康的關聯機制是研究自然災害對農民影響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1. 3社會資本的維度

馬斯.福特.布朗認爲社會資本系統可以按照“要素、結構和環境”的三維概念，劃分爲微觀、中觀和宏觀三個層面:微觀社會資本主要是個人形成的價值觀念和規範等;中觀層次的社會資本是集團間所形成的信任、互惠、義務和期望等;宏觀社會資本體現爲國家制度、法律框架、公民權利以及社會凝聚力

另外一種較爲普遍的分類是以Uphoff爲代表的二維分類法，他將社會資本劃分爲結構型社會資本和認知型社會資本，結構型社會資本是指社會資本中有形的方面，如影響人們交互行爲的網絡、規則、程序、制度、組織等;認知型社會資本主要是無形的，如共同的價值觀念、互惠、信任和聲望等。

國內學者陸遷、王聽從社會網絡、社會信任、社會聲望、社會參與四個維度探討了社會資本的內涵00。國外學者調查了英國7 994個人從2000至2007年的心理健康變化狀況，並研究其與社會資本的關係，結果表明總體信任與心理健康顯著相關。實證分析得出集體信任和互動參與是社會資本當中最具穩健性的變量從結構型社會資本(網絡)、認知型社會資本(信任、互惠、集體榮譽感)、集體效能(參與、合作)三個維度研究了個人層面的心理資源和集體層面的社會資本對心理健康的影響

以上幾種分類方法雖然依據不同，但都強調了社會資本中的網絡、信任、互惠、參與合作。在災害防救中，必須依靠之前建立的網絡關係才能促成有效的聯合行動，研究表明擁有良好社會網絡的集體能夠更好地應對不利情形。並且集體間透過建立良好的信任關係，可以有效降低協調和溝通成本，降低災害防救的交易成本，增加合作各方的承諾感，產生協同行動效應，所以在極端災害事件應對中，社會資本中的`信任和互動參與發揮着重要作用。

最後，根據中國農村的具體背景，本文把災後農民心理健康影響因素分爲兩種基本類型:一是個人層面的災害心理資源，包括個人對災害損失的評估，個人應對災害的努力程度，個人災後獲得的社會支援;二是集體層面的社會資本，包括集體的網絡結構形態，集體之間的信任水平和互動水平。

2數據說明

本數據來自2014年7月的實地調查問卷，調查方法爲分層隨機抽樣方法，此次調研的區域爲湖南懷化麻陽縣、中方縣和淑浦縣的10個鄉鎮20個村，共計500名鄉鎮/村居民。調查形式爲入戶調查，本次調查共發放問卷500份，回收有效問卷322份，問卷有效率爲70%，對搜尋的數據採用SPSS19. 0統計軟件和HLM7軟件進行分析。

樣本基本特徵由表1可見，在調查的322個有效樣本中，男性農民佔38.8%，年齡大部分集中在44 - 69歲，被調查對象有66. 1%都是己婚，且收入水平有差異，約69. 3%被調查農民的受教育水平爲初中以下。

3研究變量與假設

3. 1變量選擇

本研究的因變量爲農民心理健康，並選取洪澇災害後農民的創後應激障礙(PTSD)作爲心理健康的指標。反映心理健康問題的指標其實還有抑鬱症、濫用藥物等，但創後壓力屬於常見現象，而其他指標屬於極端情況。農民在洪澇災害中一般會經歷財產損失、精神刺激，甚至親友傷亡等重大變化，這些事件會給他們造成心理上的壓力，進而可能對其精神健康帶來不利影響，所以本文選用創後壓力作爲心理健康問題的衡量指標。

由於PCL創傷後應激障礙檢查表一普通版)量表在災後心理健康的測量中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故本文采用PCL￡量表來測量農民遭受洪澇災害後的創後壓力大小，即PTSD值，將量表中每一項的得分相加後得到一個分數值， 37分表示沒有PTSD症狀，38一49分表示有一定的PTSD症狀， 85分表示有明顯的PTSD症狀。

本研究的自變量包括兩個層面:一是個人層面的個體背景特徵以及個人災害變量;二是集體層面的社會資本。洪澇災害發生後，農民心理健康的影響因素。

個人因素包括農民本身的個體背景特徵，如性別、年齡、婚姻狀況、月均收入和受教育水平，以及個人災害心理資源，包括災害損失評估、災害應對努力、災害社會支援。個人災害變量主要用來衡量農民遭受洪澇災害後的反應，他們評估災害的損失/嚴重程度，自己付出的努力大小，政府/社會救災的支援力度等，這些反應會直接影響農民的心理健康狀態圈。

集體因素是包括集體社會網絡、集體信任水平和集體互動水平在內的集體社會資本，本文之所以不區分個人社會資本和集體社會資本，是因爲在問卷調查中有重複交叉的部分。

關於變量的指標衡量，災害損失評估是個人經歷災害嚴重程度的指標，該變量由農民回答“洪澇災害對你造成的創傷和損失”後評估得到1一5的反映值來測度;災害應對努力是指農民採取一系列應對措施來應付壓力源(洪澇災害)，該變量也用五級Liken設計量表來進行描述;災害社會支援是指農民受災後所接受的來自政府或社會幫助的次數。集體社會網絡是個人受災後得到的幫助人數比平時交流人數的平均值;集體信任水平是表示信任同村其他居民的人數比例;集體互動水平是災後與同村其他居民互動的次數比災後拜訪同村其他居民次數的平均值。模型中各個變量的說明以及統計性描述的結果如表2所示。

創後壓力(PTSD)的均值爲48. 70，這表明洪澇災害後，農民有一定的PTSD症狀;在個體災害變量中，大部分人都認爲自己在洪澇災害中經歷了較大的損失和創傷，並且爲應對這種災害會經常付出努力，得到的社會支援比較少。在集體層面的社會資本當中，社會網絡、信任水平和互動水平的值都比較大。

本文需建立一個雙層研究架構來驗證個人層次的因子與農村集體層次的因子分別對災後農民創後壓力的影響，以及集體層次的因子如何幹擾個人層次的因子與創後壓力之間的關係。圖2爲研究架構圖，集體層次的因素有很多種，農村經濟水平、規模、人口數量等等，但本文研究變量爲集體社會資本，故只將社會資本這一種集體因素納入研究架構。

3. 2

研究假設

基於己有的文獻和社會一般情況提出以下4個假設。對於假設1，本文的調查背景是特定的洪澇災害，且研究的是農民的創傷後壓力，故假設全部個體特徵項均有影響。對於假設2，農民自身對災害嚴重程度進行評估，評估結果越嚴重，一般認爲帶來的創後壓力也越大;爲應對災害付出的努力越多，越有利於減少心理健康問題;農民自身得到的政府/社會援助支援越多，對災後恢復重建有利，創後壓力能因此減少。對於假設3，集體的社會網絡結構越複雜，即人與人之間關係越密切，農民更可能相互幫助關懷，能減少個人創後壓力;同樣地，村民總體越信任彼此和集體，參與互動的次數越多，創後壓力越小。對於假設正向調節還是負向調節無從得知，故都先假設有調節作用，方向以模型估計迴歸係數的正負決定。

假設1:農民個體背景特徵所有因素均對創後壓力有顯著影響;

假設2a:個人層次變量中的災害損失評估與農民創後壓力呈現正相關;

假設2b:個人層次變量中的災害應對努力與農民創後壓力呈現負相關;

假設2c:個人層次變量中的災害社會支援與農民創後壓力呈現負相關。

假設3a:集體社會資本中的社會網絡與農民創後壓力呈現負相關;

假設3b:集體社會資本中的信任水平與農民創後壓力呈現負相關;

假設3c:集體社會資本中的互動水平與農民創後壓力呈現負相關。

假設4 a,:集體社會網絡調節個人災害損失評估與創後壓力的關係;

假設4aZ:集體信任水平調節個人災害損失評估與創後壓力的關係;

假設4a3:集體互動水平調節個人災害損失評估與創後壓力的關係;

假設4b,:集體社會網絡調節個人災害應對努力與創後壓力的關係;

假設4 b2:集體信任水平調節個人災害應對努力與創後壓力的關係;

假設4b3:集體互動水平調節個人災害應對努力與創後壓力的關係;

假設4c,:集體社會網絡調節個人災害社會支援與創後壓力的關係;

假設4cZ:集體信任水平調節個人災害社會支援與創後壓力的關係;

假設4c3:集體互動水平調節個人災害社會支援與創後壓力的關係。

4結論與討論

本文利用322名農村居民的樣本數據，採用多元線性迴歸和多層線性模型，從個人和集體兩個層面分析了災後農民心理健康的影響因素，結果表明，災後充分發揮集體社會資本的效能，提高集體的信任和互動水平，如組織互助志願活動、災後重建的統一規劃等。有助於減少農民的心理健康問題，透過每一位農民自身的積極救災，比政府援助、社會支援來改善心理壓力更有效，且能在一定程度預防災後引發的秩序失衡或不穩定等社會問題。

本文的創新之處在於不僅分析了不同層次變量對災後農民心理健康的影響，還從跨層次的角度分析了集體社會資本變量的調節作用，並用HLM驗證了調節效應。在以後的研究工作中，可以考慮更多的個人和集體變量，或以個人、集體(農村)、國家三個層次來進行三層線性模型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