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的一生主要事蹟

導語：後人對韓愈評價頗高，明人推他爲“唐宋八大家”之首，與柳宗元並稱“韓柳”，有“文章鉅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作品都收在《昌黎先生集》裏。下面是小編爲大家整理的韓愈的一生主要事蹟，歡迎閱讀。

一、人物生平

韓愈長慶四年，韓愈因病告假，十二月二日，因病卒於長安，終年五十七歲。

韓愈是北魏貴族後裔，父仲卿，爲小官僚。韓愈3歲喪父，後隨兄韓會貶官到廣東潮州。兄死後，隨嫂鄭氏輾轉遷居宣城。7歲讀書，13歲能文，從獨孤及、樑肅之徒學習，並關心政治，確定了一生努力的方向。

唐貞元二年(786年)韓愈十九歲，懷着經世之志進京參加進士考試，一連三次均失敗，直至貞元八年(792年)第四次進士考試才考取。按照唐律，考取進士以後還必須參加吏部博學宏辭科考試，韓愈又三次參加吏選，但都失敗;三次給宰相上書，沒有得到一次回覆;三次登權者之門，均被拒之門外。

貞元十二年(796年)七月，韓愈二十九歲，受董晉推薦，出任宣武軍節度使觀察推官。這是韓愈從政開始。韓愈在任觀察推官三年中，邊指導李翱、張籍等青年學文，邊利用一切機會，極力宣傳自己對散文革新的主張。

貞元十六年冬，韓愈第四次參吏部考試，第二年(801年)透過銓選。這時期寫的《答李翊書》，闡述自己把古文運動和儒學復古運動緊密結合在一起的主張，這是韓愈發起開展古文運動的代表作。這年秋末，韓愈時年三十四歲，被任命爲國子監四門博士，這是韓愈步入京師政府機構任職開端。任職四門博士期間，積極推薦文學青年，敢爲人師，廣授門徒，人稱“韓門第子”。

貞元十八年(802年)寫了名作《師說》，系統提出師道的理論。冬，韓愈晉升爲監察御史，在任不過兩個月，爲了體恤民情，忠於職守，上書《論天旱人飢狀》，因遭權臣讒害，貶官連州陽山令。韓愈三年任職陽山令，深入民間，參加山民耕作和魚獵活動，愛民惠政德禮文治，《新唐書·韓愈傳》因此特書“有愛於民，民生子以其姓字之。”在陽山令任上，一大批青年慕名投奔韓愈門下，與青年學子吟詩論道，詩文着作頗豐，今見之《昌黎文集》有古詩二十餘首，文數篇。此時構思並開始着述的《原道》等篇章，構成韓學重要論着“五原”學說，這是唐宋時期，新儒學的先聲，其理論建樹影響巨大。

貞元二十一年(805年)年夏秋之間，韓愈離開陽山，八月任江陵法曹參軍。

元和元年(806年)六月，韓愈奉召回長安，官授權知國子博士。

元和三年(808年)，韓愈改真博士。

元和四年(809年)，改授都官員外郎分司東都兼判祠部。是年冬被降職調爲河南令，以後相繼任職方員外郎、國子博士。

元和八年(813年)，晉升爲比部郎中史館修撰，完成《順宗實錄》著名史書編寫。

元和九年(814年)，韓愈任考功郎中知制誥。

元和十年(815年)，晉升爲中書舍人。

元和十二年(817年)，協助宰相裴度，以行軍司馬身份，平定淮西亂，因軍功晉授刑部侍郎。

元和十四年(819年)，憲宗皇帝派遣使者去鳳翔迎佛骨，京城一時間掀起信佛狂潮，韓愈不顧個人安危，毅然上《論佛骨表》，痛斥佛之不可信，要求將佛骨“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憲宗得表，龍顏震怒，要處以極刑。幸宰相裴度及朝中大臣極力說情，免得一死，貶爲潮州刺史。韓愈任潮州刺史八個月，概括說來：驅鱷魚、爲民除害;請教師，辦鄉校;計庸抵債，釋放奴隸;率領百姓，興修水利，排澇灌溉。千餘年來，使潮州文化成爲具有個性特色的地域文化，潮州地區成爲禮儀之邦和文化名城!

元和十五年(820年)正月，韓愈調任袁州刺史，雖然僅在袁州九個月，卻辦了一件“禁隸”的大好事，據新舊《唐書》記載：“袁人以男女爲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至，悉計庸得贖所沒入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曰：禁其爲隸。”當地人爲了感激韓愈的這一行爲，建了昌黎書院(今存)表示紀念。

元和十五年(820年)九月，韓愈詔內調爲國子祭酒。

長慶元年(821年)七月，韓愈轉任兵部侍郎。

長慶二年(822年)單身匹馬，冒着風險赴鎮州宣慰亂軍，史稱“勇奪三軍帥”，不費一兵一卒，化干戈爲玉帛，平息鎮州之亂。九月轉任吏部侍郎。

長慶三年(823年)六月，韓愈晉升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京兆之地稱複雜難理，在韓愈整治下，社會安定，盜賊止，米價不敢上。後相繼調任兵部侍郎、吏部侍郎。

長慶四年，韓愈因病告假，十二月二日，因病卒於長安，終年五十七歲。

二、主要成就

　政治主張

韓愈在政治上主張天下統一，反對藩鎮割據。唐憲宗時，曾隨同裴度平定淮西藩鎮之亂。韓愈曾經因爲進言佛骨一事，被貶潮州，後遷袁州，即今江西宜春，任袁州刺史。任職袁州期間，韓愈政績卓越，並且培養了當時江西省的第一個狀元。現宜春秀江中有一個沙洲，名爲狀元洲，傳說就是當年學子讀書之處。宜春城中最高山頭建有狀元樓，宜春市區有昌黎路，都是爲了紀念韓愈的特別功績。

教育思想

韓愈三進國子監做博士，一度擔任國子監祭酒，招收弟子，親授學業，留下了論說師道激勵後進和提攜人才的文章，不失爲一位有創造性見解的教育家。韓愈力改恥爲人師之風，廣招後學。

　師說

柳宗元曾讚歎說：“今之世不聞有師，獨韓愈不顧流俗，犯笑侮，收招後學，作《師說》，因抗顏爲師，愈以是得狂名。”韓愈在教育方面的論文主要的有《師說》《進學解》和《雜說四馬說》等等。在這些文章中，他強調了求師的重要性，指出“人非生而知之”;提出了“道之所存，師之所存”的命題，認爲只要是有學問的人，就是自己的老師;他還提出了“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的至理名言，把有才能人比作千里馬，指出“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祗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闡釋了在位之人如何識別人才對待人才和使用人才的問題。韓愈這種識別人才與培養人才、使用人才的'思想，是孔子“舉賢”、老子“尚賢”思想的新發展，也是對封建貴族那種選人唯貴、用人爲親的腐朽思想進行的有力批判。

文學成就

他的古文衆體兼備，舉凡政論、表奏、書啓、贈序、雜說、人物傳記、祭文、墓誌乃至傳奇，無不擅長，可大致概括爲論說與記敘兩類。其論說文氣勢雄渾，結構嚴謹，邏輯性強，名篇如《諫迎佛骨表》、《原道》、《原毀》、《爭臣論》、《師說》等;記敘文則愛憎分明，抒情性強，名篇如《送李願歸盤谷序》、《送董邵南序》、《張中丞傳後敘》、《祭十二郎文》、《柳子厚墓誌銘》等。韓文雄奇奔放，風格鮮明，語言上亦獨具特色，尤善錘鍊詞句，推陳出新，許多精闢詞語已轉爲成語，至今仍儲存在文學語言和人們的口語中。韓詩成就雖不如其散文，在中唐亦佔有重要地位，對宋詩影響頗大。

　古文運動

後人把他與柳宗元、蘇軾、蘇轍、蘇洵、曾鞏、歐陽修、王安石合稱爲唐宋八大家，並尊他爲唐宋八大家之首。杜牧把韓文與杜詩並列，稱爲“杜詩韓筆”;蘇軾稱他“文起八代之衰”。[2]韓柳倡導的古文運動，開闢了唐以來古文的發展道路。韓詩力求新奇，重氣勢，有獨創之功。韓愈以文爲詩，把新的古文語言、章法、技巧引入詩壇，增強了詩的表達功能，擴大了詩的領域，糾正了大曆(766～780)以來的平庸詩風。韓愈積極領導了唐代古文運動，並使這一運動獲得重大的成功。所謂古文運動，就是改變漢魏六朝以來的駢 體文，恢復先秦時代的散文體。韓愈把古文運動推向了一個新的階段。韓愈提倡古文的目的，就是：“通其辭也，本志乎古道也。”以古文來振興儒學，恢復“聖道”。韓愈認爲，“文以載道”，文和道必須有機結合起來，應該首先重視的是道，“本深而末茂，形大而聲宏”。韓愈以“物不得其平則鳴”爲根據提出了一條理論，認爲人“有不得已而後言者”。韓愈認爲，文體上應該學習古代聖賢之爲文。但必須“師其意，不師其辭”。韓愈還提出，寫文章應該“唯陳言之務去”，去陳詞濫調，務爭有所創新。韓愈領導唐代古文運動是成功的，從此“古文自唐以後爲一大變”，一改淫 靡的文風。蘇軾據此稱是“文起八代之衰”。韓愈的文學主張，對於後代文學理論的發展和文學實踐活動都有積極的影響。

文學創作

韓愈的作品非常豐富，現存詩文700餘篇，其中散文近400篇。韓愈的散文、詩歌創作，實現了自己的理論。其賦、詩、論、說、傳、記、頌、贊、書、序、哀辭、祭文、碑誌、狀、表、雜文等各種體裁的作品，均有卓越的成就。

韓愈散文內容豐富，形式多樣，語言鮮明簡煉，新穎生動，爲古文運動樹立了典範。韓文風格雄健奔放，曲折自如。其散文作品大致可分爲以下幾類：雜文，與論說文相比，雜文更爲自由隨便，或長或短，或莊或諧，文隨事異，各當其用。如《進學解》透過設問設答的方式，反話正說，全文多用辭賦鋪陳的手法排比對偶，行文輕鬆活潑。雜文中最可矚目的是那些嘲諷現實、議論犀利的精悍短文，如《雜說》、《獲麟解》等，形式活潑，不拘一格，有很高的文學價值。序文(即贈序)，大都言簡意賅，別出心裁，表現對現實社會的各種感慨，如《張中丞傳後敘》、《送李願歸盤谷序》、《送孟東野序》等。此外，韓愈還在傳記、碑誌中表現出狀物敘事的傑出才能，如《毛穎傳》《柳子厚墓誌銘》等。傳記、抒情散文，韓愈的傳記文繼承《史記》傳統，敘事中刻畫人物，議論、抒情妥帖巧妙。《張中丞傳後敘》是公認的名篇。他的抒情文中的《祭十二郎文》又是祭文中的千年絕調，具有濃厚的抒情色彩。

韓愈也是詩歌名家，藝術特色以奇特雄偉、光怪陸離爲主。如《陸渾山火和皇甫用其韻》、《月蝕詩效玉川子作》等怪怪奇奇，內容深刻;《南山詩》、《岳陽樓別竇司直》、《孟東野失子》等，境界雄奇。但韓詩在求奇中往往流於填砌生字僻語、押險韻。韓愈也有一類樸素無華、本色自然的詩。韓詩古體工而近體少，但律詩、絕句亦有佳篇。如七律《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答張十一功曹》、《題驛樑》，七絕《次潼關先寄張十二閣老使君》、《題楚昭王廟》等。

三、人物軼事

諫諍之路

韓愈曾與柳宗元、劉禹錫同被任命爲監察御史。貞元十九年(803年)，關中地區大旱。韓愈查訪發現，災民流離失所，四處乞討，關中餓殍遍地。目睹嚴重的災情，韓愈痛心不已。而當時負責京城行政的京兆尹李實卻封鎖 消息，上報朝廷說，關中糧食豐收，百姓安居樂業。這激起了韓愈的一腔怒火。他奮筆疾書，向皇上遞交了《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飢狀》，反映真實情況，並請求減免這一地區的租稅。韓愈這一舉動不僅沒有引起唐德宗的重視，反而在小人讒言之下被貶爲連州陽山令。

元和十四年(819年)，早已被調回長安的韓愈又以一篇《論佛骨表》上疏直諫，對興師動衆、耗費巨資，掀起迎拜佛骨狂潮的憲宗加以勸誡。他在文章中懇請，將佛骨“投之於水火，永絕根本，以斷天下後世的迷信疑惑”“此皆羣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者也”，“一切災殃，由臣承擔，上天鑑福，絕不怨悔”。可唐憲宗讀後大爲震驚，要對韓愈處以極刑。多虧一衆官員爲韓愈求情，他才倖免一死，被貶爲潮州刺史。被貶後，韓愈寫下“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欲爲聖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的詩句，表達了他忠心進諫、一心爲國爲民的情懷。

“文死諫，武死戰”，這是中國古代爲官者的最高境界。韓愈曾寫道：“願辱太守薦，得充諫諍官。”可見，他的仕進理想就是做好一名諫官。要做好諫官，就不能怕得罪人——哪怕是皇帝。“欲進短策，無由至彤墀。刳肝以爲紙，瀝血以書詞。”雖然他最終並沒能做成諫官，但以自己的實際行動踐行了這一信條。

風流成性

據傳韓愈很縱慾，妻妾成羣，以致性功能大爲衰退。他經常服用壯陽藥，古代的壯陽藥中多有硫磺成分，多食有害，於是韓愈聽了他人建議，把硫磺研成末喂公雞，等公雞長大後再食雞肉，使公雞先吸取了硫磺的毒性，從而間接獲得硫磺的壯陽功效，可是這樣吃多了還是使他死於此。宋人陶谷《清異錄》上說：“昌黎公逾晚年頗親脂粉，故可服食;用硫磺末攪粥飯，啖雞男，不使交，千日，烹庖，名‘火靈庫’，公間日進一隻焉”，但是，“始亦見功，終致絕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