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庭堅和杜甫

 　　導語：黃庭堅和杜甫講述什麼事情呢?下面是小編分享的黃庭堅和杜甫論文，希望能夠幫到大家。

內容提要 江西詩派後學張“一祖三宗”之說，雖然遠紹杜甫，但黃庭堅纔是江西詩派的實際開創者，他正是透過學杜形成自己獨特的詩歌風貌的。他對杜甫的學習是全面的，也是創造性的，本文從思想內容、對前人遺產的態度、句法、音律、遣詞用語的特色等方面對黃庭堅與杜甫作了全面的比較。對“唐音”“宋調”的同異承繼關係，亦有所論及。

關鍵詞 杜甫 黃庭堅 影響 唐音 宋調

杜甫堪稱我國古代最偉大的詩人，但是他被人們承認也有一個比較漫長的過程。在中唐，雖有韓愈、元稹等人給杜甫以相當高的評價。但總的來說，杜詩還未獲得廣泛的認可。杜詩之顯，至宋而極。產生於安史之亂前後的杜詩並不顯於唐朝。杜詩不顯於當世，並不等於無人學杜。相反，中晚唐學杜詩者，不乏其人，如白居易、皮日休、杜荀鶴、羅隱等人。安史之亂，唐帝國興旺發達的氣象一落千丈。中唐人雖有中興之夢，無奈力不從心，底氣不足;晚唐人更徒有“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之嘆。在這種氛圍的籠罩下，對國家前途命運的擔憂與失望，消磨掉了詩人們生活的豪氣與激情，詩歌的內容多轉爲個人情懷的細細吟詠，或轉爲憤懣之音，總之，對國家社會的關注大大削弱，對杜甫的理解也比較片面，所以，杜甫少爲人關注和推崇也是題中應有之意。中晚唐時期，給杜甫最高評價的是元稹，他的《杜工部墓誌銘》雲：

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李尚不能歷其藩翰，況堂奧乎!

主要着眼於具體的技藝手法，且集中在“鋪陳”、“排比”、“屬對”等方面，大約與元稹的個人藝術偏好有關，雖不能說毫無所見，但片面與膚淺是一望可知的，難怪元好問嘲諷他說：“少陵自有連城璧，爭耐微之識趺。”

孟棨，其《本事詩》“高逸”條雲：“杜(甫)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於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爲‘詩史’。”評價雖高，然其着眼於杜甫者僅停留在記錄史事的一面。

宋初，杜詩仍未顯於世。宋初詩人多取法中晚唐詩人。《蔡寬夫詩話》“宋初詩風”條雲：

國初沿襲五代之餘，士大夫皆宗白樂天詩，故王黃州(禹 )主盟一時。祥符、天禧之間，楊文公(億)、劉中山(筠)、錢思公(惟演)專喜李義山(商隱)，故昆體之作，翕然一變，而文公(楊億)尤酷嗜唐彥謙詩，至親書以自隨。

所學中晚唐詩人中，獨遺杜甫。杜詩爲宋人所重，約在仁宗慶曆前後。《蔡寬夫詩話》“宋初詩風”條續雲：

景佑、慶曆後，天下知尚古文，於是李太白、韋蘇州諸人，始雜見於世。杜子美最爲晚出，三十年來學詩者非子美不道，雖武夫、女子皆知尊異之，李太白而下殆莫與抗。文章顯隱，固自有時哉!…… 老杜詩既爲世所重，宿學舊儒，猶不肯深與之。

雖然杜詩已受到推崇，但是，詩壇的阻力還是不小。到王安石、蘇軾、黃庭堅等大詩人登上文壇，這種局面才得以徹底改變。特別是黃庭堅，一輩子對杜甫最爲推崇，學杜最下工夫，詩歌創作受杜甫影響也最深。黃庭堅學杜甫，還有家學的影響。《苕溪漁隱叢話》記載：

《後山詩話》雲：“唐人不學杜詩，惟唐彥謙與今黃亞夫庶、謝師厚景初學之。魯直，黃之子，謝之，其與二父，猶子美之於審言也。”[1]

在唐代詩人，甚至在歷代詩人中，黃庭堅最推崇杜甫，他不僅肯定杜甫的忠義之氣、憂國愛民之忱，而且在詩歌創作上力追杜甫。他稱頌“杜子美一生窮餓，作詩數千篇，與日月爭光”， [2]教人學詩以杜甫爲指歸，“欲學詩，老杜足矣”。[3]黃庭堅之師承杜甫可以說是時人及後世的共識。陳師道《答秦覯書》雲：“豫章之學博矣，而得法於杜少陵，其學少陵而不爲者也，故其詩近之，而其進則未已也。”[4]後來方回也說：“山谷詩宋三百年第一人，本出於老杜。”[5]“山谷詩本老杜骨法”。[6]他在《瀛奎律髓》卷三中還說：“老杜爲唐詩之冠，黃陳詩爲宋詩之冠，黃陳學老杜者也。”

山谷對杜詩的潛心鑽研與揣摩，在《山谷別集》卷四還保留了黃庭堅研究杜詩的部分成果《杜詩箋》，對杜甫詩歌中用典出處，及其名物制度等等都有自己的獨到見解。如：

“業白出石壁”

黃箋：《寶積經》：若純黑業得純黑報，純白業得純白報。

“山鬼獨一腳”

黃箋：山魈出江州，獨足鬼。

“畫省香爐違伏枕”

黃箋：尚書郎入直，女侍史執香爐，燒薰護衣服。《漢宮儀》。

“仙李盤根大”

黃箋：唐太宗《探得李》詩云：盤根植瀛渚，交幹倚天舒。

不僅從詩藝上學習杜甫的創作方法與技巧，從內容上學習杜甫的對現實的關懷，忠君愛國的情懷，而且就從學術方面，也有不少獨到之見，多方面的努力有助於對杜詩的感悟與融會貫通。在《雜書》中亦有對杜詩的考訂：

老杜雲：“長 長白木柄，我生托子以爲命。黃獨無苗山雪盛，短衣數挽不脛。”往時儒者不解“黃獨”義，改爲“黃精”，學者承之。以予考之，蓋“黃獨”是也。《本草》赭魁注：“黃獨肉白皮黃，巴漢人蒸食之，江漢人謂之土芋。”餘求之江西，江西謂之“土卵”，蒸煮食之，類芋魁。[7]

黃庭堅對杜甫的崇敬，至老彌篤，他在流放在黔中時，生活困頓，但仍念念不忘蒐羅杜詩，他在《刻杜子美巴蜀詩序》中說：“自予謫黔州，欲屬一奇士而有力者，盡刻杜子美東西川及夔州詩，使大雅之音久湮沒而復盈三巴之耳。”[8]當然，黃庭堅的學杜對他的詩歌風格的形成與詩藝的提高與成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黃庭堅本人對自己學杜的心得還是頗爲自豪的，他曾在《觀崇德君墨竹歌》不無自得地說：“見我好吟愛畫勝他人，直謂子美當前身。”

在黃庭堅早年，受時代風尚的影響，可能更多的關注杜甫忠君愛國的情操。宋代的詩話中不乏這方面的記載。範溫《潛溪詩眼》載孫莘老與王平甫爭論杜甫《北征》與韓愈《南山》的優劣：“時山谷尚年少，乃曰：‘若論工巧，則《北征》不及《南山》;若書一代之事，以與國風、雅、頌相爲表裏，則《北征》不可無，而《南山》雖不作，未害也。’”宋人也是這麼看待他的，張戒《歲寒堂詩話》捲上說：“魯直專學子美，然子美詩讀之，使人凜然興起，肅然生敬，《詩序》所謂‘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者也。”《潘子真詩話》“山谷論杜甫韓詩”條雲：

山谷嘗謂餘言：老杜雖在流落顛沛，未嘗一日不在本朝，故善陳時事，句律精深，超古作者，忠義之氣，感發而然。

山谷作於元豐二年的《次韻伯氏寄贈蓋郎中喜學老杜詩》對杜甫有全面的評價，可見山谷對杜甫當時的看法，詩云：

老杜文章擅一家，國風純正不欹斜。

帝閽悠邈開關鍵，虎穴深忱探爪牙。

千古是非存史筆，百年忠義寄江花。

潛知有意升堂室，獨抱遺編校舛差。

上引諸例表明：宋人對杜甫及其詩歌的發明在於其一飯未嘗忘君的人格力量，也在於杜甫“發於性，止於忠孝”的詩歌創作。黃庭堅對杜甫的看法自然也受到了時代的影響。黃庭堅關注杜甫的忠義精神，詩史筆法。但黃庭堅對杜甫的詩歌技巧也一直至爲推崇。杜甫主張 “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以及一生對詩藝孜孜不倦地追求，黃庭堅也一向這麼堅持。世人爭議很大的“點鐵成金”、“脫胎換骨”說實際就是一個如何學習前人的問題。黃庭堅在《再答洪駒父書》中雲：

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後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古之能爲文章者，真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靈丹一點，點鐵成金也。[9]

錢鍾書評論這一看法說：“在他的許多關於詩文的議論裏，這一段話最起影響，最足以解釋他自己的風格，也算得上江西詩派的綱領。”[10]惠洪的《冷齋夜話》裏又提出“奪胎換骨”之說：

山谷雲：詩意無窮而人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無窮之思，雖淵明、少陵不得工也。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換骨法;規摹其意而形容之，謂之奪胎法。

這“奪胎換骨”的技巧可看作是“點鐵成金”的具體運用，不過在山谷文中並沒有明確地提出來。其總的要求是在詞語上推陳出新，辦法則是在前人傳統的基礎上或在詞意上出新，或在用語上爭奇避俗。其實，廣泛地學習前人(當然包括杜甫)並不等於掉書袋，也不是說光多讀古人著作就可以了。黃庭堅認爲“讀書破萬卷”只不過是作詩的一個重要的準備條件，就象擁有了一件利器，並不等於成功，“然則雖利器而不能善其事者，何也?所謂妙手者，殆非世智下聰所及，要須得之心地。”[11]黃庭堅主張爲文要“無一字無來歷”，一個重要的表現就在用典使事方面，他在《論作詩文》中說：“作詩句要須詳略用事精切，更無虛字也。如老杜詩，字字有出處，熟讀三五十遍，尋其用意處，則所得多矣。”[12]。而用典的精確深密，正是山谷詩的一大特色。在黃庭堅的詩學追求中，如何使詩歌語言既能準確達意，又耐人尋味，一直是其關注的中心問題，而用事的精確深密正可滿足這兩方面的需要。它能在簡練的形式中包含豐富的多層次的內涵，精當而又含蓄。如《類苑》指出：

魯直善用事。若正爾填塞故實，舊謂之點鬼簿，今謂之堆垛死屍。如《詠猩猩毛筆》詩云：“平生幾兩屐，身後五車書。”又云：“管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兄有絕交書。”精妙穩密，不可加矣。當以此語反三隅也。[13]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十一對山谷用典亦讚賞有加：前輩譏作詩多用古人姓名，謂之點鬼簿。其語雖然如此，亦在用之何如耳，不可執以爲定論也。如山谷《種竹》雲：“程嬰杵臼立孤難，伯夷叔齊食薇瘦。”《接花》雲：“雍也本犁子，仲由元鄙人。”善於比喻，何害其爲好句也。

黃庭堅廣泛學習前人的優秀成果，而不泥古不化，無疑給後人很大的啓示，在這一點上，他和杜甫有着同樣的胸懷與成就。杜甫的所謂“集大成”也是在廣泛學習前人的基礎上取得的。在初盛唐時對六朝詩人的普遍鄙薄風尚中，杜甫能給予他們以公允的評價尤其難能可貴。

慶曆之際因儒學復興而一度高揚的杜甫忠義之氣，經激烈的黨爭之後至紹聖年間已日漸衰退。這也是黃庭堅謫居以來重視詩文法度的主要原因。在北宋新舊黨爭日趨激烈和殘酷的環境中，文人當初“坐談王霸了不疑”[14]的進取精神因此不斷受挫，“立談信無補，閉口出國門”[15]遂成爲當日文人自然而然的選擇。即使身在朝廷，並未真正“閉口”，其心態亦趨於憂畏一端，如元年間的二蘇即是如此。元三年黃庭堅作《老杜浣花引》一詩中有云：“生綃鋪牆粉墨落，平生忠義今寂寞。”意謂杜甫忠義之氣和《浣花溪圖》一樣，在人們心目中已日漸消退了。既反映了他對時代的失望，也暗示了自己精神取向的轉向。就黃庭堅本人而言，紹聖以來，先以史事得罪，後又因在荊南作《承天院塔記》，遭讒言再羈宜州。出於對朝政的失望與疏遠，雖同爲流落西南，他不可能象杜甫那樣“一飯未嘗忘君”，對朝廷大事念念不忘，黃庭堅更關注的是如何在逆境中培育自己的人格力量，在與世俯仰的同時保持自己的節操。元符元年，黃庭堅在《書王知載朐山雜詠後》雲：“詩者，人之情性也，非強諫爭於廷，怨憤詬於道，怒鄰罵座之所爲也。”雖其中包含了許多隱忍痠痛，但這一創作態度還是決定了黃庭堅對現實批判精神較杜甫遠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