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羣體的時代

【內容摘要】勒龐《烏合之衆》這本書問世以來已經經過了一個多世紀，許多專家學者對這本書進行了深刻的研究，但大多數都集中在了社會、羣體心理學領域，所以筆者希望能從這本書以及榮格《自我的探索》、弗洛伊德《羣體心理學與自我的分析》等著作的相關內容中挖掘出一些更具社會學意義的內容。

【關 鍵 詞】羣體心理 社會結構

一、引言

勒龐在《烏合之衆》這本小冊子裏，對他所稱的“烏合之衆”以分析羣體的心理結構、行爲方式、與社會相互建構的方式爲中心，進行了“羣體心理”、“羣體的意見與信念”、“不同羣體的分類及其特點”三個方面的深入探討。縱觀全書，勒龐對羣體的定義應該說是很模糊的，他所謂的“烏合之衆”既包括了暫時性集結羣體，又包括了持久性的社會組織和社會階層、社會階級。在書的第三卷“不同羣體的分類及其特點”中他集中討論了犯罪羣體、陪審團羣體、選民羣體和議會幾種看似在社會地位、財富等方面截然不同的幾個羣體，透過他的分析卻發現，其實這些看似相差很遠的羣體實際上都符合了他之前對羣體心理、態度與行動做出的通則性判斷――即擁有相同的羣體特徵如去責任化、去個性化和理性弱化等等。在全書的最後，勒龐並沒有總結他在全書中關於羣體做出的諸多有些散亂的結論，而是用從羣體發展的角度對文明的偉大與衰敗的過程進行簡要而精彩的描述作爲結尾。

二、“羣體”作爲研究單位的價值

下面談一下筆者透過閱讀這本書，對研究“羣體”這一社會單位在社會學理論能動—結構的整合與費孝通先生提出的科學性—人文性之綜合過程中的重要意義的一些理解。

事實上如上文提到的，勒龐在《烏合之衆》這本書中所提及關於羣體很多問題如羣體分子的自我異化、個人責任感的弱化和社會服從與過度服從等等，無不在今天社會中依然存在、甚至是經過了進一步的強化後作用於我們的社會。縱觀勒龐此書，經常可以看到勒龐這位經歷着法國大革命的保守主義者對羣體、尤其是舉着社會主義旗幟的政治暴民羣體對社會秩序的威脅表示不滿、歧視與擔憂，而實際上今日的社會中羣體的作用並不僅僅集中於暴力――如勒龐所述的“羣體只有強大的破壞力，他們的規律永遠是回到野蠻階段”，而是以各種形式作用於我們社會結構的各個方面，同時接受着不斷變化的社會結構的塑造，二者相互建構。不僅僅限於我們從書中看到的歷史上那些革命中，那些看起來毫無組織的羣體與有組織的羣體是如何與社會的上層相互鬥爭，在微觀的混亂與宏觀的整齊中將世界各地的文明改寫，時至今日我們仍可以看到社會羣體――無論是有組織的還是暫時性集結的還是根本沒有集結而僅僅是由於一個社會事實或社會問題擁有了共同的心理特徵或是某種身份，或者透過施加壓力推動政府政策的相關制定與修改，或者透過持續的羣體內部交流、相互加強羣體共同心態與理想從而使某種足以影響社會發展的社會意識得以穩定化――總之，都在與社會（結構）進行相互建構，這種建構作用明顯強於社會個體對社會結構的影響。因此，筆者認爲，羣體這一概念有必要在社會學方向上進一步挖掘。

首先，羣體與社會學的微觀層次――個體相比，研究的難度要變小，研究的實際應用價值也比較大，至少不小於個體。誠然，羣體心理的研究也要面對一系列由於人的特殊性“人是一種有思想、有感情、有動機、對社會研究的活動有反應的研究對象”產生的困難，比如“它的'組織不僅有種族和構成方式上的不同，而且還因爲支配羣體的刺激因素的性質和強度有所不同”，但是相對於個體，羣體往往保持着更大的受集體無意識支配的特點，比如易受暗示，快速接受指示和迅速行動等特徵，這使得羣體相較於個人存在着更大的研究可能性。而對於個體來說，研究者將面臨着其有意識的理性思想和無意識的潛在思想的疊加，況且個人思想的合理性與行動的合理性是不同的概念。同時我們還可以看到羣體的易形成性――有時只需閱讀一份相同的報紙，就可以形成一個可供社會學研究的羣體。綜上，羣體研究的難度是要小於個體研究的。而羣體的重要作用在上文也已經提到，在改變社會結構方面，羣體因其更大的體積與勢力、更廣泛的相關社會關係、更強的社會意識代表性使得其對於社會結構的改變更具有力度與可能性；而個體對於社會的作用往往是透過結成羣體實現的，結成羣體這一過程同時又使得個體的主體意識削弱，進而表現出更強的羣體意識或集體無意識，集體理想代替了個體理想――由此推測，研究羣體實際上在某種程度上是可以代替對個體心理規律及行爲的一部分研究的。

其次筆者要談到的是對羣體研究的社會學理論傳統綜合即實證主義—人文主義即科學性—人文性綜合的可能性。勒龐的這本小冊子和他的另一本出色的著作《民族演化的心理規律》已經向我們證明了對社會羣體進行人文主義理解性質的研究是可行的，儘管他的諸多結論有些存在錯誤，但是他對羣體從傳統文化價值觀入手進行探究的結果在應用於觀察、分析各類羣體時的有效性是不能否認的，例如羣體的諸多心理規律：受詞語、套話喚起的形象支配；結成羣體後理性的泯滅和幻覺的主導；斷言、重複和傳染對羣體強大的控制作用等等。當然實證主義方法在探究羣體行爲規律及其原因時的表現一樣出衆，涂爾干的《自殺論》事實上就是利用實證主義方法對自殺羣體進行探究的典型代表。這樣我們可以看出，對羣體的社會學研究，是可以從實證主義和人文主義兩個方面同時進行的。實證的方法透過對社會學數據的收集、整理和分析可以對羣體行爲的外在規律和淺層心理原因進行探求，如信仰何種宗教的羣體自殺率偏高等，人文的方法則透過社會心理學、社會學專家對羣衆傳統文化價值觀的考察推測出羣體的行爲的較深層心理原因和社會原因，並在對社會各類羣體的歷史觀察中得到檢驗。這樣，二者在羣體研究的問題上應該說可以得到統一。

三、羣體精神結構與社會結構的相互作用

接下來談一下羣體精神結構與社會結構相互作用的一些問題。

首先是社會羣體的自我異化與社會服從、過度服從與社會的科層化、組織化的相互促進關係。首先是羣體成員易受羣體內部共同理想、情感的暗示與傳染，思想和感情轉向同一個方向――原因就是，羣體更容易接受一個由傳統、歷史或羣體領袖賦予的直接的形象化觀念――社會地位的安排、經過歷史不斷重複的各種既定規則也屬此類――的控制。個體很容易在獲取其社會地位的同時受到並接受社會規則安排的暗示，進而在履行其社會地位賦予他的職責的同時不斷強化在同一社會地位上的相同暗示，因此失去對自己能動、創造性的認知與堅持而出現自我異化、社會過度服從的狀況，進而整個社會羣體都出現了這種自我異化的傾向，最後長時間維持這種狀態逐漸使得羣體出現了對社會安排、領袖的強烈依賴。社會羣體的這種心理和行爲傾向無疑使得社會的科層化組織化得以順利的貫徹。接下來是社會的科層化、組織化傳統對社會羣體的異化作用，對社會羣體的異化要比社會個體的異化對整個社會結構的影響無疑更大。

其次要討論的是社會羣體與社會個體對符號的解讀方式、方向的不同。社會，如上文論述，在更大程度上是取決於社會羣體而非個體的行動與心理狀態。這裏的原因就是，相同的符號在社會羣體中喚醒的是羣體的想象力與情感，而在個體心中喚醒的是理性。個體在審視一種傳播給他的文化價值觀念時，採取的是從個體利益角度理性的分析這種觀念的有效性，實用性。而羣體則不然，“羣體推理的特點，是把彼此不同、只在表面上相似的食物攪在一起，並且立刻把具體的事物普遍化”，羣體需要的是符號能夠用一種極具吸引力的方式充分喚起其想象力與形象思維，直到這個符號背後的觀念進入羣衆的無意識領域，變成一種靈感，就像神話和宗教一樣。勒龐充分肯定了羣體這種意義上形式大於內容的精神結構傾向：“分析一下一種文明就會發現，使它得以存在的真正基礎，正是那些神奇的、傳奇般的內容。在歷史上，表象總是比真相起着更重要的作用，不現實的因素總是比現實的因素更重要……國家的威力，便是建立在羣體的想象力之上”（勒龐，1895：81—82）。因此，在制定社會政策、文化觀念導向時，有必要看到社會羣體的這種精神結構對社會結構作用的反應的規律性傾向。

註釋：

①“實際上是指……沉澱於人類心靈底層的、普遍共同的人類本能和經驗遺存。這種遺存既包括了生物學意義上的遺傳，也包括了文化歷史上的文明的沉積……作爲人類的心理中具有傾向性、制約性的心靈規律，它們對人類的行爲、理解和創造產生着重大影響。”

②當然，社會學家並不需要集中於羣體行爲和心理狀態的最內在心理機制的探究，那是心理學家們需要去解決的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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