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知識經濟與跨世紀高層次人才的培養管理論文

知識經濟是繼高度發達的工業經濟之後新的社會經濟形態,它是以具有創造性的知識爲核心的。而創造性人才是創造性知識的載體。人才的培養有賴於教育,因此,知識經濟的形成與發展,又必然要對深化教育改革提出更高的要求。

一、關於新的知識觀與教育觀

(一)知識觀

從知識經濟的角度通常把知識分爲兩類:

1.顯性知識(explicit knowledge)。指可以用語言、文字或圖形等有形體的東西進行系統化處理和傳播的各種傳統和現代知識。這一類知識可以用計算機進行編碼和加工處理,因而也稱爲“可編碼的知識”。如人的發明創造,可以寫成方案或製成圖紙,取得專利權;人的頭腦中的創意可以寫成論文、着作,取得版權。它們都是深藏於人的頭腦中的知識的外現而物化爲具有一定實體性的“無形資產”。

2.隱性知識(tacit knowledge)。指深藏於人的頭腦內部,屬於經驗、訣竅、靈感、創意等的那一部分知識,是一種只可意會不可言傳因而難以量化的知識。這一部分知識不可能用計算機進行編碼和加工處理,因而稱爲“不可編碼的知識”(non-codified knowledge)。它們是人類知識中的精華,是最有活力的部分。透過有效途徑把它們儘量“釋放”出來,就可成爲知識經濟向前發展的無窮創造力的源泉。

(二)教育觀

1.教育的根本目的。知識是人類思維的結晶,創造性知識是人類創造性思維的結晶。因此,知識經濟的形成與發展,要求相應地更新教育觀念。在知識經濟時代,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培養人才的創造性思維和創新能力。實現這一目標,就要強調在教育過程中使學生的個性得到充分發展,使他們成爲學習的主體,促使他們自主地、能動地學習,充分發揮他們在學習中的主動精神。因爲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如果不能自主地、能動地學習,創新精神和創造能力的培養便無從談起。教育過程中還要突出學生學習的自主性、能動性,這意味着要突出學生的參與性,正確建立師生之間的教學相長關係。

唐代大文學家韓愈在《師說》一文中,曾提到教師的職責是傳道、授業、解惑,但進入知識經濟社會後,要賦予它們新的內涵。

(1)傳道:應該包括德、智兩個方面,教師應透過言傳身教,引導學生在怎樣做人、做學問方面,沿着正確的方向進行堅持不懈的努力,並把“爲人”放在“爲學”之上。根據這一要求,教師也可以分爲兩類:“學有本源者,經師也;言行可模可範者,人師也。”“人師”的人格魅力和道德風範是其“傳道”的力量之源。

(2)授業: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已有的可編碼的知識使學生可以自己透過電腦網絡進行學習。這一類知識的傳授,不再是教師的主要職責。教師的主要職責是引導學生怎樣做學問,特別要傳授正確的學習方法,授之以“漁”,而不是授之以“魚”。因爲授之以“魚”,現成的魚,總是有限的;而授之以“漁”(捕魚的方法),則可使學生終生受益。

(3)解惑:師生共同探討在做人、做學問方面遇到的疑難問題,藉以擴大視野、活躍思路、啓發靈感,力求悟到“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效果!

由此可見,在整個教育過程中應把充分發揮學生的自主能動性放在第一位,籠統地說發揮教師的主導作用是不對的。而且教師能不能發揮主導作用,還要取決於教師的素質。與堪爲“人師”者相互切磋,則有可能收到“與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的效果。

2.教學、科研與社會實踐相結合。過去認爲教學、科研是高校的兩大中心。其實,教學也要以科研爲基礎,成功的教學必須建立在卓越的科研基礎上。大家知道“深入淺出”是教學藝術的最高境界,但如果沒有對有關論題進行科研積累,在教學表達上是既不能做到“深入”,也不可能做到“淺出”的。在這裏,“深入”(對客觀事物由此及彼、由表及裏的深刻認識)是“淺出”(揮灑自如、舉重若輕)的基礎,“淺出”是“深入”的外在表現,絕不是簡單的口才好不好的技術性問題。

實現教育爲社會實踐服務,教學和科研都不能閉門造車,必須走出書齋,同波瀾壯闊的社會實踐相結合,才能使其充滿生機和活力。正如宋代大學者朱熹所說:“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哪得清如許,爲有源頭活水來!”

3.學校教育與終生教育相結合。俗語云:“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學習是一個終生的過程。學校教育,即使是碩士、博士的培養,也只是爲終生教育打基礎。特別是進入知識經濟時代,新生事物層出不窮,知識更新週期越來越短。每個人要適應日新月異的'新形勢,都必須不斷超越自我,從終生教育中實現持續的自我完善。走出學校以後的終生教育,其特點是:學用結合,在用中學,在學中用。這將有助於對有關問題的認識得到不斷深化。這也正如南宋大詩人陸游所說:“古人學問無遺力,少壯功夫老始成,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

二、跨世紀高層次人才應有較高的綜合素質

跨世紀高層次人才的培養,總的說來,要從“專業型”向“綜合素質型”轉變,也就是要從“硬人才”的培養向“軟人才”的培養轉變。“軟人才”往往具有既能高瞻遠矚、胸懷全局,又能向深處探索、腳踏實地的優勢。因而他們分析問題、研究問題就不會就事論事,停留在程序性、技術性層面,而會提高到思想、理論和戰略的層面,靈活地、創造性地開展工作,以更好地適應知識經濟迅速發展的需要。要有效地培養高綜合素質的人才,必須提高對人才素質的認識。

首先,必須正確認識知識、智力、素質和能力的關係。知識是形成智力、素質和能力的基礎。但知識並不等於智力、素質和能力。智力是知識的活化,是能用來分析、研究、解決實際問題的知識。只有已經活化的知識,才能表現爲智力,沒有經過活化即食而不化的知識,只是死知識,是不可能表現爲智力的。素質是智力的昇華,即智力滲透入人的內心世界得以進一步昇華,才能轉化爲可持續起作用的素質。而能力則是素質在一定實踐條件下的外顯(外在表現)。一個人的綜合素質,包括人文素質、科學素質、身體素質等各個方面,具體表現爲:思維的精確性和縝密性;工作方式的科學性、有序性;對內外環境變化反應的靈敏性;獨立工作能力和相互協作精神;穩定的心態和不斷超越自我的意識;強烈的求知慾和創造欲;不迷信權威、勇於探索以及頑強拼搏的精神等。以上種種表現,有些是屬於人“智商”方面的因素,更多是屬於“情商”方面的因素。一般來說,人與人之間在“智商”上往往差異不大,而終生能取得的成就的大小,卻很大程度上是取決於“情商”方面的因素。據美國學者對有成就的人士進行跟蹤調查的結果表明:決定成功的要素中,“智商”只起到20%的作用,而“情商”卻佔到80%。由此可見,對人才素質的培養,不僅應關注“智商”方面的因素,還應更多地關注“情商”方面的因素,才能爲他們終生的建功立業提供強大的精神動力。

其次,必須充分認識提高人才的人文素質的重要性。人文素質主要是指人格、氣質及修養,它們同“情商”方面的因素有着更多的直接聯繫。人文素質的培養,要從加強文化素質教育入手。文化素質教育就是將人類的優秀文化成果(文化、歷史、哲學、藝術等方面的成果),透過知識傳授和環境薰陶,促使受教育者自身的內化和發展,逐步形成一種穩定的內在品質和價值取向,使他們具備應有的人文精神。人類正在邁向更高層次的文明,這一文明不僅表現在物質上,而且表現在文化與倫理道德上。未來世界各國的較量,不僅是物質實力的較量,更是人文精神的較量。優秀的民族,必須有優秀民族特有的人文精神做底蘊。從這個意義上講,一個民族在21世紀能否再造輝煌,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該民族人文精神的發揚和人文素質的提高。②歷史和現實都充分證明,古往今來,許多在各個重要領域(包括自然科學、技術領域)做出傑出貢獻的大師所取得的成就,都是以人文精神爲主導的成就,也是以“綜合素質”取勝的成就!這樣的大師就會自然而然地顯現出一種“會當凌絕頂,一覽衆山小”的恢宏氣勢!而這種氣勢,是那些只在自己一個狹小的專業領域裏具有“一孔之見”的專業性人才絕對不可能有的。這正是高層次的綜合素質型人才比一般專業型人才具有無比優勢的鮮明體現。

最後,要深刻認識綜合素質是創新能力之源。創新能力是一種綜合能力,是一種能以“已知”爲起點,由此及彼,由表及裏地進行推陳出新,提出新理論、新學說,創造新成果的能力。在社會科學領域,一種新理論、新學說的創立,往往能引發社會秩序的巨大變革;在自然科學領域,重大的創新成果往往會促進社會生產力實現新的飛躍。一個民族的發展關鍵在於是否具有長盛不衰的創新能力。那麼,在現實生活中,怎樣的人才能保持旺盛的創新能力呢?歷史和現實都充分證明:只有那些能站在時代的高度進行哲學思考,善於綜合運用科學思維和形象與靈感思維,同時又對社會負有強烈的責任感並具有堅忍不拔爲真理而獻身精神的人,才能百折不撓地從大處着眼,往深處探索,不斷超越現有水平,作出原生性的發現,進行理論上的創新,從而保持持續的創造活力。這顯然不是那些只有“一得之識”、“一孔之見”的專業性人士能做到的。“綜合素質”是創新能力之源,即基於此。

三、吸取歷史教訓,迎接知識經濟新時代的到來

即將到來的知識經濟社會,是一個以知識爲核心的社會,智力資本將成爲最重要的生產要素。知識分子理應成爲全社會的中堅。適應這一歷史發展的大趨勢,應深刻吸取歷史教訓,破“官本位”,立“人才本位”,把“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方針真正落到實處。爲此,就必須正確處理學術與政治的關係,實行“學術無禁區,行政不干預”的方針。與此相適應,知識分子本身也應自覺地走向市場,衝破學術依附於政治的歷史傳統,走獨立自主、奮發有爲的道路。如果依然是“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把“從政”作爲“爲學”的最高目的,就勢必要同知識經濟社會向前發展的歷史大潮流背道而馳了③。F

【註釋】

①葛見綱.1999.非智力因素培養——現代教育的新課題.人民政協報.04-20

②胡春平等.1988.開設歷史、哲學、文學和美術鑑賞、音樂欣賞等課程.學位教育與研究.第3期

③知識經濟與我國的教育、人才制度.知識經濟全書.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28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