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學思潮發展中的抒情命題閱讀題及答案

明代文學思潮發展中的抒情命題

羅宗強

明代文學思潮發展中一個值得探討的理論問題，是抒情命題。明代文學思想的發展過程中，除極少數重理而輕情之外，絕大多數都講抒情，只是此抒情與彼抒情實存差別。這差別，主要是“性其情”與“情其性”。

明王朝初建立時，朱元璋對思想領域實行嚴厲管制，文學創作傾向的主流是服從於政教的需要，代表人物是宋濂和方孝孺。朱棣大力弘揚程朱理學，此一種文學思想主流，發展至永樂朝達到高峯。在這樣的思想環境中形成的臺閣文學思潮，是傳聖賢之道、鳴國家之盛，提倡和平溫厚的文風。王弼說：“不性其情，焉能久行其正？”他是指以性制情。他是承認人而有情的，但要約束情，使之不流蕩，以達到情之中和。他說，性其情，就能達到情之正。他說的“性”，是人之本然的性，本然之性中有情。王弼的自然之性在程頤這裏就成了天生本有的道德之性。性其情，就是以五性約束七情，要求表現情之正。

永樂年間臺閣文學作者們的抒情觀，就是遵循程朱理學基本觀念，以理約束情的很好的例子。楊士奇說：“詩以理性情而約諸正。”金幼孜說：“大抵詩發乎情，止乎禮義。”他說詩應該得於性情之正，而不是流連光景，風花雪月而已。魏驥更從性情之正進一步明確提出：“唯在發乎性情而歸於義理。”

同是表現性情之正，活動於宣德、正統間的薛蠧，追求的則是表現平靜的道心。他也篤信程朱，認爲本然之性就具有仁義禮智信。“正”，是表現無慾之心情。以仁義禮智信五性約束七情，使情歸於正；以無慾的本然之性約束情，表現情之真，都是以理制情，對抒情有所節制，有所限定。雖然他們用以制約感情的“理”有所不同，但都屬於性其情的範圍。

另一種之抒情觀，是情其性。情其性，是情擺脫理的束縛，任其自由發抒。嘉靖末年，徐渭的詩書畫，都有這種特點。他任由情之所至，隨意揮灑，不受任何束縛。隆慶、萬曆初的一批文人，如王稚登、馮夢禎、屠隆，都屬於情非理所能束縛的人，他們反覆古，提倡言情，言真，張揚個性，表現慾望與性靈，開始了明代文學思潮的大轉變。馮夢禎論文，以真爲宗：“蓋超然一本之性情，而自得於規矩之外者也。”屠隆求真，返歸本然之性靈。自創作傾向說，情其性的最重要的作者，當然是湯顯祖，“世總爲情，情生詩歌，而行於神。”他於萬曆二十六年作《牡丹亭記》，因情成夢，因情而死，因情而死可再生：把理之所必無而情之所必有，表現得淋漓盡致。接着，便是公安三袁和他們的追隨者。晚明放縱情慾的社會風尚，則爲“情其性”抒情觀之存在環境。

明初的性其情與晚明的情其性，有着明顯的區別。此兩種抒情觀，與社會思潮、個人立身處世的態度有密切關係。兩種抒情觀，與文學的發展趨向也關係至大。在兩種抒情觀之間，有一個不小的灰色地帶。如同不同思想的相互滲透一樣，這兩種抒情觀，也相互滲透。人人皆言抒情，種種之抒情，情爲何物，緣起與評價，自亦不同。細數起來，似更爲複雜，有待於深入研究。

（摘自《文學遺產》２０１２年第５期）

７．下列關於“性其情”的表述，正確的一項是

Ａ．“性其情”的文學思潮出現於明初，恰與統治者的政治需要和思想倡導相適應。

Ｂ．主張“性其情”的文人們大多重理而輕情，與後來出現的“情其性”思潮大異其趣。

Ｃ．“性其情”論者皆以傳聖賢之道，鳴國家之盛爲己任，因而提倡和平溫厚的文風。

Ｄ．“性其情”論者都篤信程朱理學，甚至認爲人的本然之性就是仁義禮智信。

８．下列對“情其性”的理解，不恰當的一項是

Ａ．情其性，就是擺脫理的束縛，任由情之所至，隨意揮灑，徐渭的詩書畫，就具有這一特點。

Ｂ．情其性，就是言情求真，張揚個性，表現慾望與性靈，因而必須拋棄關於文學創作的規矩。

Ｃ．湯顯祖是“情其性”的最重要的.作者，他的《牡丹亭記》中的人物，既可因情而死，又可因情死而復生。

Ｄ．晚明放縱情慾的社會風尚，爲“情其性”抒情觀提供了現實存在的土壤，直至公安三袁等人，追隨者仍不在少數。

９．下列表述，不符合原文文意的一項是

Ａ．許多臺閣文學作者都認爲詩歌可以從情感出發，但最後需“得於性情之正”，即歸於禮義，其抒情觀是以性制情的極好例子。

Ｂ．“性”“情”“理”是“性其情”的重要概念，他們對“性”和“情”的解說彼此一致，對“理”的理解卻有所不同。

Ｃ．“情其性”和“性其情”的抒情觀，都受到社會環境、社會思潮和個人立身處世態度的影響，反過來又影響到文學發展的趨向。

Ｄ．“情其性”和“性其情”的抒情觀之間存在頗爲廣闊的灰色地帶，二者相互滲透；對情的緣起和評價也有諸多不同。

參考答案：

７．Ａ（Ｂ錯在“大多重理而輕情”，這類人物只是“極少數”；Ｃ“以傳聖賢之道，鳴國家之盛爲己任”是臺閣文學思潮，且前後不構成必然因果關係；Ｄ錯在“人的本然之性就是仁義禮智信”，原文第四段只是說“本然之性就具有仁義禮智信”。）

８．Ｂ（“拋棄關於文學創作的約束規矩”，在原文中找不到依據。）

９．Ｂ（“性其情”的主要論者，如王弼、程頤、薛蠧，他們對“性”的理解也存在較大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