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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樞密韓太尉書》解讀(網友來稿)

安徽省當塗縣第二中學  汪茂吾  郵編  243100

北宋文學家蘇轍的《上樞密韓太尉書》作爲一篇新課文,被選入人教社初語第六冊。無疑此文對培養學生文言文的感悟能力將大有裨益。筆者在研讀此文後,發現有如下難點需認真解讀。

一、難句。

1.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

此句表明了上文孟子和太史公二人的精神氣質存在的形式(充乎其中)和三種表現途徑(溢於其貌、動乎其言和見乎其文)。注意這裏的“見”當作“現”的通假,即“表現”之意。所以全句應譯爲:他們的精神氣質充滿在他們的內心,洋溢在他們的外表,透過他們的語言和文章表現出來,而他們自己卻並不知曉。

2.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

這兩句話有實有虛,前者實寫作者在北方親眼目睹了黃河的洶涌澎湃,後者虛寫作者站在這裏彷彿看見了古代的豪士俊傑。這裏的“想見”是“彷彿看見”的意思,並非真的“想看見”。故此應譯爲:我在北方親眼目睹了黃河的洶涌奔騰,由此我感慨萬分,彷彿看到了古代的豪士俊傑。

3.至京師,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

這是由三個分句組成的長句,前兩個分句不難理解,難的是後面的一個分句。仔細體會就不難發現這裏的主謂搭配有文章:“倉廩府庫”可以說富庶,因爲裏面裝滿了糧食和錢財;而“城池苑囿”卻只能大不能“富”。原來,這裏作者把兩個主謂短語放在了同一位置上(即主語放在一起,謂語放在一起)。改成如下就不難理解了:倉廩府庫之富,城池苑囿之大。據此全句應譯成:我來到京城,參觀了天子壯麗的宮殿,以及糧倉府庫的富庶和城池園林的廣大。

4.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

這裏的“入”指的是“在朝庭內”,“出”指的是在“朝庭外,即“對外”。而“周公、召公”,“方叔、召虎”,在這裏均虛指,而非實指。這兩句是借周代的名臣來讚揚韓太尉具有定國安邦之才。因此,全句應譯爲:(您)在朝庭內就象是周公、召公那樣輔助君王,對外您又象方叔、召虎那樣爲國殺敵御邊。

二、主題。

關於本文的主題,比較普遍的看法是蘇轍想透過這封書信拜見韓太尉。如果再深入一步問,蘇轍拜見韓太尉的目的何在呢?原來,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蘇轍與其兄蘇軾試禮部中第,後又參加制科考試,因直言時政得失,得罪當道,故被列爲下等,授商州軍事推官,他嫌位卑官小,辭職不去。時韓琦任樞密使,可謂位尊權重。蘇轍想透過這封信來打動韓琦,從而得到他的接見和賞識,進而希望韓琦能在仕途上對自己有所幫助。也就是說,蘇轍寫此文的目的並非是要和太尉韓琦探討做文之道,而是爲自身仕途着想。但這一點卻被後人有所忽視,而只抓住蘇轍在文中提出的“文氣說”大做文章。

三、謀篇。

明確了作者寫此文的目的後,就不難解釋作者爲什麼要拐彎抹角先從做文說起,而不開門見山地說明本意了。這也是本文在寫作上的一大特色。大慨考慮到干謁文字易使人生厭,或有意在韓琦面前展露文才,作者並不以陳明上書之由爲文章開端,而是宕開一筆,由爲文需養氣寫起。在作者看來,養氣有兩種途徑:一是如孟子那樣,加強人格修養以使剛正之氣充溢於胸,二是像司馬遷那樣仗劍遠遊,從山川、豪傑那裏得到資益,從而積養起疏宕奇譎之氣。作者尤其看重後者,故下文承此一線,由古人談及自己,暢論天下奇聞壯觀之於文氣積養的作用。天下奇觀一指自然景觀,一指今古豪傑,而作者所要強調的又在後者,故頌美恩師歐陽修的風儀、才具和門人賢士夫的錦繡文章,由此陪起太尉,由重人格修養而重遊歷而重結交天下豪傑。行筆至此,收盡前面許多言語,逼出全文主旨。既表達了對韓琦的.景仰,又不顯得低聲下氣。清吳楚材《古文觀止》評價此文說:“意只是欲求見太守,以盡天下之大觀,以激發其志氣,卻以得見歐陽公,引起求見太尉;以歷見名山大川京華人物,引起得見歐陽公;以作文養氣,引起歷見名山大川京華人物。注意在此,而立言在彼,絕妙奇文。”

四、去粗去精。

1.關於“養氣說”

作者認爲“文者氣之所形”,這個觀點有值得借鑑之處。一個人的精神氣質自然可以透過文章表現出來,所謂“文如其人”。作者在論述“氣可以養而致”的時候,特別強調了客觀閱歷的重要,這實際上是強調了生活體驗對一個作家的重要作用。今天看來,這個觀點也是正確的。但文中所說“文不可以學而能”的觀點,又帶有片面性,同時它和“氣可以養而致”也相矛盾。

2.言辭過於誇飾。

作者在談到急於求見韓琦時,寫道:“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無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這樣的言辭過於恭維阿諛,不能效法。當然,這是和當時社會流行的浮誇驕奢之風分不開的。

3.關於寫作特點。

本文在寫法上獨特、新穎而又巧妙。文章開頭先離開主旨,縱論其他,到了第三段“太尉以才略冠天下”,筆意才收攏來,扣緊題目,讀來不但沒有離題萬里之感,而且仔細體味,前面所述正是爲了烘托下文。特別是第四段,從另一個角度申述非求“斗升之祿”,而以“益治其文”爲其志,來進一步說明求見太尉的原因。這樣的文章在構思上是需要相當功力的。但就書信體而言,筆者以爲這種寫法也不可效仿。

本文發表於《現代語文》0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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