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魯迅的散文

17歲那年，我第一次感覺心裏存在一個屬於自己的上帝，雖然面目還不怎麼清晰，卻不妨礙其神聖，她正在從書本里向我走來，我也迫切地想要迎上去。因此，1972年，我終於花了1.12元第一次買書了，買的是印着“內部發行”四個字的二冊《魯迅雜文書信選》。當時我的學徒工資是17.84元，這就意味着要省下兩天的飯錢。之前已經透過自學文言文，通讀過了《史記》等一些古籍，而從此讀魯迅，其力透紙背，一針見血的見解，讓我對現實、歷史都有了深入探索的濃烈興趣。從那時起，四、五十年來讀來讀去，仍然覺得還是魯迅有味。

知道有人不喜歡魯迅我還要這麼說，不僅因爲他的“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不喜歡看到爭的人就不會喜歡他；諷刺他留學時成績不好的人，也肯定是沒有學過多少外語的人，不然不會知道，魯迅才學了兩年日語，卻在同樣聽日語講課的日本學生中，成績達到中上水平的不容易了。更重要的正如西班牙作家烏納穆諾所說：“那些對什麼都滿意的人，纔是祖國最大的敵人。”魯迅要吶喊，他不能睜着眼睛看到人們墮落於瞞和騙的泥沼裏，還在自以爲得計地自娛自贊。羅斯福說過：“你帶領人們往前走，回過頭來一看，一個人也沒有。”魯迅不但不怕一個人也沒有，他還要側着身子前行，一邊拿着他的投槍，與身前身後殺過來的刀槍格鬥。從魯迅那裏，我也懂得了讀諸子百家不僅在於接受知識，還要像盜墓者那樣，透過厚厚的土層和僞裝，探究裏面究竟埋了些什麼，直至帶着敬意地開啟歷史的棺材蓋，獲取一點新的發現，從此讀書就變得更有趣了。

傳統的儒學之中，瞞與騙的線索俯拾即是，比如宋末人羅璧的《識遺》一書就提供了不少。其中有段孔子裝糊塗的事很有意思，《論語·述而》中有陳司敗問孔子魯昭公是否知禮一事，孔子立即做了肯定的回答。結果陳司敗對孔子的學生巫馬期說，聽說君子不黨，現在看來不是那回事。魯昭公娶了吳孟子，可是吳國是泰伯之後，和魯國一樣都是姬姓，同姓結婚可以算知禮嗎？言下之意當然是孔子有爲魯君諱護之嫌。巫馬期把陳司敗的話告訴孔子時，孔子說了句意味深長的話：“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羅璧和不少人都以爲孔子承認自己錯了，是“今得司敗見非，受以爲過，則他人不謬，所以幸也。”可是孔子真的那麼容易承認錯誤嗎？叫吳孟子，說明她是商人子姓的後裔，很可能是流落到了吳國的宋國貴族之後。和姓姜的.孟姜女一樣排行老大，而且來自吳國，並非和衛靈公夫人南子一樣來自子姓的宋國，《左傳》開篇也還有個魯隱公元妃孟子，也已經證明其非姬姓。

還有孔子刪定《詩經》之說，《詩經》中諸侯國都只有“國風”，天子的商周纔有“頌”，可是唯獨諸侯的魯國有“魯頌”，這豈不是僭越？可是孔子真的刪定過《詩經》嗎？《史記》稱：“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只說孔子以六經教他的三千弟子而已，漢武帝獨尊儒術後，孔安國才說：“先君孔子，生於週末，睹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贊《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撇去諸子百家和消失了的三墳五典，餘下的都被他攬作孔門遺產了！如果他真的刪定了《詩經》，那也應該是返回魯國之後的事，可是他之前就說過：“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毛詩序》說：“頌者，美盛德之形容”，魯國、齊國都有盛德之舉，都有可能有過“頌”，只不過後來其他“頌”不見了而已。還有人發現，《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記載，吳國公子季札到魯國觀周樂，魯國樂工爲他演奏了十五國風和雅頌各部分，其分類篇目、先後次序和今本《詩經》基本相同，而其時孔子才8歲。這麼多諸侯國，經歷這麼長年月，採集來的詩只留下極少數是很自然的，根本不用勞煩孔子去刪。

孟子提供的線索是，“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自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孔子，居然作了《春秋》？既然是孔子用來教學生的教材，又何以《論語》中隻字未提？《春秋》是未曾解密的國家檔案，設立史官，也是貴族們各種勢力平很制約的制度，連國君都無權篡改，孔子怎麼可能隨便拿來筆削？

這些問題其實前人也有不少論述，但這些私生子般的歷史遺留問題，看上去好像誰也不去關心，實際上暗中一直有人在有意無意地照看着。一般大學的教科書也中還是老一套，這更加刺激起我探究的興趣。就像當時我不少認識的人，極想有所爲而找不到途徑，結果把乒乓打得無敵一樣，我卻因爲生命的困頓，帶着難以言說的寂寥，裝作瀟灑地轉身而鑽進了故紙堆，結果，不想有爲而一邊工作一邊讀書，也讓我在周圍的人羣中，也把歷史玩到了無敵的境界。最後也使我這個真實學歷只有小學五年級的人，透過自學考試獲得了學士學位，並在作協和師大舉辦的業餘碩士班修完了修學。特別自豪於我的業餘性質，從工作到退休，從工人、教師、科員，到當專職翻譯去走完萬里路，我居然沒有中斷過工齡，還既沒有付出過高額的學費，也沒有妨礙養家餬口。應該說，我成爲日語翻譯也和魯迅有點關係。工作關係去了日本無數次，每次都會饒有興趣地去尋找幾處他的蹤跡，也讀了不少他提起過，或者交往過的日本作家的著作，這也引導我關注起了中日交往的歷史。

前幾天朋友聚會，談起老後如何過的問題，我以爲只要有書讀就好，朝聞道，夕死可矣，其他都不必掛心，隨緣就行了。我們也談到了魯迅，《魯迅雜文書信選》中的具體內容則已經在我的記憶中漸漸淡去，但從這二冊書中開始體會到的魯迅精神，卻一直督促着我努力去不廢耕讀，使我不敢懶惰也不想偷懶，樂此不疲於求索，每天不讀點書就覺得不踏實。歷史其實也確實很有趣，只要深入一點就絕不會枯燥，反而會像改革開放時代的中國女排打球，可以揮灑出積蓄了太久的精神力度。特別要感謝香港《文匯報》給予我不少發表的機會，加上一些內地的一些刊物上的零星文章，從2006年起，至今我也有五、六十萬字，自以爲並非泛泛而談的所謂國學著作了。自然，按照我一貫的辦法，有所成功，說聲“慚愧！”也就完了。

至於我心中的上帝，記得英國人類學家弗雷澤在《金枝》中說過：“我們叫做真理的，也不過是最有成效的假說而已。”那是一個新假說覆蓋了另一箇舊假說的過程，真理這個上帝對我而言，至死也是個未能確定的存在，我相信她是有無數的內容所組成。而魯迅那種如今被有些人看來不知變通的迂腐，以及那一份熱切而執着的哀憫，卻無疑地向歷史長河裏注入了溫情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