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睜了眼看讀後感

魯迅先生曾作過一篇文章，叫《論睜了眼看》，他評述說“必須敢於正視，這纔可望敢想，敢說，敢作，敢當”，而“不幸這一勇氣，是我們中國人最缺乏的”。接下來小編爲你帶來論睜了眼看讀後感，希望對你有幫助。

論睜了眼看讀後感 篇1

我認爲，現今中國人對於人生和社會現象的敢於正視，已經好很多了，並且這種勇氣已經幾近發展到無所畏懼“非禮必視”的地步了。現如今，人們對於什麼文明的好人好事都已經不那麼熱心了，好像自己每天都在做些好事就不再感到新奇；而對於一些雞毛蒜皮的爭吵或者醜陋見不得光的事倒是別有雅興的。總的來說，人們的敢於正視表現爲漠視道德的東西，重視非道德的人和事。

農村的老百姓向來只願安穩地過日子，不願或不會談論什麼社會現象，他們所關注的不過是村裏甚或鄰村雜七雜八的事，但時代進步了，他們也想看看外面的世界，雖“於己無關”，但也可以作爲平常的談資，並能引起一陣你看我我看他的議論。而城市的人倒是挺樂意鍼砭時弊的，不僅關注城市萬象，也進而捎帶着關心一下農村，特別是一些“知識人”更樂意表達自己對“三農”的關心，以表示自己的“人文關懷”。當人們都想看世界的時候，媒體就充當了大家的眼睛。

媒體現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替代了“知識分子”，扛起了“以天下爲己任‘的大旗,揭露社會的黑暗，讚揚人性的善良。因此，很多人越來越關注媒體，越來越喜歡對媒體報道的事情予以鍼砭，一方面是因爲媒體確實能幫人解決一定的困難，另一方面是因爲熱心於媒體報道可以將自己在“世風日下”中除去自己。因此，一件事情被報道之後，很多人就會議論紛紛，並且媒體也願意讓人們議論紛紛，不管觀點是否正確，總能表現媒體的“以天下爲己任”，並形成特有的“媒體的壓力”。

在這方面來說，媒體的壓力，表現爲媒體對外界的壓力，實質上就是羣衆對外界的壓力，也就是輿論。在整個過程中，媒體充當的不過是傳聲筒；當在這個傳聲筒面前形成了你說我說大家說的局面後，必會有掌握“話語權”的人出來傾聽民意解決問題。同時很多人也願意在媒體面前說話，因爲這樣可以找到一定的主人感。媒體的存在，在整個社會中造就了問題的雙方，有人歡喜的同時，也有人擔憂，雖然這些擔憂有不少“不得已”的成分。

然而媒體並不能替所有人說話，因爲這個社會中總有一些“盲點”，有的是人看不見，有的是人不願看，有的是人不敢看。所以當觸及這些盲點的時候，媒體往往會採用“柔化”的方式，既不說不管，也不說一定管，既不說不能管，也不說管得了。那到底是什麼意思呢？只有得到這種答覆的當事人明白。其實，所有人都明白：一個人的問題好解決，兩個人的問題也不難辦，可是要解決一羣人的問題就不大順手了，這不僅是難辦的問題，還有隱患的問題。這就是“媒體的壓力”的另一方面，外界對媒體的壓力，這裏的外界也可能來自媒體內部的某個範圍。一隻眼裏進了沙，當然要揉出來，可這需要慢慢來，急了會受傷，所以還是要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以圖個暫時的安穩。

當然媒體的內部有說真話的，但這只不過是私下裏的小範圍，如果搬到社會上“廣而告之”，就必會招致麻煩，那時恐怕連丟掉飯碗也只是小事了。所以，儘管有睜了眼看的，但一些良心還是不得不昧。

只要是媒體報道的，大都是可以看的，雖然有時會分不清真假；但是還有一個問題：媒體不報道，我們就不看了嗎？媒體不報道，我們就看不見了嗎？非也，我們完全能看見，只是不知道該如何解決，雖然有打着幌子說要解決的，但不少是騙人的。

那我們還能幹什麼呢？一字：等！

論睜了眼看讀後感 篇2

魯迅的雜文總像是梵高的意象畫，表面的雜亂無章下隱藏着他們都有的美感，梵高的意象畫背後隱藏的是他內心中最深刻的悸動，而魯迅雜文的背後則隱藏着他那把鋒利的匕首。

魯迅的視覺是‘毒刀’，他總是能夠準確地抓住那些閃動的瞬間，然後把刀插入那一個個的標本上。

這篇《論睜了眼看》同樣讓人深思，文章在行文之中似乎都是在抨擊着文人的思想，但這又何嘗不是在揭露國人的思想呢？中國的文人大抵是彎腰曲背，低眉順眼的，或許是國人始終改不了老祖宗的規矩，以或許是他們已經麻木了，不想再改變那些陋習了。記得曾經有一位外國的記者對周總理說：“中國人很喜歡低着頭走路，而我們美國人卻總是擡着頭走路。”周總理以巧妙的話語回敬了他，說道：“這並不奇怪。因爲我們中國人喜歡走上坡路，而你們美國人喜歡走下坡路。”

周總理的智語很是巧妙，但是否要反思下別人爲什麼會說我們總喜歡低着頭走路呢？我們自己並沒有到了每次走路都在思考着馬克思主義哲學，想着怎樣創造財富的思想境界吧？

我們如果不能把頭擡起來，那麼直視前方不就成了一個空談了嗎？社會的矛盾本來就應該要被揭露，一味地埋藏只能讓病變的更加重，就如諱疾忌醫一樣。人存在着幻想並沒有錯，但是如果只能沉浸在自己編織的幻境中，那麼就等着幻境破滅後的沙塵暴吧。

慣性的力量實在很是可怕，周先生在上個世紀就想到的問題到今日也不見得好上了多少，可見人的本性不是那麼輕易就能夠改變的。我們的眼睛不敢瞪視黑暗的世界，我們的眼眸無法凝視白色的恐懼。我們已經被太多東西麻痹了，我們不敢去面對社會的黑暗，當黑暗襲向我們的時候閉上眼睛似乎成了最好的選擇，當黑暗中突然出現了一道亮光後我們或許還會顯得很不適應，或許這就是所謂的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吧。

或許我們的心中總是認爲黑暗的行爲是不好的，我們應該試圖去改變那些惡習，但是我們的思維總是停留在了嘴上，筆上卻從來不放在手上。這或許就是所謂的英雄小說大行其道的原因吧，人們總是喜歡幻想卻不喜歡去做些實事。

中國人總喜歡編和騙，編也就算了，因爲編有可能是爲了讓人明白些事，騙也就算了，因爲騙有可能是善意的謊言。但是當編於騙交織在一起時就是大大的劣根性了，一個用編與騙構成的國度還有什麼優勢呢？在充滿了謊言的社會了行走又會有什麼啓悟呢？

中國的社會似乎總是存在着無數的阿Q，他們總是自欺欺人，但又不願承認自己比別人差，不願承認自己的眼睛不能直視，他們在用自己的靈魂去矇蔽自己的心，可到頭來，他們的眼睛終究是會睜開的。因爲他們總是要滅亡的'。

論睜了眼看讀後感 篇3

亡國一次，即添加幾個殉難的忠臣，後來每不想光復舊物，而只去讚美那幾個忠臣；遭劫一次，即造成一羣不辱的烈女，事過之後，也每每不思懲兇，自衛，卻只顧歌詠那一羣烈女。彷彿亡國遭劫的事，反而給中國人發揮“兩間正氣”的機會。”1925年魯迅先生提筆寫下的《論睜了眼看》，至今讀來，仍然是振聾發聵。

在這一次“新型冠狀肺炎疫情”肆虐之際，95年前魯迅先生在文中所提及的中國人的劣根性，報喜不報憂的老毛病，不禁讓人感嘆，這樣的文字真是一點也不過時。中國人的中國夢，在疫情這一面照妖鏡之下，竟是顯得如此的真實而嚴峻，假設魯迅先生活在今天，怕也只是落得一個“被禁言”的下場，大家都習慣了得過且過，並且去排擠敢於說出真話的人，覺得他們“傻”，反而是疫情變得如此嚴峻的關鍵。

正如魯迅先生在文章中所寫的，“中國人的不敢正視各方面，用瞞和騙，造出奇妙的逃路來，而自以爲正路。”瞞和騙，瞞着上面，騙着下面，打壓敢於說出事實真相的醫務工作者，如李文亮醫生等等，甚至予以一張“訓誡書”，讓專業的醫療界人士閉嘴，可惜人在壓力之下會閉嘴，但是病毒不會閉嘴。這場肆虐全國的人禍，最終還是對中國造成了巨大的影響和損失。以湖北省委書記、武漢市長爲代表的全國一大批“不作爲”、“亂作爲”的幹部的下馬以及一大批脫穎而出的優秀幹部，人民羣衆對於“說真話”、“知道真相”的渴望，是這一次疫情之中值得反思的關鍵。其實古人早就已經說過了，“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雍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爲川者，決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我們聽多了文人的讚歌，聽多了所謂的“這盛世，如你所願”，也該聽一聽一些不一樣的聲音，畢竟“真理越辯越明”，在資訊的傳播過程中，要允許一些所謂的“不實資訊”的存在，不實資訊在傳播的過程中自然會被真實的資訊打敗，而所謂的“只允許一種聲音存在”，就很容易出現資訊傳播的不通暢，從而導致沒有人敢說真話，大家都在唱讚歌，這是很危險的。

魯迅先生倡導國人要“直面慘淡的人生”，這是當時的社會環境之下的肺腑之言。今天當然我們的物質水平和平均受教育程度相比當時都有了長足的提高，但是作爲普通人，仍然應該正視現實，保持清醒，擁有獨立思考的能力，唯有這樣，才能夠真正的實現所謂的“這盛世，如你所願。”

中國夢不是唱讚歌唱出來的，每個人都應該立足自身崗位，發揮自身作用，既要“勇當先鋒，爭做表率”，也要“敢說話，說真話”，唯有這樣，我們纔會越來越好。

論睜了眼看讀後感 篇4

魯迅是我國“五四”以來現實主義文學的開創者和奠基人。他不僅以其表現深刻、風格獨特的小說創作和富有批判精神、鋒芒犀利的雜文創作顯示了他的現實主義精神；而且，還以其對現實主義的清醒認識和精闢見解，呼喚着、指引着我國現實主義文學的產生和發展。這篇《論睜了眼看》就是這種精神的體現。

魯迅指出：“文藝是國民精神所發的火光，同時也是引導國民精神的前途的燈火。”文學擔負着關係着國民的精神，無疑，也關係到國家的興衰。文學家必須責無旁貸地擔負起引導國民精神，挽救國家危亡的重任；必須正視並反映現實人生的境遇和問題。魯迅認爲，一個真正的現實主義文學家，首先必須敢於正視現實。不幸的是，中國的文人恰恰缺乏敢於正視現實的勇氣，而且向來如此。這種由瞞和騙的歷史積習孳生出來的文學，便是反現實主義的文學，其所起的作用只能是使這兩種積習更加鞏固和蔓延。而且，這種“瞞和騙”的反現實主義的文化產品還會使國民＂造出奇妙的逃路來，而自以爲正路”。

“真誠地、深入地、大膽地看取人生並且寫出他的血和肉”是魯迅“爲人生”的現實主義創作精神的核心，按照此一精神的要求，理性地揭露、批判國民的劣根性和社會的黑暗，以求社會之變革和人心之改造，是魯迅終生不渝的使命，魯迅一生的言說和他的實踐都是對我們這些後來者的號召和籲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