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山水詩創作變化

導語：柳宗元遊歷當地的山水，在與友朋的交往中，寫下了許多關於山水的詩歌。這些山水詩，由於創作的時間不同，作者的心態不一，因而在表現上也就有了明顯的差別。下面是小編蒐集整理的相關資料。更多內容請關注應屆生畢業網。

一

從柳宗元164首詩歌來看，從永州到柳州，柳宗元詩歌創作在形式上有一個很明顯的變化，那就是在永州時的創作以五言詩爲主，尤擅長五古，而到柳州時則以七言詩爲主，且多近體。這在山水詩上，也是一個客觀存在的事實。

山水詩自六朝時期謝靈運開創以來，在經歷了王績、王維等人的努力，到了柳宗元時期已經成爲了詩歌中一個重要的流派。但是，仔細考察，我們會發現，自謝靈運以來，山水詩人多數以五言來表現山水，六朝時期的謝靈運自不必說，即使是其後的謝朓、王維、孟浩然等人，都是以五言詩爲主，而他們的山水詩中的精品則基本上是五言詩——當然，在謝朓時代還是五言詩佔統治地位，“七律要到杜甫才真正成熟，宋以後才大流行”[3](P138)，不過，在王維時代，七言詩應該說已經成爲文人表現情感的重要的形式，此前的初唐四傑、沈宋、劉希夷、張若虛都有優秀的七言詩傳世。但是，在王維的詩集中，我們看到的還是五言詩佔據了主導的地位，其《輞川集》全是五言詩就是一個明證——這並不是說王維就不寫作七言詩，相反，在他的詩集中，七言詩也不乏佳作，如《送元二使安西》、《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等，但其傳世的山水詩精品還是以五言詩爲主，他是透過山水來表現那種空靈的境界，因而在句法上也就有所講究。劉熙載說：“五言親，七言尊。” [4](P69)他們要表現的是自己與山水的“親”，因而山水詩就多五言。

柳宗元則不一樣，從永州到柳州，他的詩歌明顯有一個演變的軌跡。在永州，他的詩歌以五言詩爲主，山水詩也如此，政治上的失意使他迫切需要表現與仕途相對的山水的“親”。如其在永州時期的名作《江雪》，被人稱爲“唐人五言四句，除柳子厚釣雪一詩外，絕少佳者”[5](P1481-874)，他如“高巖看清江，幽窟潛神蛟。開曠延陽景，回薄攢林梢”(《遊朝陽巖遂登西亭二十韻》)，“磴回茂樹斷，景晏寒川明。曠望少行人，時聞田鸛鳴”(《遊石角過小嶺至長烏村》)，“日出洲渚靜，澄明晶無垠。浮暉翻高禽，沉景照文鱗。雙江匯西流，詭怪潛坤珍”(《登蒲洲石磯望橫江口潭島深迥斜對香零山》)等，都是以五言來吟詠山水。應該說，柳宗元在永州時期的五言山水詩是繼承了謝靈運以來山水詩的基本形式特徵，在句法上以五言爲主。其實就是在形式上，柳宗元在永州時期的五言山水詩都有模仿繼承謝靈運、王維等人的味道。如《與崔策登西山》：

鶴鳴楚山靜，露白秋江曉。連袂渡危橋，縈迴出林杪。西岑極遠目，毫末皆可了。重疊九疑高，微茫洞庭小。迥窮兩儀際，高山萬象表。弛景泛頹波，遙風遞寒篠。謫居安所習?稍厭從紛擾。生同胥靡遺，壽等彭鏗夭。蹇連困顛踣，愚蒙怯幽眇。非令親愛疏，誰使心神悄?偶茲遁山水，得以觀魚鳥。吾子幸淹留，緩我愁腸繞。

詩歌先寫景，描繪西山的景物，然後寫謫居的景況，時間變化，近景遠景相結合，先寫景，後抒情，且注意景物的變化，很有謝靈運的風格——儘管蘇東坡說此詩“遠在靈運之上”[1](P177)，但卻也可看出其對謝靈運的繼承。而象《江雪》一詩，語言之精練，境界之深遠，再加上其中抑或蘊含的空靈的禪機，無疑與王維的詩歌有相似之處(此詩的意義可作多解，此不贅言)。

其實，在永州時柳宗元就已經作了一些七言詩了，如其《雨晴至江渡》雲：“江雨初晴思遠步，日出獨向愚溪渡。渡頭水落村逕成，撩亂浮槎在高樹。”不過，柳宗元真正寫作七言詩，還是到柳州之後。

在經歷了永州十年的貶謫生活後，815年，柳宗元到柳州任柳州刺史。由於情感的變化，柳宗元在柳州的詩歌以七言爲主，因爲“一方面既要有精密的形式，另一方面又要讓詩人在這形式中獲得儘可能大的發揮餘地。這個矛盾就使得七言律詩成了一種最適合用來抒情的形式。因爲抒情的跳躍性正好被那形式的精密性所整合，於是形式反而增強了情感跳躍的可能”[6]，在永州時期的柳宗元尚存一絲幻想，希望能得到朝廷的再度起用，再貶柳州，他的這種希望破滅，因而也就將抒情作爲詩歌中的主要內容，而山水詩也圍繞這一主題展開，因而在形式上，自其踏上嶺南之後的山水詩即以七言爲主——五言山水詩有《登柳州峨山》一首，七言山水詩則有《嶺南江行》、《登柳州城樓寄漳、汀、封、連四州》、《與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華親故》等，佔絕大多數，而且永州時期那種篇幅宏大的山水詩在這一時期也不見蹤影，代之以篇幅短小的律詩絕句，這在形式上無疑是一個重大的轉變。句法篇幅的變化，這本身就是一個資訊，是柳宗元詩歌創作日趨成熟的標誌，“七言律詩，是第一棘手難入法門。融各體之法，各種之意，括而包之於八句”[7](P75)，“近體之難，莫難於七言律，五十六字之中，意如貫珠，言如合璧。其貫珠也，如夜光走盤，而不失迴旋曲折之妙。其合璧也，如玉匣有蓋，而絕無參差扭捏之痕”[8](P1482-533)，“律詩難於古詩，絕句難於八句，七言律詩難於五言律詩”[2](P127)，柳宗元在柳州創作的七言律詩成就之高，亦爲後人所稱道，元代方回評其5首七律時稱“比老杜尤工”[9] (P1366-53)，雖不免過譽，但卻也說明柳宗元七律水平之高，試看其中的《得盧衡州書因以詩寄》：

臨蒸且莫嘆炎方，爲報秋來雁幾行。林邑東回山似戟，牂牁南下水如湯。蒹葭淅瀝含秋霧，橘柚玲瓏透夕陽。非是白蘋洲畔客，還將遠意問瀟湘。

此詩寫柳州山水風物，以劍戟喻柳州山之峻峭，以湯水喻柳江河水之沸揚，格律謹嚴，對仗精工，確實是“不失迴旋曲折之妙”。而《登柳州城樓寄漳、汀、封、連四州》則歷來被稱爲七言律詩中的典範之作。

從永州到柳州，柳宗元山水詩在形式上有利明顯的轉變，也正因此，他也就完成了由“文人柳宗元”向“詩人柳宗元”的轉變，成爲了一個“比較純粹的詩人”[6]。

二

從永州到柳州，從地理上來說，是從山地丘陵到喀斯特岩溶地區，路程在今天看來雖不是很遠，但是在當時卻也是一個非常大的距離。在永州，畢竟這是瀟湘之地，是當年的楚地，與中原還有一些往來，而嶺南的柳州，卻是一直到秦始皇時期纔開發，在文人心目中，這是一塊未開化的地方。柳宗元在這兩個地方所創作的山水詩，在意象的選取上，也受到地域的影響，具有不同的特點，而且，這些意象的特徵也被柳宗元賦予了不同的情感色彩。

元和元年(815)，柳宗元被貶爲永州司馬。當年的永州地處今天湖南南部，屬於山地丘陵地區。據筆者在永州所見，當地的山多爲土山，雖有一些石山，但其表層仍爲土覆蓋，且海拔不是很高，水則多爲溪流，柳宗元居住的愚溪其實就是一條小溪流，筆者2002年夏天參加“永州國際柳宗元學術研討會”之際，恰逢永州多雨，愚溪水大，但也並不能說水面就很廣闊。而柳宗元在《小石潭記》中所描述的情況，則讓人感受到那種山清水秀的滋味，感受到那種清靜幽冷。永州山水詩同樣給我們展示了這種幽冷。雖然說柳宗元在永州的山水詩中常常描述那種比較開闊的意象，如“九疑浚傾奔，臨源委縈迴。會合屬空曠，泓澄停風雷”(《湘口館瀟湘二水所會》)，“西岑極遠目，毫末皆可了。重疊九疑高，微茫洞庭小”(《與崔策登西山》)，“猿鳴稍已疏，登石娛清淪。日出洲渚靜，澄明晶無垠”(《登蒲州石磯望橫江口潭島迥斜對香零山》)，但是，仔細發掘，就會發現，柳宗元在這些詩歌中，也還經常表現他並未因山水之美而得到解脫，他在《登蒲州石磯望橫江口潭島迥斜對香零山》詩中雖然也說自己因此“糾結良可解，紆鬱亦已伸”，而更多時候則是“賞心難久留，離念來相關”(《構法華寺西亭》)，“升高欲自舒，彌使遠念來”(《湘口館瀟湘二水所會》)，“去國魂已遊，懷人淚空垂”(《南澗中題》)，“謫居安所習，稍厭從紛擾”(《與崔策登西山》)。這樣，我們就有必要分析一下柳宗元永州山水詩意象的特殊性。與其永州遊記共同的是，柳宗元永州時期的山水詩在意象上追求的是清、靜，而水似乎就多了一些，寂靜的山林就多一些。從一個叱吒風雲的禮部員外郎到一個無所事事的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應該說柳宗元的內心是不平靜的，而在中國，山水往往是詩人在政治失意時首先尋求的解脫方式，儒家與道家的分歧也正在於此，透過對寧靜的山水的描述來表現心理上的不平靜。對於柳宗元來說，他還要表現他被排擠的苦悶心理和再度展現自己爲國之心，因此他以清水來喻自己的清白，以棄地來喻自己的地位，以寧靜來平衡心理，以屈原自比，這就是他永州山水詩的特點。因此，在意象上，他往往用“瀟湘”、“清江”、“清灣”、“清池”、“清斑”、“澄霽”、“澄潭”、“澄明”、“羈鴻”、“羈禽”、“羈心”、“羈木”、“幽谷”、“孤山”等等，這實際上也就表明了他當時的心態。試看《構法華寺西亭》：

竄身楚南極，山水窮險艱。步登最高寺，蕭散任疏頑。西垂下斗絕，欲似窺人寰。反如在幽谷，榛翳不可攀。命童恣披翦，葺宇橫斷山。割如判清濁，飄若升雲間。遠岫攢衆頂，澄江抱清灣。夕照臨軒墮，棲鳥當我還。菡萏溢嘉色，篔簹遺清斑。神舒屏羈鎖，志適忘幽孱。棄逐久枯槁，迨今始開顏。賞心難久留，離念來相關。北望間親愛，南瞻雜夷蠻。置之勿複道，且寄須臾閒。

此詩從內容上看就極似“永州八記”，而其中的意象，如“幽谷”、“澄江”、“清灣”、“夕照”、“棲鳥”、“菡萏”、“篔簹”、“清斑”、“羈鎖”等，都有求清、求靜的特點，也有逐臣之意。

元和十年(815)，柳宗元出任柳州刺史。柳州地處廣西中部，是一個典型的喀斯特地形區，此處山高而陡峭，且多爲石山，其石青色，有柳江河如壺形穿城而過，河大水清，所有這些，都與永州有着明顯的不同。同時，柳宗元在元和十年初奉詔回京，本以爲能得重用，誰曾想卻被放到更加偏遠的柳州，正是“十年憔悴到秦京，誰料翻爲嶺外行”(《衡陽與夢得分路贈別》)，因此在心理上又起了變化，於是柳州時期的山水詩在意象的構造上也與永州時期有了很大的變化。在柳州的山水詩中，柳宗元往往將山水視爲一種精神上的負擔，因而山水意象也就顯得奇崛險怪，如 “城上高樓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登柳州城樓寄漳、汀、封、連四州》)，“大荒”一詞給人以荒涼之感，“嶺樹窮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迴腸”(《登柳州城樓寄漳、汀、封、連四州》)，“九迴腸”曲折蜿蜒，既說出了柳江環繞柳州的景象，卻又充滿傷感，寫出詩人到柳州後特有的心理情感，“荒山秋日午，獨上意悠悠”(《登柳州峨山》)，“荒山”讓人覺得淒涼。最能體現柳宗元柳州山水詩風格的應該說是《與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華親故》：

海畔尖山似劍鋩，秋來處處割愁腸。若爲化得身千億，散上峯頭望故鄉。

以 “劍鋩”意象來喻尖山，雖然說非常精確地描繪了柳州石山的特色，但是與下一句連起來看，賦秋在文人的詩中本來即是寫愁，而詩人以“劍鋩”之鋒利而割“愁腸”，就有了一種險怪和悽絕的情感。以鋒利的兵器喻柳州之山，在柳州詩中也不止一次。從永州到柳州，雖然說景物有了很大的改變，但是最關鍵的還是詩人心理的轉變。在永州，柳宗元也許還渴望着能得到朝廷的寬恕，得到東山再起的機會，但是，十年永州的苦苦掙扎，換來的卻是比永州還要偏遠的柳州，這對於一個有着濟世之志的人來說，無疑是一個巨大地打擊。到柳州後，柳宗元又感受到柳州地理風俗環境的巨大壓力，因而面對柳州這種奇異的山水，柳宗元沒有感到風景的優美，反而覺得更爲痛苦。又如《嶺南江行》中，柳宗元以瘴江、黃茆、象跡、蛟涎、射工、颶母等意象來表現自己到嶺南的感受，這些意象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讓人覺得可怕、恐怖。在古人心目中，“瘴”一詞應該不是什麼好的東西，他們認爲嶺南地區多瘴癘之氣，是瘧疾等傳染病的病原，幾乎與死亡聯繫在一起，《元和郡縣誌嶺南道廉州》中有云：“瘴江，州界有瘴名，爲合浦江。……自瘴江至此，瘴癘尤甚，中之者多死，舉體如墨。春秋兩時彌盛，春謂青草瘴。秋謂黃茆瘴。”[1](P302)與柳宗元同時的韓愈在《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中也說“好收吾骨瘴江邊”。而查柳宗元在再貶柳州之後的山水詩中，“瘴”字曾多次出現，“瘴江南去入雲煙，望盡黃茆是海邊”(《嶺南江行》)，“林邑山聯瘴海秋，牂牁水向郡前流”(《柳州寄京中親故》)，“桂嶺瘴來雲似墨，洞庭春盡水如天”(《別舍弟宗一》)，“黃茆”在其進入廣西后的詩歌中也曾出現多次，如“椎髻老人難借問，黃茆深峒敢流連”(《南省轉牒欲具江國圖令盡通風俗故事》)，由此可以看出柳宗元在柳州時期的山水詩在意象的取捨上除了與地方特色結合外，更注意到個人情懷的取捨，而這些恐怖可怕的意象的一再出現，也體現了柳宗元后期山水詩的特色。

景物對於每一個人來說都是一樣的，但是在不同的心理境況之下，每個人對於山水的感受又是不一樣的。永州與柳州的山水本身存在着差異，但是，最關鍵的還是柳宗元在永州時期的心理和柳州時期的心理有了很大的變化。因而，在柳宗元永州時期的山水詩中，他所採用的意象往往是充滿清秀幽靜之氣的，因爲這個時候他還期盼着朝廷的召喚，他在永州還故意作出一番優雅的姿態，是以文人的態度在作詩，而到了柳州，柳宗元雖然也還在上書以求汲取，但是應該說他基本上是徹底失望了，他這一時候更多地是要面對現實，他不能再漠視環境的影響。面對一種與永州迥異的山水，面對一種新的'環境，柳宗元終於無法忍受了，因此，即使是今人以爲秀麗優美的風景，柳宗元也以一個被貶謫的純詩人的悲涼的心境來看待，詩歌中的意象也就不再是那種山水的優美，而是悽婉哀絕，是奇崛險怪。

三

中國古代的詩歌以抒情見長，“詩緣情”是自六朝以來詩人們的共識。而借山水以抒情則是自六朝謝靈運、謝朓以來山水詩的傳統，柳宗元的山水詩也繼承了這一傳統。所不同的是，柳宗元的山水詩情感深刻真摯，尤其是柳州時期的山水詩。

在永州時期，柳宗元以“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的身份在當地生活，政治上的失意是他心理上的雄心被扼殺的徵象，縱情山水，學當年的謝靈運、謝朓，擺出一個再世屈原的姿態，這自然是最理想的生活，既可讓那些反對派們放心自己的不務正業，又可讓人理解自己那顆騷人之心，因此，柳宗元在永州寫下了大量的山水遊記散文和山水詩。與山水遊記散文的以“棄地”自比相似的是，柳宗元永州的山水詩也經常藉助山水錶現自己那種失望悲憤的心理。在這些山水詩中，柳宗元往往是先敘述山水之景，然後抒發自己幽思。如《零陵春望》：

平野春草綠，曉鶯啼遠林。日晴瀟湘渚，雲斷峋嶁岑。仙駕不可望，仕途非所任。凝情空景慕，萬里蒼梧陰。

在描述永州春天景色後，詩人以仕途的艱辛，自己心情複雜作結，頗有一種失落之感，而《遊朝陽巖遂登西亭二十韻》則在寫景中穿插自己身爲“棄客”的“騷怨”情結：“高巖瞰清江，幽窟潛神蛟。……惜非吾鄉土，得以蔭菁茆。……囚居固其宜，厚羞久已包。……”《南澗中題》也說：

秋氣集南澗，獨遊亭午時。迴風一蕭瑟，林影久參差。始至若有得，稍深遂忘疲。羈禽響幽谷，寒藻舞淪漪。去國魂已遊，懷人淚空垂。孤生易爲感，失路少所宜。索寞竟何事?徘徊只自知。誰爲後來者，當與此心期。

從對景物的感受，寫到自己的去國懷人，蕭瑟之秋風似乎使詩人忘記了疲勞，但是那種孤寂與悲憤卻是無法擺脫的，畢竟秋風蕭瑟，羈鳥鳴叫，再加上自己孤獨一人，去國婚遊，箇中愁苦無法排解，從情感上來說，自然無法跳出悲傷的氛圍。到永州後，柳宗元深刻地體會到屈原那種被放逐的心理，他在《遊南亭夜還敘志七十韻》中說：“投跡山水地，放情詠《離騷》。”他縱情山水，其實也正是表達他那種不平靜的心理，雖有感傷，卻更多一份悲憤，正如胡應麟評價他的《江雪》一詩所說的：“‘千山鳥飛絕’二十字，骨力豪上，句格天成，然律與輞川諸作，便覺太鬧。”[1](P268)是一種內心不甘寂寞的直接表現。

但是，這種情況在他再貶柳州後有了改變。柳州的山水在外在形式上就給了柳宗元一種特有的感覺，那種挺拔峻峭的山峯，那種曲似九迴腸的大江，都給了柳宗元一種震撼的力量，而最關鍵的是，柳宗元二度被貶，這在他心理上造成了巨大地打擊，他已經承受不了這樣的打擊，加上在他到柳州後，依其若父母的弟宗直即在20天后因病去世，且“共來百越文身地，猶自音書滯一鄉”的苦悶，使得他在柳州徹底失去了對未來的信心。在柳州，柳宗元不再過多地表現他的宏偉志向——儘管他也還上書求汲取，但他卻也比較安心的盡起了他一方州長的職責，管理地方政務。而在詩歌中，他則充分地表現了他的無奈的哀傷的情懷，山水詩中的清婉轉爲淒涼。如其《嶺南江行》：

瘴江南去入雲煙，望盡黃茆是海邊。山腹雨晴添象跡，潭心日暖長蛟涎。射工巧伺遊人影，颶母偏驚旅客船。從此憂來非一事，豈容華髮待流年。

這是柳宗元元和十年(815)進入今天的廣西境內赴任柳州刺史的旅途中所作的一首詩，雖然未到柳州，但是，透過路途上的景物，柳宗元已經預感到他在嶺南的 “憂來非一事”，充滿了憂傷。而《酬曹侍御過象縣見寄》則再次表現了自己的騷人情懷：“破額山前碧玉流，騷人遙駐木蘭舟。春風無限瀟湘意，欲採蘋花不自由。”破額山據謝漢強先生考證，當在今柳州市柳江縣白沙鄉境內，與當時柳州的治所馬平縣並不很遠[10](P87)，但是近在咫尺的朋友卻不能相見，其中苦悶可以想見。因此，在柳州，柳宗元雖然也曾遊覽柳州山水，也曾寫下諸如《柳州近治山水可遊者記》、《柳州東亭記》、《桂州裴中丞作訾家洲亭記》等山水散文，但是，在詩歌中，柳宗元再也沒有刻意地去臨山摹水，山水在他的詩歌中已經成爲抒情的工具，因此，在柳州時期的山水詩就沒有了那種細緻具體地描摹山水的作品，而往往是透過一些非常精練抽象地具有概括性的語言來表達，作者關注的是其情感的抒發，而這種情感又是以淒涼悲傷爲主。如《登柳州城樓寄漳、汀、封、連四州》：

城上高樓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驚風亂颭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牆。嶺樹窮遮千里目，江流曲九迴腸。共來百越文身地，猶自音書滯一鄉。

近景遠景，作者都以具有代表性的景物來概括，而突出的是他“曲似九迴腸”的“愁思”，是他“音書滯一鄉”的寂寞與孤獨。而在柳州，柳宗元除了管理地方政務，剩下的就是他對故鄉的思念了，在永州時他已經表現過這樣的情懷，而到柳州後，這種心思更加悽婉，更加感人，如“如何望鄉處，西北是融州”(《登柳州峨山》)，“若爲化得身千億，散上峯頭望故鄉”(《與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華親故》)，山水在柳宗元心目中已經變成影響他思想之情的客體，而那種望鄉的心緒，只有身在異鄉而又無法回去的人才會有這樣的感覺，淒涼哀怨而又悲憤無奈，這就是柳宗元在柳州時期的山水詩的情感特點。方回曾經說柳宗元“年四十七卒於柳州，殆哀傷之過歟”[9](P1366-53)，不無道理。

柳宗元歷經永州和柳州兩個貶謫生活時期，永州與柳州在山水風景上都與關中不同，與中原迥異，作爲一箇中唐時期的山水詩人，柳宗元在這兩處都六下了優美的詩篇。但是，永州山水與柳州山水不同，永州山水詩與柳州山水詩自然也就不同，但這種不同並不僅僅是因爲山水，更多的是因爲柳宗元的心理，是柳宗元的生活經歷、認識有了新的變化。在柳州期間，柳宗元於元和十四(819)曾作《答杜溫夫書》，其中有言：“吾雖少爲文，不能自雕斫，引筆行墨，快意累累，意盡便止，亦何所師法?立言狀物，未嘗求過人。”這與柳宗元以往的觀點明顯有不同，他在這裏強調的是“快意累累”，是“意盡便止”，而且毫無功利之心，是“未嘗求過人”，這與原來一直追求“文以明道”的古文大家的觀點有了明顯的變化，這恐怕也正是柳宗元詩歌風格變化的原因。而從這一點看，柳宗元無疑也把握住了文學創作的根本，因此，陳長方對柳宗元的評價無疑也是正確的：“餘嘗以三言評子厚文章曰：其大體如紀渻養鬥雞，在中朝時方虛驕而恃氣，永州以後猶聽影響，至柳州後，望之似木雞矣。”[11](P1039-405)這裏的木雞當然不是我們今天說的 “呆若木雞”中的“木雞”，而是《莊子》中“其德全矣”的“木雞”①，是成熟的意思。表現在山水詩上，也是如此。“生命漂泊之感，與嚮往安頓之感，無疑構成了山水詩的一個極重要的精神源頭”[12](P4)，在經歷了永州十年的貶謫生活後，柳宗元再貶柳州，生命的漂泊無疑也驅使他尋求一種安頓的生活，而着也正可以使他在柳州的山水詩較永州時更包含那種生命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