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房屋拆遷分析的論文

第一、地方政府制定公佈的區位基準價不符合市場的客觀情況，即區位價嚴重低於市場價。

第二、地方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門制定的房屋拆遷評估技術規範，該技術規範是確定被拆遷房屋的具體價格。對此，相關法律規範只是原則規定，地方政府及其相關部門在制定評估技術規範中有一定靈活性，導致價格空間較大，與實際情況不符。

第三、拆遷人以發展地方經濟，超常規的開展拆遷工作爲由，在未取得完備拆遷手續的情況下實施拆遷，或者房屋拆遷後的用途與相關批文不符，因而直接影響到被拆遷人的安置補償標準。

第四、拆遷人嚴重違反拆遷程序，違法實施拆遷。這主要表現爲對被拆遷人的房屋進行價格評估，不通知被拆遷人到場，而是由拆遷人單方指定的評估機構進行評估，或者對共有財產只與共有人之一簽訂拆遷補償協議，這些行爲均不被被拆遷人認可。

第五、拆遷人與被拆遷人簽訂拆遷安置補償協議嚴重缺少公開、公平。這主要表現爲，拆遷人在與被拆遷人簽訂安置補償協議中，暗箱操作，同樣的被拆遷人的房屋，在同等的條件下，得到的安置補償結果不一樣，有的相差較大，這樣造成已經達成協議的又反悔、拒絕拆遷。有的與房屋拆遷主管部門作出的行政裁決的補償相差就更大。從而加大了人民法院在審理和執行此類案件的難度

案件的特點

一、影響大.多數拆遷案件事關城市建設與社會的穩定，拆遷涉及面廣，人數衆多，此類案件越來越被社會關注。

二、難調和.房屋拆遷案件涉及老百姓的生存居住問題，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拆遷人與被拆遷人之間的利益難以平衡，矛盾糾紛突出。在城市改造和建設中，大多數被拆遷戶都屬於中低收入階層，就業壓力又比較大，社會又處於各種矛盾的凸現期。拆遷後安置的經濟適用房、二手房、廉租房等供應不足，社會救濟制度尚未完全建立到位。因此，某些被拆遷人成爲“釘子戶”有着更深層次的社會原因。也有一部分被拆遷人缺少法制意識，對城市建設拆遷工作產生偏見，過分強調個人利益和困難，置政策與法律不顧，不按法律程序進行維權活動，採取過激行爲。進入司法程序的拆遷案件一般都是社會矛盾較大、較易激化的案件，在拆遷法律關係中，行政機關、拆遷人、被拆遷人三方行政、民事法律關係縱橫交叉，行政機關行政職權的行使、拆遷人商業利益的實現、被拆遷人的財產權益及對政府的合理依賴的保護之間相互博弈。

三、不穩定.由於涉及面廣,人數衆多,處理結果稍不如意,就易引起上訪案件,影響社會和諧、穩定。

四、執法意識差。少數拆遷單位大局意識、責任意識還不夠強，工作人員素質良莠不齊，工作方法較簡單粗放，缺乏耐心、熱心和責任心。拆遷中遇到困難和挫折，有時過分強調行政裁決和訴訟，依賴法院強制執行。某些案件法院強制執行後，往往以消極的態度對待被拆遷人，後續的思想教育、安置補償等工作脫節，形成案了事不了，從而造成因拆遷形成的上訪案件數量不斷攀升，涉訴上訪不斷增加，既影響了社會的穩定，又加大了法院的後續工作量。

解決問題的對策

（一）依法裁判，確保司法公正。法律，包括實體法和程序法，是人民法院裁判的依據。公正既是法官在司法活動中對裁判結果的追求，同時，又是社會對司法活動及其結果的一種評價，因此，公正具有法律標準和社會標準。堅持法律標準，符合社會標準，是人民法院追求司法公正的最高標準、最高境界。在符合法律的前提下，裁判只有代表社會正義，反映社會主流，體現多數羣衆的意願，纔能有利於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纔是追求司法公正的.真正意義所在。

（二）樹立全局觀念，維護大局利益。審判工作必須爲改革、發展、穩定的大局服務，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人民法院必須遵循的一條重要原則。人民法院只有牢固樹立大局意識，緊緊圍繞黨和國家的大局開展審判工作，才能充分發揮審判職能，爲改革、發展和穩定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三）提高辦案效率，維護法律尊嚴。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更應樹立“時間就是效益”的觀念。案件不能及時審判，會給當事人增加不必要的訴訟負擔，案件不能及時審判，就是對當事人的不公正，案件不能及時審判，就會損害法律的尊嚴。追求司法效率與追求司法公正是一致的，法官判案如果不講效率，即使最終依法作出合情合理的判決，社會對裁判的評價也會降低，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亦難以統一。

（四）正確運用調解手段，有效化解訴訟矛盾。當前，調解結案是社會效果最好的結案方式。在複雜的案件審判中，“兩個效果”難於統一時，調解是統一兩個效果的最好途徑。房屋拆遷行政案件中，涉及拆遷當事人之間的補償安置問題，屬於平等主體之間民事糾紛。而行政訴訟的性質，決定了法院的裁判結果是維持或是撤銷行政裁決。不管法院如何判決，拆遷當事人之間的民事爭議均未得到解決，法院裁判後，往往是案了事未了，拆遷當事人之間矛盾依然存在。對此，法院始終堅持以調解爲主，透過民事糾紛的處理達到解決行政爭議的目的。透過調解處理，拆遷雙方當事人都滿意，化解了訴訟矛盾，消除了不穩定因素，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得到了有機的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