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與陳獨秀的君子之交

毋嘉平

胡適有句名言：“此身非吾有，一半屬父母，一半屬朋友。”可見他對友情的珍重。“五四”前，陳獨秀創辦的《新青年》雜誌聲勢很大，吸引了衆多的知識界精英，胡適與陳獨秀的友誼也是因《新青年》而締結的。他們的中介人是上海亞東圖書館主人汪孟鄒。汪是陳獨秀早年在蕪湖主編《安徽俗話報》時期的老朋友，汪與胡適都是安徽績溪人。１９１５年９月，陳獨秀創辦《青年》（第二卷１期起改名爲《新青年》）雜誌，請汪約在美國留學的胡適爲其撰稿。１９１６年２月，胡適將俄國作家庫普林的短篇小說《決鬥》譯文寄給了陳獨秀，從此二人便有了書信來往。

胡適與陳獨秀的結交，對他日後成名起了很大的作用。反映他文學革命主張的所謂“八不”主義，是在陳獨秀的敦促和幫助下，於１９１７年１月在《新青年》２卷５號登出，從而引起強烈反響。陳獨秀隨後發表的《文學革命論》宣告：“餘甘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軍’大旗，以爲吾友之聲援。”新文化運動的“總司令”把文學革命先鋒的頭銜授予胡適，從此，胡與陳並列被視爲新文化運動的領袖。

１９１７年１月，蔡元培接任北京大學校長，陳獨秀任文科學長。陳寫信給胡適說：“弟薦足下早日回國，即不願任學長，校中哲學、文學教授俱乏上選，足下來此亦可擔任。”這年夏天，胡適回國當了北大教授。

陳獨秀來到北京以後，把《新青年》從上海搬到了北京，後來又辦了《每週評論》。這兩個刊物都是陳獨秀負責，胡爲副手。一個是“弗峻之坡不上”的“亂黨”，一個是少年氣盛的新派，再加上一些先進人物，把死氣沉沉的`中國鬧得沸騰起來。

１９１９年五四運動爆發，陳獨秀懷着滿腔熱血投入到這場轟轟烈烈的運動中，結果被北洋政府逮捕。胡適和其朋友到處奔走營救，３個月後，陳獨秀終於獲釋。社會的變動，政治矛盾的尖銳使新文化運動的同仁們逐漸在思想上出現了分歧，胡適主張中國要走歐美的社會改良道路，陳獨秀則嚮往俄國的十月革命，兩人在思想上各行其是。儘管政治主張不同、事業各異，但兩人的友情依然存在。

１９２１年１０月，陳獨秀在上海法租界被捕，胡適一反平時的斯文，大罵“法國人真不要臉”，立即同蔡元培等人開展營救行動。次年，陳獨秀再次被捕，胡適連忙寫信給其好友將陳營救出獄。

陳獨秀性情古怪，說話直爽不怕得罪人，是一位不羈之才。胡陳平時一見面就談，談不攏就辯。各持己見，互不相讓，終至爭吵。每到這時，只聽見胡適的高聲大喝和直敲地板的聲音，而陳獨秀此時便默不作聲，對胡適，陳在態度上和語言上總是做出讓步，顯示出對朋友的禮讓之情。

１９３３年１０月，胡適從國外回來路過南京。到了北平，寫信給陳解釋說：此次匆匆回國，未去看他，請他原諒。兩個月後有事還要去南京，屆時一定去看他。誰知，陳獨秀見信後大罵胡，說他有時間同達官貴人周旋，獨沒有時間看望老朋友，聲明與胡適絕交。可是兩個月後，胡到南京看他時，秉性懇摯的陳獨秀火氣已經完全消散了。

抗日戰爭爆發以後，胡適出任駐美大使，陳這時也獲釋，輾轉到了四川，晚景頗爲悽苦。在美的胡適得知後，很是惦念，想設法使陳出國療養，但一身傲骨的陳獨秀在最艱苦的歲月裏，堅決不肯離開祖國。

縱觀胡適與陳獨秀一生的交往，胡待人接友，多賴於修養；陳則喜怒愛憎皆發自衷心，對朋友襟懷坦白。兩位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不以政治主張對立而反目成仇，其真摯的友誼實爲後人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