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和汪曾祺同題作文《故鄉的野菜》對比賞讀推薦

周作人所寫《故鄉的野菜》(1924年)是名篇，許多人都知曉。後來，汪曾祺作了一同題文章(1992年)，記述自己家鄉的野菜(周爲浙江紹興人，汪爲江蘇高郵人)，其中意趣值得玩味。於文化趣味及文字趣味，汪曾祺得之苦雨齋的影響不在少數，及至晚年，他拿來苦雨齋之同題作文，是一種致敬，抑或未明言的遊戲式的“比賽”，我們或許可以有不同的猜測，但從中透出的文脈之綿延與變數，卻是頗可探究的。

汪曾祺的文學趣味受廢名、沈從文的浸染，而文化趣味更多來自於周作人、俞平伯一脈。從前後兩篇《故鄉的野菜》中可看出，他們對民俗謠曲、野史雜記興味濃厚，多所點染。周作人引浙東童謠，“薺菜馬蘭頭，姊姊嫁在後門頭”;汪曾祺回憶兒時聽到的叫賣聲，“賣枸杞頭來!”又引家鄉歇後語，“王西樓嫁女兒—畫(話)多銀子少”。周作人徵引《西湖遊覽志》、《清嘉錄》中關於薺菜花的記載，汪曾祺徵引《以蓴姜法魚糟蟹寄子瞻》中的蓴菜記錄、《野菜譜》中各種野菜的記錄。

周作人寫小品文，學術味道極濃，因其本質爲學問家、愛智者，其學識由散文的形式表現而已;汪曾祺的散文，思想的歷練不及苦雨齋，但其特出之處在於文字的靈動鮮活，多小說的筆法，畢竟他本是小說家(汪的許多小說、散文的界線模糊，因爲他不認爲兩種文體必須涇渭分明)。周作人的文章是雅的，即使寫野菜這般普通俗常的物什，亦無改其氣質。而汪曾祺的描寫，如“枸杞頭帶着雨水，女孩子的聲音也帶着雨水。枸杞頭不值什麼錢，也從不用秤約，給幾個錢，她們就能把整籃子倒給你。女孩子也不把這當做正經買賣，賣一點錢，夠打一瓶梳頭油就行了”，語調溫婉，且極具畫面感，這是在苦雨齋筆下不會出現的。

周作人的白話文很耐讀，有澀的感覺，因爲他喜歡時時夾雜文言的成分。汪曾祺與之相比，文字是極白的，簡直就是大白話(除去從古籍裏來的引文)，但我們讀之，覺得耐讀，白而不俗，如上引女孩子賣枸杞頭的幾句，每句話都很“白”，不過連在一起，卻很有味道，是有意蘊的底子的。這其實和苦雨齋異曲而同工，都有着對古漢語的極度熟稔。苦雨齋用文言改造白話，句子的結構、段落的文義關聯，乃至字詞的選擇，都有脫胎換骨之功;汪曾祺成熟期的文字，幾乎用純白話，但這白話卻非簡單的'、拉拉雜雜的口語，是對漢語言苦心孤詣提煉所成，他曾用川菜裏的“開水白菜”做比，其“湯清可以注硯，但是並不真是開水煮的白菜，用的是雞湯”。

汪曾祺寫小說，寫散文，亦寫了不少文論文字(輯爲《晚翠文談》)，對自己的師承及所受影響多有談論。如外國的契訶夫、阿左林，中國古代的歸有光，現代的魯迅、沈從文、廢名，這些說法自然是不錯的，或明或暗的影響我們稍加註意的確可感受到。不過，他極少提到周作人，在自己的師承方面似避免談及，只在別的文章裏涉及過苦雨齋(如給廢名小說選集寫的序《萬壽宮丁丁響》)。我想，這多半可歸結爲政治原因，1949之後的頭三十年，周顯然是禁忌(其出版書籍亦須換個名字)，而改革開放之後，周的著作出版及評價雖在慢慢解凍，但仍爭議紛繁，現實的與心理的阻力還是很大的。汪曾祺應該很早就讀過苦雨齋的書，且年紀及長，趣味與之愈加接近，影響想來是不可避免的。《萬壽宮丁丁響》寫於1996年，其時的文化環境已算是寬鬆，所以文中多引周作人對廢名的評價，不知是不是一種委婉的表示?自然，寫《故鄉的野菜》同題文章，其方式更爲直截了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