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雎》中的淑女形象

“淑女”是《詩經》中最爲重要的女性形象之一，在關雎中是如何體現出來的?以下是小編收集整理的《關雎》中的淑女形象，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

《關雎》是《詩經》的壓卷之作。自先秦起，《論語.八佾篇》便有記載，“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而上博簡《詩論》則從“色”、“禮”等方向偏重論析了《關雎》的詩本義。及至漢代，《詩經》初步奠定經學地位，《關雎》一篇更愈發受到學界從詩教、樂教和女教等多重維度的關注。兩宋時期，蘇轍、朱熹等學者加註《詩集傳》、《詩序辨說》，形成了長期與尊序派對峙的廢序之聲，並分別從“情”、“理”等角度爲《詩》添注。因而兩千多年來，有關《關雎》釋義的說法可謂衆說紛紜。而詩中的“窈窕淑女”的形象，也因被歷代學者延引爲理想女性的典型而盛傳於世，千年不衰。

本文就將從先秦、漢、宋的典型注本出發，結合歷代審美標準，對《關雎》中“淑女”這一對象的內涵及其形象作簡要分析。

一、“淑女”形象的內涵所指

古人對《關雎》“窈窕淑女”的理解大致分爲兩種，一是以後妃爲代表的賢德女子;二是指賢人。在封建詩教的背景下，《關雎》一詩的教化作用一直盛於其抒情作用。及至近現代，視其爲純粹表達男女戀慕的情愛詩的說法方纔逐漸興起。

(一)后妃說

先秦《毛詩序》最早記載：“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始指稱《關雎》中的“窈窕淑女”爲可以“風天下”的后妃。而此種說法也在後世漢唐學者間得到了最多附會，成爲學界認可的主流說法。

與近現代學者從“詩本義”的角度，偏重理解《關雎》中的抒情價值不同，《詩序》主要採用陳詩義、用詩義與賦詩義等手法對《詩經》進行理解，解讀的視角與當時的社會背景密切相關。自春秋時期起，孔子即賦予《關雎》一篇以極高評價，認爲其在詩歌與音樂方面都建樹斐然。《韓詩外傳》卷五中記載，子夏曾詢問夫子，《關雎》何以爲《國風》之首，夫子回答，蓋因《關雎》之道爲“天地之基”，“王道之源”，《六經之策》悉皆“取之乎《關雎》”，可見《關雎》“正人倫而立綱常”的教化作用。而西漢時期，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即將孔子命定的官學五經――《詩》、《書》、《禮》、《易》、《春秋》奉爲教化正典，《詩經》舉足輕重的經學地位得以穩固建立。詩學禮教，講求“以禮節情”，以道德爲主要命題，故爾《關雎》不是單純的愛情詩歌、而是美貴族婚姻的教化範本的解讀基調得以確立和流傳。

而詩學發展至宋代，依據先前《詩大序》的猜測①，學者們又對“淑女”所指稱的后妃形象進行了具體對應的闡釋，認爲這位德儀天下的賢妃即爲周文王之妃大姒。歐陽修稱謂此詩曰，“述文王大姒爲好匹如雎鳩雄雌之和諧爾”;而朱熹亦在《詩集傳》中進一步明確，《周南.關雎》“女者……蓋指文王之妃大姒爲處子時而言也;君子，則指文王也”，將“淑女”形象進一步具體化。這與毛詩序《二南后妃夫人說》中認爲《關雎》只是讚頌“周家世有婦德，而非專美大姒”②的論點是截然不同的。

(二)賢人說

求賢說並不是《關雎》解讀中的主要說法，但卻是歷代注本中都有所體現的、不可缺少的一種聲音。《韓詩》中將“君子好逑”直接記載爲“君子好仇”，而學界以聞一多先生爲代表的研究者認爲，這與《周南.兔置》中：“肅肅兔置，施於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肅肅兔置，施於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中的“好仇”是同一個詞。而《兔置》中的“好仇”意爲“腹心”，是指公侯的知交心腹，在職能上與武夫相對，因此“好仇”所實際指代的對象是公侯身邊的文臣或是賢人。而上博簡《詩論》、長沙馬王堆出土的戰國時期抄本《老子甲本卷後古佚書》種皆有重要批註，稱《詩經》是“(以)色俞(喻)於(禮)”，認爲詩歌中思色即是思禮，“淑女”之爲女色，實際是指代賢臣，這種手法與楚辭中以“香草美人”隱喻名士大夫的用法是同理的。因此《關雎》一篇並非愛情詩，實際爲君王求賢詩，而“淑女”則是令君王夢寐以求的治世賢人。

《禮記.曾子問》中記載，“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肆親也”，即婚姻嫁娶舉行儀式時，現場是禁止奏樂的，這與一些學人認爲《關雎》中的“琴瑟友之”、“鐘鼓樂之”，是指君王求愛於有賢德品行的淑女，先以琴瑟向其示好，再以鐘鼓明媒正娶的猜想相悖。再者，“鐘鼓”之樂在古時是“大樂”，並不用於婚喪嫁娶之事，而只有宴賓、祭祀等重要場合纔會出現。參見《周禮.樂禮》“饗食諸侯，序其樂事，令奏鐘鼓”，而這種說法也與君王禮敬賢人的解釋相吻合。

二、“淑女”之德

由於中國古代文壇多將《毛詩序》中的“后妃之德”視爲“淑女”這一理想女性的重要標籤，認爲“窈窕”用以描述其形容風貌，而“淑”則意在讚譽其德行貞操，因而學界對於“淑”字的闡釋也可謂衆說紛紜。

《說文解字》記載，“淑，清湛也”，而“淑女”則可引申爲如水般清澈美好、溫柔嫺靜的女子，在德行方面需有“上善若水，利萬物而不爭”的至真至純之性。而這與先秦時期社會對於后妃的期許一致。人們認爲夫婦之間應相敬如賓，有禮有節，而佳偶則必須符合溫柔敦厚，謙恭賢惠的標準，對於女子而言，知書或可不必，然而答禮一定要之。

而孔穎達在《毛詩正義》中則對“淑”字的標準給予了更爲明確的註釋。他稱，“言后妃性行和諧，貞專化下，寤寐求賢，供奉職事，是后妃之德也”。能事君主、達到舉案齊眉、“夫婦和諧”的境界，是爲其一;忠貞美好，能夠做到上行下效，爲天下男女表率，是爲其二;時刻以爲君王分憂、爲社稷求賢爲己任，克己守禮、禮賢下士，恪敬職守，將後宮操持有度，是爲其三。從這孔穎達的觀點看來，古人心目中的“理想女性”，不僅其自身需要具備質樸、善良、美好的品性，對外還需有“輔助之德”。與之相同的觀點還有《詩序》中，“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一說，認爲賢德的淑女能夠“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真正做到以德事人，而不是以色事人。這也不失爲是孔子所言“《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的要義。 　　除此以外，筆者亦發現，古代對於達官顯人的妻子的誥封亦存在“淑人”一說。學界一致認可此處的“淑”爲“善良”之意，與相貌無關，而專指品行。坊間亦曾一度有“后妃求賢”之說，認爲《關雎》中的“淑”字指稱的是后妃爲君王廣募賢嫺，敦厚無妒之德。後被否認，認爲只是鄭箋誤讀《詩序》中“憂在進賢”一句所引發的誤會。“憂在進賢”，本義仍是指后妃心繫黎民蒼生之賢。

最後，南宋的朱熹在《詩集傳》中綜合前人的多種觀點，對“淑女之德”給出了較爲客觀的評價。他稱：“蓋德如雎鳩，摯而有別，則后妃性情之正，固可以見其一端矣。至於寤寐反側，琴瑟鐘鼓，極其哀樂而皆不過其則焉”。詩教言傳，講求“發乎情而止乎禮”，朱子認爲這是對於后妃之德最恰當的評價。雎鳩之德在於“摯而有別”，而淑女之德亦是如此。《關雎》雖以男子追求夢寐以求的女子的情愛詩的面目示人，但隱喻的是夫婦之間琴瑟和諧的關係。而與古時女子而言，出嫁從夫，如何事夫纔是她們德行修養中最重要的課題――在父母家中，則“志在女紅之事”;出配君子，則“輔佐君子求賢審官”、且“內有進賢之志，卻無險陂私謁之心”③，和樂貞靜、宜室宜家。詩人以“關雎”的形象作比，也正是暗示，只有德如關雎，能做到“起禮義，製法度，以矯飾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擾化人之情性而導之”④的賢淑女子，纔可配爲“可以風天下而正夫婦”的君王佳偶，即淑女的原型――貴族婚姻中的后妃形象。

三、“淑女”之貌

不同於“淑”字指稱女子善良品性的共識，歷朝歷代的注本中對於“窈窕”的註解頗爲模糊。“窈窕”，形容的是女子的體態風流之美，然而具體形容如何，卻在各個朝代的不同審美判準下發生了分歧。

先秦時期的《毛詩序》將其註釋爲“幽閒貞靜”，此時解讀側重的是對淑女形態舉止的描寫。恰如《蒹葭》中在水一方的伊人一般，“淑女”在水邊靜靜獨坐，氣質矜持閒靜，這樣的解讀深合儒家“敏於言而慎於形”的標準，“窈窕淑女”即是爲“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的禮教中人。而其餘同時代的注本釋義則相對寬泛――《集疏》中將“窈窕”解釋爲“好貌”，與《魯說》一致，泛指女子貌美。而《毛詩正義》記載“謂淑女所居之宮窈窕然”，認爲“窈窕”的描寫對象是淑女所居住的處所，“窈窕淑女”指的是居住在幽閒清靜的環境中品德美好的女子。而《方言》中則綜合才貌兩方面，統稱其曰“美心曰窈，美狀曰窕”。總體而言，筆者認爲對於“淑女”外貌特徵的考據也僅能止於“貌美”的定義。

發生分歧的焦點是後世關於“貌美”的不同理解。首先，依據先秦時期的審美風格，我們不難猜測出，體態豐滿、高大健康是當時人們評價女子貌美的重要標準，如《碩人》中描述的“碩人其頎”;而從“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等描寫看來，明眸善睞，開朗靈秀，亦可視爲當時女子“貌美”的依據。而作爲最接近《關雎》創作年代的時期，相較後世的一些流變，先秦時期對“理想女性”的審美應當更接近“淑女”形象的本來面貌。

然而，隨着審美風尚的改變，後世對於“窈窕”二字的理解也發生了遷移。從“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的“瘦”，逐漸發展爲漢代飛燕合德一般金盤起舞的“輕”;從魏晉南北朝廣袖飄飄、遺世獨立的風神俊秀，及至唐代珠圓玉潤的體貌與相對寬鬆的衣飾，再至兩宋理學興起後對女子樣貌古拙質樸、雅緻清秀的審美判準……“淑女”這一理想女性的形象一直在不斷變化。而在明清的坊間小說中，甚至出現了對“淑女形象”更爲大膽、也更富想象力的描畫。魏子安所撰《花月痕》的第二十一回裏寫道：“《古今注》文王掣平頭髻，昭王制雙裙髻。又《妝臺記》文王於頭上加翠翹，傅之鉛粉，其髻高，名曰鳳髻……這樣看來，文王自是千古第一風流的人，所以《關雎》爲全詩之始”，女眷丫鬟之間大膽猜測文王所好的“窈窕淑女”是一位梳高髻、掣髮釵的美人，這也是時代審美所賦予“淑女”形象的不同魅力、不同風姿。

四、結語

“窈窕淑女”這一形象是《關雎》一篇、乃至整部《詩經》中至關重要的意象。與其形貌之美相比，歷代註釋中更爲統一、也更爲突出的是其“德行之美”，即以後妃爲代表的女子身上所具有的善良、溫厚、賢德的道化禮教。而近現代以來，人們對於《關雎》的解讀則又突破了以上所探討的教化標準，向其內在的抒情性不斷生髮。因而對於“淑女”形象及其主題意蘊的討論仍將作爲《詩經》中一個永恆的課題，隨着時代的變化和研究的深入而不斷被髮展、豐富。

《關雎》賞析

《國風·周南·關雎》這首短小的詩篇，在中國文學史上佔據着特殊的位置。它是《詩經》的第一篇，而《詩經》是中國文學最古老的典籍。雖然從性質上判斷，一些神話故事產生的年代應該還要早些，但作爲書面記載，卻是較遲的事情。所以差不多可以說，一翻開中國文學的歷史，首先遇到的就是《關雎》。

當初編纂《詩經》的人，在詩篇的排列上是否有某種用意，這已不得而知。但至少後人的理解，並不認爲《關雎》是隨便排列在首位的'。《論語》中多次提到《詩》（即《詩經》），但作出具體評價的作品，卻只有《關雎》一篇，謂之“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在他看來，《關雎》是表現“中庸”之德的典範。而漢儒的《毛詩序》又說：“《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這裏牽涉到中國古代的一種倫理思想：在古人看來，夫婦爲人倫之始，天下一切道德的完善，都必須以夫婦之德爲基礎。《毛詩序》的作者認爲，《關雎》在這方面具有典範意義，所以才被列爲“《風》之始”。它可以用來感化天下，既適用於“鄉人”即普通百姓，也適用於“邦國”即統治階層。

《關雎》的內容其實很單純，是寫一個“君子”對“淑女”的追求，寫他得不到“淑女”時心裏苦惱，翻來覆去睡不着覺；得到了“淑女”就很開心，叫人奏起音樂來慶賀，並以此讓“淑女”快樂。作品中人物的身份十分清楚：“君子”在《詩經》的時代是對貴族的泛稱，而且這位“君子”家備琴瑟鐘鼓之樂，那是要有相當的地位的。以前常把這詩解釋爲“民間情歌”，恐怕不對頭，它所描繪的應該是貴族階層的生活。另外，說它是情愛詩當然不錯，但恐怕也不是一般的愛情詩。這原來是一首婚禮上的歌曲，是男方家庭讚美新娘、祝頌婚姻美好的。《詩經·國風》中的很多歌謠，都是既具有一般的抒情意味、娛樂功能，又兼有禮儀上的實用性，只是有些詩原來派什麼用處後人不清楚了，就僅當作普通的歌曲來看待。把《關雎》當作婚禮上的歌來看，從“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唱到“琴瑟友之”“鐘鼓樂之”，也是喜氣洋洋的，很合適的，

當然這首詩本身，還是以男子追求女子的情歌的形態出現的。之所以如此，大抵與在一般婚姻關係中男方是主動的一方有關。就是在現代，一個姑娘看上個小夥，也總要等他先開口，古人更是如此。娶個新娘回來，誇她是個美麗又賢淑的好姑娘，是君子的好配偶，說自己曾經想她想得害了相思病，必定很討新娘的歡喜。然後在一片琴瑟鐘鼓之樂中，彼此的感情相互靠近，美滿的婚姻就從這裏開了頭。即使單從詩的情緒結構來說，從見關雎而思淑女，到結成琴瑟之好，中間一番周折也是必要的：得來不易的東西，才特別可貴，特別讓人高興。

這首詩可以被當作表現夫婦之德的典範，主要是由於有這些特點：首先，它所寫的愛情，一開始就有明確的婚姻目的，最終又歸結於婚姻的美滿，不是青年男女之問短暫的邂逅、一時的激情。這種明確指向婚姻、表示負責任的愛情，更爲社會所贊同。其次，它所寫的男女雙方，乃是“君子”和“淑女”，表明這是一種與美德相聯繫的結合。“君子”是兼有地位和德行雙重意義的，而“窈窕淑女”，也是兼說體貌之美和德行之善。這裏“君子”與“淑女”的結合，代表了一種婚姻理想。再次，是詩歌所寫戀愛行爲的節制性。細讀可以注意到，這詩雖是寫男方對女方的追求，但絲毫沒有涉及雙方的直接接觸。“淑女”固然沒有什麼動作表現出來，“君子”的相思，也只是獨自在那裏“輾轉反側”，什麼攀牆折柳之類的事情，好像完全不曾想到，愛得很守規矩。這樣一種戀愛，既有真實的頗爲深厚的感情（這對情詩而言是很重要的），又表露得平和而有分寸，對於讀者所產生的感動，也不致過於激烈。以上種種特點，恐怕確實同此詩原來是貴族婚禮上的歌曲有關，那種場合，要求有一種與主人的身份地位相稱的有節制的歡樂氣氛。而孔子從中看到了一種具有廣泛意義的中和之美，藉以提倡他所尊奉的自我剋制、重視道德修養的人生態度，《毛詩序》則把它推許爲可以“風天下而正夫婦”的道德教材。這兩者視角有些不同，但在根本上仍有一致之處。

古之儒者重視夫婦之德，有其很深的道理。在第一層意義上說，家庭是社會組織的基本單元，在古代，這一基本單元的和諧穩定對於整個社會秩序的和諧穩定，意義至爲重大。在第二層意義上，所謂“夫婦之德”，實際兼指有關男女問題的一切方面。“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禮記·禮運》），孔子也知道這是人類生存的基本要求。飲食之慾比較簡單（當然首先要有飯吃），而男女之慾引起的情緒活動要複雜、活躍、強烈得多，它對生活規範、社會秩序的潛在危險也大得多，孔子也曾感嘆：“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論語》）所以一切剋制、一切修養，都首先要從男女之慾開始。這當然是必要的，但剋制到什麼程度爲合適，卻是複雜的問題，這裏牽涉到社會物質生產水平、政治結構、文化傳統等多種因素的綜合，也牽涉到時代條件的變化。當一個社會試圖對個人權利採取徹底否定態度時，在這方面首先會出現嚴厲禁制。相反，當一個社會處於變動時期、舊有道德規範遭到破壞時，也首先在這方面出現恣肆放流的情形。回到《關雎》，它所歌頌的，是一種感情剋制、行爲謹慎、以婚姻和諧爲目標的愛情，所以儒者覺得這是很好的典範，是“正夫婦”並由此引導廣泛的德行的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