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寫作散文

小孩子大概都有過被老師或家人教着樹立遠大理想的時刻，長大了要做一名科學家、文學家、發明家——每一個詞看起來都那麼偉大、完美，像幾十年、上百年後的歷史定論。那些時候我們不懂，因爲書上就是這麼寫的，我們每學一篇課文，作者或人物介紹上都是“我國(某時期/某朝代)著名的文學家/科學家”。其中又以文學家居多，大概正因爲是“文學家”才得以留下文字。我不知道別人長大後是否還記得自己小時候的理想，我還清楚地記得我小時候的理想就是“長大了要當一個文學家”，大概就是受這些課文的“蠱惑”。

我立下這個遠大志向的那一天，正讀小學五年級，家裏的舊瓦屋還沒有拆。晚飯過後，月亮在水杉樹尖上發出明亮的光，剛剛長出篦子般嫩葉的水杉樹和門口的田畈上，籠罩着淡淡的灰白色。我拿着一本寫作業的練習本，坐在小板凳上，在階檐下對着月亮寫一首五言詩。大人們從竈屋到堂屋，經過階檐，見我在那裏坐着，便問我在做什麼，我說：“我在寫詩，我長大了要當文學家!”

大概是爸爸，笑着說：“要當文學家啊，那你就在這兒好好寫吧!”

爸爸說着就進了屋子，把我一個人留在下。寫詩太難了，我對着月亮看了又看，用鉛筆塗塗改改好久，最後覺得困了，纔回到屋子裏，把“詩”拿給他看。這首談不上任何格律、韻腳和詩意的打油詩，竟也得到了幾句假意的誇獎，我便高高興興地去睡覺了。

那時候我們很少有書看。作爲在鄉下長大的孩子，我們能看到的書極少。從小學到高中，除了語文課本以外，我幾乎能將自己所讀過的書一本一本地數出來。大部分是大姐在外面讀書和工作時買了給我們寄回來的，令我印象深刻的有一本《古希臘神話》、一套精裝硬殼的《堂吉訶德》和三冊青色書皮的《平凡的世界》。我們平常若還想讀額外的書，就只能去親戚家的時候，在人家屋子的角落裏翻一翻，看能不能找到一兩本缺頭少尾的武俠小說或是別的什麼書。初中的時候，我在村子裏一戶人家的屋頂上撿到一本沒有封面的集。它被雨水打溼後又被太陽曬乾，像雲片糕一樣漲得老高。我也把它撿回去看。等到上大學以後，我才能回味出這是一本20世紀50年代的“百花文學”作品集，充滿那時主題先行的意識形態，然而在生硬的外殼下，一些柔軟的、充滿人性的東西，溫柔地蘊藏在裏面。我記得那裏面有宗璞的《紅豆》，江玫自然是選擇了“正確的”、革命的道路，然而我看完時，未嘗不爲那收在小小的黑絲絨盒子裏珠圓的兩顆紅豆而感到的憂愁與悵惘。

如今回想起來，一種彷彿性格里註定偏好的東西，已在那時出現了端倪。俄狄浦斯王悲痛的命運使我感到慘然，堂吉訶德瘋狂的胡言亂語中有着嚴肅的奇異。高三時，我第一次從鄰居那裏借到沈從文的《邊城》，連沈從文是誰都還不知道，然而一讀之下還是深深感覺到：這正是能打動我的、充滿人性與美的那種文學作品。因此大學讀了中文系以後，我就去找更多他的書來看。那種優美結實的文字裏所懷的深切悲憫，使人讀來憂愁。受其影響，我開始學寫小說，試着將自己在鄉下所經歷的難以忘卻的寫下來。自然都寫得幼稚，從題材到語言，都有着很重的模仿的影子，然而這大概算是我文學寫作的起始。

因爲課業的關係，那時我讀了許多現當代作家的'作品：有的喜歡，就多讀了幾本;有的硬着頭皮也讀不完一本，就放下不再讀了。最後讀下來最覺親近的，還是沈從文、周作人、汪曾祺與廢名的作品。我第一次讀汪曾祺的《受戒》時，簡直是驚豔，因爲難得見這樣活潑、可喜，如明淨的夢境一般圓滿的故事。在我們現當代文學的創作裏，這般不充滿悲慘與批判的小說實在是太少見了。因此我立刻找了許多汪曾祺的小說來看。周作人的自選集在圖書館的架子上一冊一冊排得很長，我無事時去借，每次都挑封面和書名喜歡的看。在讀周作人的作品之前，我對的認識大概只停留在中學的“美文”階段，讀了之後，才知道散文有如此質樸的根底和開闊的境界。“嘉孺子而哀婦人”的人道主義是周作人許多裏一以貫之的精神，不知道是不是受他的影響，作爲他的弟子，廢名的書裏這一點也表現得非常明顯，他的作品裏時常跳躍着一顆兒童的心，這也是我最喜歡他的地方。

一直要到大學畢業後幾年，我纔開始真正寫一點東西。一旦寫起來，受從前讀的這些東西的影響，就不自覺地在筆下表現出來。它可能並不外化得那麼明顯，然而我知道自己對家鄉、對自然與從前的人、事所表現出的溫柔的緣由。我的朋友葉行一有一天說：“一個人如果去寫作，是不是就靠幾個作家的幾本書打底，其他的閱讀不過是開闊一下視野?就像是練習書法，一輩子也就守着那一兩本字帖。”書法的事我不懂，然而很喜歡臨帖這個說法，並且在模糊中感到，我的寫作好像的確就是這麼回事。讀到喜歡的作家的書，心裏感到歡喜，受此觸動，最終也開始自己寫自己的那一份東西。那以後我雖然也讀過許多其他的書，但如它們那樣在我的心上留下那樣深刻的印跡、幫助我認識和尋找自我的書，卻是再也沒有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