詠懷原文及鑑賞

詠懷原文及鑑賞1

夜中不能寐，

起坐彈鳴琴。

薄帷鑑明月，

清風吹我襟。

孤鴻號外野，

翔鳥鳴北林。

徘徊將何見?

憂思獨傷心。

鑑賞

阮籍的詩大量運用了比興象徵、神話傳說、以景寓情、借古諷今等表現手法，曲折隱晦地抒寫憤世嫉俗、感慨鬱悶的內心世界，形成了言近旨遠的藝術風格。

阮籍是“正始之音”的代表。他的《詠懷》82首是十分有名的抒情組詩。其中有些詩反映了詩人在險惡的政治環境中，在種種醉態、狂態掩蓋下的內心的無限孤獨寂寞、痛苦憂憤。有些詩表現了詩人害怕政治風險，希冀避世遠禍的思想面貌;有些詩借古諷今，寄託了對時政的抨擊或感慨，表現了詩人對國事的關切;還有些詩嘲諷了矯揉造作的虛僞的禮法之士。總的來說，阮籍的《詠懷》詩以“憂思獨傷心”爲主要基調，具有強烈的抒情色彩。在藝術上多采用比興、寄託、象徵等手法，因而形成了一種“悲憤哀怨，隱晦曲折”的詩風。

這是阮籍八十二首五言《詠懷詩》中的第一首。詩歌表達了詩人內心憤懣、悲涼、落寞、憂慮等複雜的感情。不過，儘管詩人發出“憂思獨傷心”的長嘆，卻始終沒有把“憂思”直接說破，而是“直舉情形色相以示人”，將內心的情緒含蘊在形象的描寫中。冷月清風、曠野孤鴻、深夜不眠的彈琴者，將無形的 “憂思”化爲直觀的形象，猶如在人的眼前耳畔。讀者可從詩中所展示的“情形色相”中感受到詩人幽寂孤憤的心境。但是那股“憂思”僅僅是一種情緒、一種體驗、一種感受，人們可以領略到其中蘊涵的孤獨、悲苦之味，卻難以把握其具體的內容。“言在耳日之內，情寄八荒之外”，即是此詩顯著的特點。

其實，如果能透徹地瞭解阮籍其人，此詩也並不難解。阮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爲常”(《晉書·阮籍傳》)。正如他“醉六十日”，以使文帝之“爲武帝求婚於籍”，終於“不得言而止”(同上)一樣，“酣飲”不過是他用以逃避現實的手段，內心的痛苦卻是無法排遣的。史書中“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的描寫，就正是他痛苦內心的深刻表現。所以這首詩，只要看他“孤”“獨”二字，就不難“曲徑通幽”了。

此詩起首，詩人就把讀者引入了一個孤冷悽清的夜境：“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酣飲爲常”的詩人在此衆生入夢之時，卻難以入睡，他披衣起坐，彈響起了抒發心曲的琴絃。這是從實景來理解。然而，也不妨把這“夜”看成是時代之夜，在此漫長的黑夜裏，“衆人皆醉我獨醒”，這偉大的孤獨者，彈唱起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詩章。“英風截雲霓，超世發奇聲”(《其六十一》)呵!這兩句詩，實際上是化用王桀《七哀詩》詩句：“獨夜不能寐，攝衣起撫琴”。

三四句詩人進一步描寫這個不眠之夜。清人吳淇說：“‘鑑’字從‘薄’字生出……堂上止有薄帷。……堂上帷既薄，則自能漏月光若鑑然。風反因之而透入，吹我衿矣”(《六朝詩選定論》)。進一步，我們還可以從這幅畫面的表層意義上，感受到詩人的旨趣。詩人寫月之明，風之清，正襯托了自己的高潔不羣;寫“薄帷”、寫“吹我襟”，真讓人感覺冷意透背。這雖非屈子那種“登崑崙兮食玉英”的浪漫境界，但那種特立危行，不被世俗所理解的精神卻是一致的。

五六句，詩人着重從視覺、感覺的角度描寫，五六句不但進一步增加了“孤鴻”“翔鳥”的意象，而且在畫面上增添了“號”“鳴”的音響。這悲號長鳴的“孤鴻”“翔鳥”既是詩人的眼之物、眼前之景，又同時是詩人自我的象徵，它孤獨地飛翔在漫漫的長夜裏，唱着一曲哀傷的歌。“北林”化用《詩經》“鴥(“音鬱”)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秦風·晨風》)之典，從而暗含了思念與憂心之意。“北林”與“外野”一起進一步構成了悽清幽冷之境界。

結尾二句“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詩人的筆觸從客體的自然回覆到主觀的自我，有如莊周夢爲蝴蝶後“蘧(音“渠”)蘧然而覺”，心裏有無限感慨，卻又無處訴說，他也許想到許多許多：“壯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其三十九》)，卻“終身履薄冰，誰知我心焦”(《其三十三》)，“獨坐空堂上，誰可與親者”(《其十七》)。詩人只能永遠得不到慰藉，只能是無限的憂思，孤獨地徘徊，永恆的悲哀。

縱觀全詩，似是“反覆零亂，興寄無端”(沈德潛語)，“如晴雲出岫，舒捲無定質”(王夫之語)，但如果把握了詩人“悲在衷心”的旨趣，就自可理解這首“曠世絕作”。“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鍾嶸在《詩品》中對阮籍詩的評價，當是不易之論吧!

詠懷原文及鑑賞2

歲夜詠懷

唐代：劉禹錫

彌年不得意，新歲又如何?

念昔同遊者，而今有幾多?

以閒爲自在，將壽補蹉跎。

春色無情故，幽居亦見過。

譯文及註釋

譯文

我一年比一年不得意，新的一年又將會如何?回憶過去一起交遊的朋友，現在活着的還有多少?我把閒居當作自由自在，把長壽看作補回歲月蹉跎。只有春色不管人情世故，在閒居的時候還來探望我。

註釋

彌年：即經年，多年來。

新歲：猶新年。

同遊者：指志同道合，同遊共處的人們。同遊：互相交往。

自在：自由;無拘束。

蹉跎：失意;虛度光陰。

無情故：不問人情世故。

幽居：隱居，不出仕。見過：謙辭。猶來訪。

鑑賞

一般說來，守歲之夜(即除夕)人們常常盼望來年的諸事如意，大運亨通。而此詩卻一反常情，首聯便說：“彌年不得意，新歲又如何?”“意思是說：多年來就在坎坷不得意中渡過，新的一年又當如何呢?言外之意是不會有新的希望了。

頷聯說：“念昔同遊者，而今有幾多?”“同遊者”在這裏是指柳宗元、王伾、王叔文、韓泰、陸質、呂溫、李景儉、韓曄、陳諫、凌準、程異、房啓等政治上的`革新派。他們有的被殺，有的病死，有的渺無音信。這裏應特別提出新亡的好友柳宗元。元和十二年，朝廷派柳宗元到條件較好的柳州做刺史，而把劉禹錫派往條件極差的“惡處”(《因話錄》)播州(即今遵義地區)。柳宗元考慮劉禹錫的老母年近九旬，不宜去往荒遠之地，便主動要求與劉對調。而今比詩人年輕二十三歲的柳宗元卻在“惡處”困病而亡，這不能不使詩人倍加傷懷。因此，這“有幾多”固然是傷悼衆友早逝，更主要的是對摯友柳宗元的痛悼;表現的是“一人突逝，舉目寂空”的沉痛之情。

頸聯表面是寫自己的頹傷，表現的是無所作爲之情，實際是牢騷之語，抒發的是憤激之情。詩人早年苦讀，不慕榮華，注重品格修養;中年積極參加政治革新，極力革新政治，成爲永貞革新中最核心的人物之一，時稱“二王劉柳”;革新失敗，流徒邊州，在極端的困境中，不但寫了大量的政治諷刺詩，痛斥宦官權臣和趨炎附勢之徒是一批渺小而又可惡蚊蟲(《聚蚊謠》)，並寫下不少相當有份量的政治散文;遇赦放還，仍痛罵靠鎮壓永貞革新而上臺的人物爲“桃李顏”之徒。他戰鬥不息，從來沒有以“安閒爲自在”過。這種以生死置之度外的不屈精神，絕不能說是“將壽補蹉跎”。因而可以說，此聯抒發的是一種極端痛苦的憤慨和牢騷，是正意以反語出之。

尾聯：“春色無新故，幽居亦見過。”表面是說年年的春色皆同，在貶謫幽居時也是如此。而真正的含義卻是：自然界的春天是無所謂的，可惜的是看不到政治的春天降臨人間，看不到國家興旺景象的來臨。劉禹錫雖然才華橫溢，但他並不甘心當一名文士，而是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爲，以利國計民生。他奮鬥一生，壯志未酬，這是十分苦悶的。此詩表面似乎是表現詩人的平靜、閒適、甚至有些頹傷;但字裏行間，卻隱透出詩人極端的苦悶。這種隱真意實情於字背的方法，是這首詩的主要特色之一。特點之二是“對仗”。本來，律詩只要求中間兩聯對偶，首尾兩聯是無所謂的。但此詩卻能用字字平易、句句明白如話的語言，寫得聯聯對仗，句句通俗，這是不易做到的。

創作背景

“永貞革新”。劉禹錫被貶，元和十四年(819年)，劉禹錫老母病逝，在護送尋柩過衡陽時又接到好友柳宗元去世的消息。詩人聞訊異常悲痛，寫下許多悼友之作。此後兩年在洛陽守喪，《歲夜詠懷》約寫於居喪時期。

劉禹錫

劉禹錫(772-842)，字夢得，漢族，中國唐朝彭城(今徐州)人，祖籍洛陽，唐朝文學家，哲學家，自稱是漢中山靖王后裔，曾任監察御史，是王叔文政治改革集團的一員。唐代中晚期著名詩人，有“詩豪”之稱。他的家庭是一個世代以儒學相傳的書香門第。政治上主張革新，是王叔文派政治革新活動的中心人物之一。後來永貞革新失敗被貶爲朗州司馬(今湖南常德)。據湖南常德歷史學家、收藏家周新國先生考證劉禹錫被貶爲朗州司馬其間寫了著名的“漢壽城春望”。

晚年生活

大和元年，劉禹錫任東都尚書。次年回朝任主客郎中寫了《再遊玄都觀絕句》，表現了屢遭打擊而始終不屈的意志。以後歷官蘇州、汝州、同州刺史。從開成元年(836年)開始，改任太子賓客、祕書監分司東都的閒職。

會昌元年(841年)，加檢校禮部尚書銜。世稱劉賓客、劉尚書。劉禹錫晚年到洛陽，與朋友白居易、裴度、韋莊等交遊賦詩，唱和對吟，生活閒適，和白居易留有《劉白唱和集》、《劉白吳洛寄和卷》，與白居易，裴度留有《汝洛集》等對吟唱和佳作。此後，他歷任集賢殿學士、禮部郎中、蘇州刺史、汝州刺吏、同州刺史，最後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會昌二年(842年)病卒於洛陽，享年七十一歲。死後被追贈爲戶部尚書，葬在河南滎陽(今鄭州滎陽)。

哲學成就——唯物主義傾向

劉禹錫的哲學思想具有鮮明的唯物主義傾向。主要著作是《天論》三篇。在宇宙論方面，他的唯物主義思想比柳宗元更進步。關於自然與人的關係，劉禹錫提出了天與人“交相勝，還相用”的觀點，具有積極的進取精神。他認爲，人之所以產生唯心主義思想，是與社會現實有密切關係的。“法大行”的時候，社會上“是爲公是，非爲公非”，人們就不會產生禍福來自天命的思想;“法大弛”的時候，社會上是非顛倒，人不能勝天，天命論就在人間得到了宣揚的條件;“法小弛”的時候，社會上是非不清，人們就會對天命將信將疑。劉禹錫用社會實踐解釋天命論產生的根源，是在認識論方面的一個重大貢獻。這也是劉禹錫對有神論社會根源的看法。他認爲，在法大行的社會裏，是爲公是，非爲公非，蹈道必賞，違善必罰，人們就會說，禍福決定於人的行爲，與天沒有關係。在法大弛的社會裏，是非顛倒過來，賞恆在佞，罰恆在直，人們對不合理的現象找不到解釋，就不得不把一切歸之於天。他又認爲，當“理明”時，人們就不會講“天命”;當“理昧”時，就不會不講天命。劉禹錫從法弛和理昧來解釋有神論產生的根源，可謂見解獨到，他指出神是人在一定條件下創造出來的，是具有積極意義的。他在所寫的《天論》三篇中，力求把柳宗元與韓愈的論戰深入下去，進一步探索天人關係問題。他認爲，“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自然)，有形之大者也;人，動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天與人各有其自身的自然特點，“交相勝”，“還相用”。人雖不能干預自然界的職能和規律，但卻可以利用和改造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