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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的軟肋雜文隨筆

隨筆3.32W

最近見到幾篇有關秦始皇爲什麼不立皇后的文章,有的以爲是他母親趙姬行爲不檢點,給他心理上留下了陰影有關;有的以爲他忙於政務和長生不老,無暇關心此事。不過都沒有觸及到秦始皇唯我獨尊的關鍵,可以和專權抗爭的,除了地方政權和官僚集團的勢力,還有經濟和精神文化的力量,所以秦始皇實行郡縣制,還要焚書坑儒。按照李斯的說法是:“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揜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辯,故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仁義、烈士、不同意見和任何他認爲可以蓋過自己風頭的事,都是不能容忍的。他對呂不韋說:“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這裏固然有其母親的關係,但封十萬戶和“仲父”之稱,對於他來說,都是芒刺在身的事。他把曾經和自己相依爲命的母親逼入絕境,還發狠說:“敢以太后事諫者,戮而殺之,從蒺藜其脊肉,幹四肢而積之闕下。”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爲她的行爲過於拉風了。他還想到了死後不能控制的諡號,所以他要除諡法,說:“朕聞太古有號毋諡,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爲諡,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取焉。自今已來,除諡法,朕爲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如果他沒有立皇后,則可以從《荀子》中找到答案,荀子說:“天子無妻,告人無匹也。”立了皇后,就是承認了有妻,楊倞注《荀子》的解釋是:“妻者,齊也,天子尊,無與二,故無匹也。”這是秦始皇不能容忍的。不過,秦始皇是不是真的沒有立皇后,還是有疑問的,《白虎通》就說:秦國稱後始於孝文王以安國君立爲王,以華陽夫人爲王后,以後“秦稱皇帝,正嫡曰皇后。”《中華古今注》有:“始皇詔後梳凌雲髻”的記載。看來秦始皇還是立了後的,只是有關皇后的記載很少而已。

秦始皇的軟肋雜文隨筆

但是,無論如何專權,有一件事是可以拿來忽悠他的,那就是長生不老和死後的享受。於是出現了一位名字叫清的特殊女人,《史記》載:“巴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皇帝以爲貞婦而客之,爲築女懷清檯。”秦始皇不僅容許她發財、用財自衛,還請她到京城爲客,死了還築臺懷念她。她老家的《長壽縣誌》還說她家族的僕人上千、徒附和私人保鏢上萬。簡直是獨霸一方的地方武裝,就是因爲她經營的是丹砂。《漢書.食貨志》說巴寡婦清,其家族數代壟斷丹砂經營。丹砂不僅是煉丹的材料,還是秦始皇陵必需的水銀的原料。這就是司馬遷感嘆一個窮鄉僻壤的寡婦,居然可以“禮抗萬乘”的原因,秦始皇和她之間存在着一筆心照不宣的交易。

宋仁宗時的中書令夏竦按照封建婦道,在他的《女懷清檯銘》裏對寡婦清“貞婦”提出了異議,他說:“婦越閨戶,預外事,是非貞也;圖貨殖,忘盥饋,是非孝也;採丹石,棄織紝,是非功也;抗君禮,乖婦儀,是非德也。”而宋代的學者劉攽,多少也看到了“貞婦”背後的實質,他在《女貞花》詩中說:“巴婦能專利丹穴,始皇稱作女懷清。此花即是秦臺種,赤玉燒枝擅美名。”此時還有什麼貞不貞的問題?要不是她死得早,不要說在偏僻的巴地獨霸一方,就是再多提出一些讓秦始皇違背獨裁原則的要求,也是完全可以得到滿足的。

秦滅六國,卻留下了一個衛國,而且終秦始皇一生沒有去絕衛祀,這不能不說是一個謎。《史記.衛康叔世家》說衛國到衛元君時已經只留下濮陽一地了,秦滅了魏國後把濮陽劃入東郡,而把衛國從河南東北部遷到了西北部的野王縣。

衛國的最後一個國君叫君角,奇怪的是,“君角九年,秦並天下,立爲始皇帝”以後,秦始皇卻一直沒有去滅衛,直到秦始皇死了十多年以後的“君角二十一年”,秦二世才“廢君角爲庶人”,衛國這纔算是壽終正寢了。而這時秦朝本身也快走到盡頭了。

秦始皇除了留下一個中原的衛國,他沒有統一的還有幾個邊遠的地方。《西南夷列傳》說:“秦滅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除了滇以外,《東越列傳》還記載:“越東海王搖者,其先皆越王勾踐之後也,姓騶氏,秦並天下,皆廢爲君長,以其地爲閩中郡”,《越王勾踐世家》則記載:楚威王大敗越,盡得故吳地,“而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爲王,或爲君,濱於江南海上,服朝於楚。後七世,至閩君搖,佐諸侯平秦。”

閩中郡採用了君長統治的辦法,秦王朝認爲這一帶遠離中原,是“荒服之國”,而且越人強悍,難以統治,所以閩中郡雖然名義上實行郡縣制了,實際的建制卻是與其它郡不同的。秦政府並沒有派守、尉來閩中,而是僅僅廢去了越人的王位,行政長官仍然是勾踐的後代。

越族是個很大的'種族,分支極多,《索隱述贊》說:“勾踐之裔,是曰無緒,既席漢寵,實因秦餘,騶、駱爲姓”。在司馬遷《史記》以前的上古時代,是男子言氏不言姓,女子言姓不言氏的,比如我們現在說秦始皇爲嬴政,上古時代卻是爲趙政的。因爲他的先人封於趙,所以秦始皇以嬴爲姓,以趙爲氏,《史記》上也只有趙政,沒有嬴政的。

勾踐的姓是姒,氏爲騶,所以,這也佐證了東海王騶搖確實是勾踐的後裔。而且他們被楚國打敗後,仍然還奉之前的楚爲正統,就這樣,到秦滅後的東海王騶搖,他們已經維持了七代,這在秦國是很有幾分一國兩制味道的。而且還有不少“濱於江南海上”的一些地方,始終沒有被秦始皇統一過。

秦始皇滅了六國,就開始熱心於巡遊,立碑記功,宣揚自己統一天下的功勞,並且開始大享其樂和尋求長生不死。他已經無心去攻打路途險阻的滇,以消滅楚國的殘餘;也無心去與擅長水戰的越人爭奪濱於江南海上之地了。

但是這畢竟和他宣揚的一統天下有些缺憾,於是,秦始皇就需要爲自己的不徹底性設定一個託詞了,他特意留下了一個衛國也就很有必要了,這樣可以用來自欺欺人,以便看起來似乎隨時都可以拿下。但從地圖上抹掉野王縣的衛國,雖然只要高興,隨時都是可以做到,但滇與越的殘餘,雖然已經難以對秦始皇構成威脅,要拿下它們,卻也是不那麼容易的,這就成了秦始皇“一統天下”的一筆糊塗賬。

去孟子故里轉了一圈,想起一直有爭議的秦始皇《嶧山刻石》,於是上嶧山尋訪了一番。秦始皇爲自己的立石記功,就是從這裏開始的。《史記》載:“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卻沒有記載刻石的具體文字。唐人《封氏聞見記》說這塊刻石在後魏太武帝登此山時,被“使人排倒”了。以後又經歷了幾次變故,杜甫就有詩說:“嶧山之碑野火焚,棗木傳刻肥失真。”據說以後的文字,是按照南唐徐鉉摹本重刻的。自從刻了《嶧山刻石》,秦始皇刻石的嗜好就一發不可收拾了。因此他又“與魯諸儒生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而上了泰山,立了《泰山刻石》。除了這兩個刻石,接下來的《琅邪刻石》、《之罘刻石》、《東觀刻石》、《碣石門刻石》都被他刻在了海邊,包括最後一塊,也是“望於南海,而立石刻”的《會稽刻石》。

秦始皇的沿海巡視中,去得最多的地方是琅邪,那正是越王勾踐勝吳後遷過去的都城所在地。《越絕書》記載:“勾踐徙都琅邪,起觀臺,臺周七裏以望東海。”雖然《秦始皇本紀》說:“二十五年,王翦遂定荊江南地,降越君,”但是勾踐的後代東海王搖,閩越王無諸等人統治的地方仍然存在。《淮南子·人間訓》記載:秦始皇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爲五軍,一軍塞鐔城之嶺,一軍守九疑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殺西嘔君譯籲來,而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爲秦虜。”南方的百越仍然不肯服從秦的統治。《越絕書》還提到:“婁門外力士者,闔廬所造,以備外越。”、“婁北武城,闔廬所以候外越也。”內越和外越仍然是秦國海上的主要威脅,所以他多次到琅邪視察和派人出海,目的並不是僅僅爲了尋仙求不死藥。

從北邊的碣石門到芝罘、東觀、琅邪,加上“立石東海上朐界中,以爲秦東門”,再到會稽,就是一條海防線。公元前219年東巡刻石,並“徙徒黔首三萬戶琅邪臺下”;公元前218年,“登之罘,刻石。”歸途中又視察了琅邪;公元前215年,到海防北大門的碣石門;公元前210年東遊會稽,又沿海北上到琅邪。他在“銘功會稽嶺,馳望琅邪臺”的同時,還“徙天下有罪謫吏民置南海大越故地。”可見他對越人的防範心理,而他曾派徐福兩次入海東渡,也顯然有尋仙以外的重要目的。

《會稽刻石》的特別之處是有一段不一樣的文字:“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佚,男女絜誠。夫爲寄猳,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爲逃嫁,子不得母,鹹化廉清。”有人說這反映了他的貞節觀,以及之所以殺呂不韋,鄙視生母的心跡。顧炎武則認爲:“《吳越春秋》有謂勾踐‘以寡婦、淫泆過犯,皆輸山上;士有憂思者,令遊山上,以喜其意。’當其時蓋欲民之多,而不復禁其淫。傳至六國之末,而其風猶在。故始皇爲之厲禁,而特着於刻石之文。”但兩者都忽略了越人在多次大規模征戰以後,男女比例已經嚴重失衡的情況,以及他們臥薪嚐膽,捲土重來的特色。秦始皇自家的心事,何必寫到越地去?禁其淫佚,越人比不上齊人的女閭七百,爲什麼一定要寫到越地去呢?那是想盡可能地減少越人的有生力量,而且還極具侮辱性地用了“寄猳”這個詞語。

秦七刻石現在原物僅存《琅邪刻石》十三行殘碑一塊,爲二世詔書及從臣名,計八十四字。秦亡後,刻石被鑿破扔入了海中,到了近兩千年後才被撈起,現存國家博物館。而《琅邪刻石》還透露了一個有意思的資訊,雖然秦始皇說了:“天下共苦戰鬥不休,以有侯王。”但秦在實行郡縣制的同時,還是有封侯的,所以碑文提到的隨從人員中有:“列侯武城侯王離、列侯通武侯王賁、倫侯建成侯趙亥、倫侯昌武侯成、倫侯武信侯馮毋擇”等人,這些列侯和倫侯的排名還都在“丞相隗林、丞相王綰、卿李斯”之前。以後秦二世也封趙高爲“武安侯”。顏師古說:秦制第十九級的關內侯“言有侯號,而居京畿,無國邑。”但對照秦始皇至死還留一塊小地方讓衛國延續下去的情況,他讓幾個地位高於丞相、卿的列侯存在封地,也是可能的。幾個強人在一起,不分給他們一點好處,誰給他賣命呢?

不少學者認定,尚賢任能也是法家的政治主張。但商鞅卻是明言要尚奸的。《商君書》說:“國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亂至削;國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疆。”用善人是不行的,因爲:“用善,則民親其親;任奸,則民親其制。”爲了統治的需要,親情是要不得的。“章(彰)善則過匿,任奸則罪誅。過匿則民勝法,罪誅則法勝民。”按照專制的規定,人與人之間“劃清界限”是必須的,這裏不能有善惡的評判,也不能有個人隱私,“賞施於告奸,則細過不失”,打小報告是受到鼓勵的。於是禮樂、詩書、修善、孝悌、誠信、貞廉、仁義、非兵、羞戰,就成了統治的大敵,被商鞅稱之爲“六蝨”。在他的眼裡,有了詩、書、禮、樂、善、修、仁、廉、辯、慧,這十樣東西,則“敵至必削,不至必貧。”不要這十樣東西,則“敵不敢至;雖至必卻;興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於是,參觀兵馬俑的時候,常常讓人懷疑這個“見戰,如餓狼之見肉也”的強大的軍陣,究竟是正常的人組成的,還是異化成了動物的人組成的?這樣沒有文化、沒有廉恥的軍隊,當然不可能按兵不伐。因爲:“國疆而不戰,毒輸於內”,社會要求和社會矛盾得不到轉移,不滿得不到發泄,必須透過戰爭,使“毒輸於敵國”。

就是真的“按兵不伐必富”,民也富不起來。商鞅對於富民的辦法是:“民有餘糧,使民以僳出官爵,官爵必以其力,則農不怠,四寸之管無當,必不滿也。授官予爵出祿不以功,是無當也。”糧食多了,可以用來買爵位,這就設立了一個裝不滿的無底洞。因爲刑罰多如牛毛,而且輕罪重罰,“棄灰於道者黥”、“步過六尺者有罰”,還有各種連坐之罪,弄得人人難逃法網,“農有餘食”也是不利於讓他們出力的。“有道之國,務在弱民”,要他們出力,必須讓他們貧困,因爲“民辱則貴爵,弱則尊官,貧則重賞。”這樣就達到了“民貧則力富”,力富又不得不出死力的效果。

不僅要民貧,還要愚,“民愚則力有餘而知不足”,他們要的只是民力,“民不貴學問,則民愚。”還要“廢逆旅,私交。”不讓他們有所交流。在這種思想指導下,焚書坑儒就不難理解了。商鞅變法成功了,秦始皇最終也在這個基礎上完成了統一大業,天下百姓做人的權力也進一步被剝奪了。

漢承秦制,以後封建的列朝列代,也都或多或少地繼承了這個傳統。《資治通鑑》所記載:漢宣帝曾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儒法二家,左手右手而已,商鞅那樣的法家畢竟過於赤裸裸,所以到了荀子、韓非子等人那裏,就不那麼直白了。統治者也看到了“內王外聖”,用儒家忠孝仁義的欺騙性,來掩蓋那一份赤裸裸的重要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