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者平靜地上路隨筆
105歲的楊絳先生走了。她的離去是安靜的,一如她在世的時候。敬愛她的人們,也許有些悲傷,但更多的是看到一個美麗人生圓滿落幕的欣慰,是對“我們仨”在天堂團聚的衷心祝福。她希望自己的離去不會成爲新聞,事實上也沒有成爲新聞,一個生前已自覺遠離新聞的人,新聞當然無法進入她最後的神祕時刻。我們只知道她走了,關於她從臥病到離世的情形,未見任何報道。這類報道原本就是不需要的.,即使有,也只能是表象的敘述,無甚價值。一個洞明世事的智者在心中用什麼話語與世界告別,一個心靈的富者最終把什麼寶藏帶往彼岸,一個復歸於嬰兒的靈魂如何被神接引,文字怎麼能敘述呢?
女兒錢瑗和丈夫錢鍾書去世後,楊絳在這個世界上又生活了18個年頭。按照常理推測,耄耋之年,孑然一身,晚景必定是很淒涼的。事實完全不是如此。楊絳知道自己留在人世間有事要做,用她的話說,就是“打掃現場,盡我應盡的責任”。在這些年裏,她寫出了生平最深情的作品《我們仨》和最精神性的作品《走到人生邊上》,更大量的精力則用於整理錢鍾書留下的手稿。那幾麻袋札記和筆記,許多是散頁、紙片,字跡已模糊,她一一仔細辨認,進行剪貼、分類、梳理。這樣的工作,即使在一個精力充沛的年輕人也是難以想象的,而她比年輕人做得更好。她從容不迫地工作,日子過得很充實。《錢鍾書手稿集》包括《容安館札記》3卷,中文筆記20冊,外文筆記48 冊,最近終於出齊。她要做的事做完了,於是從容地走了。
妻子郭紅在商務印書館工作時,先後擔任《容安館札記》和《走到人生邊上》的責任編輯,與楊絳接觸甚多,我有幸也得以結識這位隱於市的老人,曾兩次跟隨着去社科院宿舍的那套單元房蹭見。房間樸素乾淨,簡單的傢俱都是公家配給的,老一代知識分子的居家基本如此。楊絳一臉單純清朗,真的像個孩子。第一次,同去的一位出版人帶了多冊貴重圖書送她,她堅拒,說正在把東西散掉,怎能再收,唯獨挑出一本《妞妞》貼在心口,微笑着說只要這一本,樣子極可愛。讓我感動的是,她當晚就讀了,傳話給我,說我能寫小說。第二次,我們帶了四歲的女兒啾啾去,她的心思就在孩子身上了,在紙上寫下“啾啾”兩個大字,又找出一本民國時期的童書送她。我覺得不能拿走人家的珍藏,示意郭紅謝絕了。郭紅事後怨怪我說,楊先生在散東西,謝絕是無禮,我這才意識到自己的糊塗。
《我們仨》出版後,我寫了一篇書評,登在《讀書》雜誌上。其後不久,我的《歲月與性情》出版,一位共同的朋友建議楊絳也爲我寫一篇書評。她看了書,答覆是不寫,因爲不贊同我的愛情觀。我理解她的不贊同,也欣賞她的坦誠。《走到人生邊上》出版後,我又寫了一篇書評,她給了兩個字的評價:“知我”。不可能有別的評價能給我這麼親切的滿足感了。
有的論者批評說,錢鍾書楊絳夫婦潔身自好,不能勇猛擔當,這樣的論者應該認真讀一讀《走到人生邊上》,書中對時代功利喧囂靈性迷濛的觀察多麼清醒,分析多麼到位。楊絳的確不是鬥士,而是智者,但我有一問:我們時代真的只需要鬥士,不需要智者了嗎?堅守純正的精神品格,明辨是非而並不糾纏其中,嫉惡如仇而並不短兵相接,這難道不也是擔當的一種方式嗎?在今天的時代,智者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請允許他們按照自己的方式自救和救世。楊絳對窗外發生的事心知肚明,於是關上窗戶,靜心做自己的事,做成了唯有她能做、任何別人不能代替她做的事。
寫《走到人生邊上》這本書,楊絳其實是在給她的人生做總結,爲即將上路的她的靈魂清點行囊。我相信她已經散掉了一切多餘的東西,帶上了此生最寶貴的收穫,正平靜地走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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