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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辭學發凡》讀書筆記範文

讀完一本經典名著後,你有什麼體會呢?爲此需要認真地寫一寫讀書筆記了。但是讀書筆記有什麼要求呢?以下是小編爲大家收集的《修辭學發凡》讀書筆記範文,歡迎大家借鑑與參考,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修辭學發凡》讀書筆記範文

陳望道《修辭學發凡》作於1932年,爲中國現代修辭學的開山之作,承前唐鉞《修辭格》,啓下科學的修辭學研究,大致可以看出如下閃光點:

一、科學的分類體系

科學的分類體系是陳望道在《發凡》中多次強調的其創新之一。陳望道的分類體系,科學之處一是如他在文中所說,可以將幾乎所有修辭現象都包納在內而不受時間地點限制,不管是積極修辭還是消極修辭,具體到《發凡》的重點即積極修辭中的“辭格”部分,即使新出現的新的修辭手法,也能很快在陳望道的分類體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因爲文辭語言不外乎材料、意境、詞語與章句,所以他的分類方法包孕能力很強。

還有一個科學之處就是辭趣的提出,陳望道首先提出了“辭趣”的概念,辭趣指的是語言文字本身情趣的運用,大體可以分爲三個方面:辭的意味,辭的音調和辭的形貌,辭趣的提出在某種意義上模糊了辭格運用與否的界限,即存在一些不那麼完善的.“辭格”,這種辭趣來源於人對錶現力的追求,並不一定要使用界限分明的辭格才能讓語言較強的表達能力,於是辭格運用與否之間,表達與記述兩種法式之間呈現了一種順滑而自然的連接,這對一門嚴格限定範圍的學科來說是有積極意義的,很明顯陳望道是直接從經驗材料入手對修辭活動進行研究,《發凡》受其時尚未建立爲體系的傳統修辭學框架影響較少,而又掌握材料較多,故而不是粗暴地根據構想出來的框架限定學科範圍,他對修辭活動的產生機制瞭解較爲深刻,才能在經驗材料上直接進行較爲全面的總結。

二、積極修辭和消極修辭的分野

其次需要注意的是,這個分類方法本身就是他採取的研究範式的體現,陳望道在《發凡》第一篇的結尾聲明是採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來研究修辭學,強調“內容決定形式”而“內容”本身又常爲“立場、世界觀和社會實踐”所決定,任何“內容”都能產生各自的形式,而不是視原先的修辭概念爲“有標記”的,而原先的白話概念爲“無標記”的零形式,具體到這個分類框架中,我們可以發現,陳望道提出積極修辭與消極修辭的兩大分野是難能可貴的,“沒有修辭就沒有任何表達”,在這裏他賦予了各種“內容”同樣的地位,即使是所謂“粗俗”的市民口語,也沒有任何理由比積極修辭低級,如果一個人生活的環境並不需要使用過多的積極修辭,只有所謂“平淡乏味”的修辭能幫助它們很好地適應情境與題旨,我們又有什麼資格嘲笑它們的語言“低級”呢?

這是與原先的文辭本位相對的,從語義上看,修辭義爲修整文辭,陳望道“消極修辭”的提出破除了這一觀念,這裏有兩點積極意義,首先,舊有的純粹雕琢形式的修辭不再成爲少數人所享有的技術手段,而只不過是適應情境與題旨的工具而已,於是修辭學中雕琢詞句的“美感”便讓步了,語言修辭與表達真正成了所有人的共同能力,或許不應有人爲自己不加修飾的“低等”語言而遺憾。在第一篇中,陳望道明確提出自己的幾個寫作目的,其中之一便是消滅歧視,“將一切歧視文言口語的偏見立時消滅”,同時希望治療兩種病症,一是屑屑模仿病,一是美辭堆砌病,應該說,這在1932年語言新舊更替的中國是有重要進步意義的.。

其次,這種讓步給了言語更廣闊的介入社會的空間,言語的目的在於適應情境與題旨,這就至少爲語言的使用開啟了兩條通道,一方面失去修辭學束縛的言語可以徑直走向薩特的“介入”,着眼於內容與形式的辯證統一體本身,完全投入對情境與題旨的高度參與,一些原先相對弱勢的言語不需要汲汲於用舊“修辭”武裝自己,而是可以直接投入戰場。另一方面與薩特相對,巴特的零度寫作也有了一定的反思基礎,各種不同的言語與意識形態直接相連,修辭與否的準繩被打斷後,不再有關於優秀語言的單向度的評價標準,反思的矛頭便能夠直接對準各種話語本身,亦即對準話語背後的意識形態,在這個方面,具有超出修辭學本身的積極意義。

三、《發凡》新體系的符號學思考

陳望道的符號學思考大多集中於第二篇,他認爲“語言文字的聲音、形體、意義,都有固有和臨時兩種因素”,儲存在大腦中的聲音、形體與意義都是抽象的,只有固有因素,在實踐與運用中才被賦予臨時因素,被賦予具體的用法。這裏是說,經驗世界被範疇化後儲存於大腦,此外能指與所指的聯繫同時具有理據性與任意性,就這兩點而言與索緒爾幾乎是一致的。

但同時他更加強調了社會因素的作用,語言活動中必須有情境與題旨的參與,這一點其實在全書中是一以貫之的,在《發凡》全書中,其實是有能指與所指穩定結合的錨點的,如陳望道認爲消極修辭的記述表達法式是“概念的、抽象的、理知的”,而積極修辭的表現表達法式則反之,而即使是表現境界中也可以使用消極修辭,《發凡》認爲表現法式受社會意識影響最深,其實就是說記述法式更接近“固定因素”,是更接近事物概念本身的。我們在接受消極修辭的語言的時候,實際上是在就語詞本身進行概念與邏輯的推算,而積極修辭則是透過社會經驗進行聯想,但同時陳望道也指出,積極修辭與消極修辭並不是截然分明的,二者常常纏夾不清,一句生動的言語中自然也包含有記述的成分,所以我們需要注意的是,兩種思維方式應該是常常同步發生的,只是我們對二者運用的強度有些許差異。這種觀念並不是模糊積極修辭與消極修辭的界限,讓原本清晰的分類重歸混沌,實際上在研究中還是可以明確區分二者,可以看到這裏已經使得修辭超越了能指與所指一一對應組成的組塊各自孤立的排列組合遊戲本身,而進入了更深層的語義學層面,給了語義分析一定的啓發,也是陳望道不片面追求便捷而削足適履的科學精神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