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詩歌中的濁酒意象

中國文化縱橫幾千年，源遠流長，到處都瀰漫着一股濃烈的甘醇的酒香，這酒香中氤氳着的是祭祀者的虔誠，是有志之士的慷慨激昂，是青年才俊的雄才大略，是失意者的惆悵失落，是激憤者的“不平之鳴”。

杜甫詩歌中的濁酒意象

第一章 序言

酒爲詩之媒，酒是詩人生命的表現形態，酒力的昇華能夠使詩人們孕育出好詩。“且將棋度日，應用酒爲年”“寬心應是酒，遣興莫過詩”，像這樣痛飲度日，以酒遣興的事例不在少數。談到酒，我們大都會將注意力集中於那個有着“花間一壺酒”的浪漫情懷的“詩仙”、“酒仙”李白，卻忽略了那個將內心愁苦釀成一壺濁酒的杜甫。

清代《全唐詩》選杜詩有1400多首，其中寫酒的詩就有300餘首，與他同時期的李白相比較，杜甫詩中的酒不是李白詩中經常出現的“金樽清酒”，大都是濁酒，而且相對於李白的醉飲來看，杜甫詩歌之中的“濁酒”意象更加註重表現的是酒後清醒之後的刺痛之感，造成這些不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也就造成了杜甫詩歌之中包含獨特文化內涵和思想內蘊的特殊的“濁酒”意象。

第二章 “濁酒”意象分析

唐朝是一個崇尚美酒的典型時代，朝野上下，市井內外，都會把酒當作媒介，當時的人們也透過酒的媒介來傳遞感情，抒發精神情趣。

在佔其詩歌總數20%之多的飲酒詩中，杜甫的“我生性放誕，雅俗逃自然。嗜酒愛風竹，卜居必林泉”、“此身醒復醉，乘興即爲家”都是他的飲酒生活的寫照，即使到了老年，他也以酒爲伴，“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頭盡醉歸。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可以看出杜甫不僅是“詩聖”，“酒聖”這一名號也非他莫屬。對於杜甫來說，酒不但是個性張揚時的催化劑，是沉鬱悲愴時的澆愁之物，更是他不得志時苦悶之時的象徵物。他的詩歌中鮮有“美酒”出現，取而代之的是出現次數衆多的“香醪”“春醪”“濁醪”等“濁酒”意象。

早在殷商時期，人們就用穀物加酒麴釀酒，唐人釀酒，多用黍米和糯米。這在唐人詩作中也有記載，“釀黍長添不盡杯”(司空圖《力疾馬上走筆》)就是說的用黍米釀酒。唐代的米酒按當時的釀造模式又可分爲濁酒和清酒。濁酒的特點是釀造時間短，成熟期快，酒度偏低，甜度偏高，釀造工藝也比較簡單。濁酒的酒液比較渾濁，米滓往往漂浮在酒面上，如同浮蟻一般，故而唐人詠及濁酒，多用“蟻浮”或“浮蟻”來形容。杜詩中的酒多爲濁酒，但有時也用別的詞來替代，如“蟻浮仍臘味，歐泛已春生”(《正月三日歸溪上有作，簡院內諸公》)，“無人竭浮蟻，有待至昏鴉”(《對雪》)。杜甫也稱酒爲“香醪”，“ 醪”也是濁酒的意思，杜詩“細草偏稱坐，香醪懶再酤”(《陪李金吾花下飲》)，“清秋多宴會，終日困香醪”(《崔駙馬山亭宴集》)。也有時候，杜甫將酒稱作“濁醪”，“ 濁醪自初熟，東城多鼓鼙。”(《泛溪》)。

第三章 “濁酒”意象蘊含的思想內蘊

錢鍾書先生(《管錐編》二)：“域中自莊生以還，只頌酒德”，隨着時代更迭和社會狀況變遷帶來的個人內心情感的變化，酒在歷代詩人心目中已獲得大大超越其本身的原始的作爲飲料的內涵，而成爲一種包含多層文化和思想內蘊的複合體，錢老先生的這句話也是由酒這一單純的已經道出了酒在中國古代傳統文化演進中的這一特質。 “江湖”和“廟堂”歷來都是知識分子難以解決的矛盾和痛苦的根源，或借酒佯裝癲狂避世自隱，或攜酒橫刀立馬的建立軍功，酒成了古代人類物質文化形態和個體心靈審美創造主客體融匯的特殊凝結物。這對於杜甫這位從小就懷抱“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現實主義詩人來說，這一點就更加表現的淋漓盡致，特別是他飲酒詩中的“濁酒”意象。

就如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所說的那樣：“有我之境，以我觀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杜詩中對於酒的稱呼是個人情感在客觀事物身上的映射。詩人自天寶14年安史之亂爆發，就開始偕家小由奉天先到白水，由華州往泰州，中間又輾轉多地直到夔州，這期間遭逢貧窮和戰亂，在這樣生活環境極其惡劣的條件下，詩人沒有能力買好酒，所以他詩中的“濁酒”也合情理。但在這期間，杜甫也曾多次受人接濟酒肉飲食，所以也不排除他內心淒涼苦痛，而感覺他喝的酒因着人之色而由“香”變爲“濁”。對於文人特別是像杜甫這類志在“兼濟天下”的人來說，顛沛流離，居無定所這些外在的生活上的困苦都是可以忍受的，讓他們無法忍受的是精神上的苦痛。杜甫是社會的良知，當他看到百姓的苦難，國家的破敗不堪之後，即使是玉盤珍饈，瓊瑤美酒在他眼中也只是糠糟濁酒了。他的名作《登高》“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這首詩是大曆二年(767年)杜甫在夔州時所作，正值九月九日重陽佳節，詩人登高遠眺，臨風懷想，天地一儒，只能形影相弔，此爲孤獨之悲，異鄉漂泊，多病殘生，因病斷酒，添愁惹恨，此爲斷飲之悲，一“濁酒”寫出了詩人此時此刻在此情此景中萬悲於心頭的潦倒，生活在當下社會環境之中的詩人也就再也吟不出“春酒杯濃琥珀薄“這樣的詩句了。

另一個層面上來看，杜甫家庭環境的影響以及這種影響之下的“奉儒守官”的思想消解了酒在一般意義上帶給詩人的狂放灑脫的印記，而變爲帶有沉鬱哀傷色彩的“濁酒”意象。從杜甫的十五世祖開始，幾乎世代都在當朝擔任大大小小的官職，生活在這種家庭環境之中的杜甫就不可避免的表現出對官職的嚮往，馮至先生在《杜甫傳》中說：“杜甫是出生於一個有悠久傳統的官僚家庭……由此我們可以理解杜甫庸俗的一面，他中年時期在長安那樣積極地營謀官職，不惜向任何一個當權者求援引，這和他家庭的傳統是分不開的。”莫礪鋒先生更是做過非常精確的計算，提到在今存杜詩中，共有四十四處提到了“儒“字。也許正是儒家文化在根源上對於杜甫的影響，他沒有沉溺飲酒佯狂自醉，而是用一杯濁酒掩蓋了政治的無情和自己的無奈。

第四章 結語

賀拉斯說：“不喝酒的詩人寫不出千古流芳的好詩”。託穆爾說：“酒是詩人的駿馬，跨上它，可以遨遊環宇”。酒是連接詩人與社會，連接社會和詩歌，連接詩人和詩的橋樑。

詩酒風流，有酒處也多有詩。文人多飲酒之人，也大都是醉飲，所作的詩也是寫己懷，杜甫飲酒也多醉飲，但卻是身醉而心不醉。他在詩中寫酒，藉助酒的參與，暫時麻痹自己的神經，但是詩人對現實有清醒的認識，他仍然熱愛國家，關心百姓疾苦，在高蹈獨立的酒興中沉思當下，心繫人民，酒不是他忘卻現實苦悶的“腐腸賊”，而是把詩興導向更廣闊空間的引路者。

杜甫詩歌風格

沉鬱頓挫

杜甫的詩歌在語言上，普遍認爲具有“沉鬱”的特點，“沉鬱”一詞最早見於南朝，“體沉鬱之幽思，文麗日月”，後來杜甫寫更以“沉鬱頓挫”四字準確概括出他自己作品的語言，“至於沉鬱頓挫，隨時敏捷，而揚雄、枚皋之徒，庶可跂及也”。對杜詩進一步的研究發現，其詩歌風格的形成，與其恪守的儒家思想有着密切關係。同時，杜甫處於盛世末期，少時有雄心壯志，“會當凌絕頂，一覽衆山小”，後來安史之亂爆發，國運衰微，加之仕途不濟命途多舛，理想與現實的巨大差距也使杜詩詩風大有轉變，趨近現實主義。而杜詩對意象選擇的'個性化，是杜詩語言的基礎。常在杜詩中出現的意象，例如古塞、秋雲、猿嘯、殘炬、急峽、危城、孤舟、落花、落日等自然景觀，以及織女、老婦、老農、嫠婦等普通百姓，還有官吏、將軍、惡少等權貴勢力，都表現了杜甫對“中興濟世的熱切，對淆亂乾坤的指斥，對橫行霸道的憤慨，對漂泊流離的悲傷，對生靈塗炭的悲憫，對物力衰竭的惋惜，對博施濟衆的讚美”，而正是這些沉重情感的表達，使得杜詩的語言趨於“沉鬱頓挫”。吳沆《環溪詩話》評杜甫晚期詩句“恣肆變化、陽開陰合”又云：“惟其意遠，舉上句，即人不能知下句”。吳沆又說：“凡人作詩，一句只說得一件事物，多說得兩件。杜詩一句能說得三件、四件、五件事物；常人作詩，但說得眼前，遠不過數十里內，杜詩一句能說數百里，能說兩軍州，能說滿天下，此其所爲妙”。

相容並蓄

杜甫的詩歌在風格上，是兼備多種風格的，元稹這樣評價杜甫：“至於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秦觀也有類似的看法：“於是杜子美者，窮高妙之格，極豪逸之氣，包沖淡之趣，兼俊潔之姿，備藻麗之態，而諸家之所不及焉。然不集衆家之長，杜氏亦不能獨至於斯也。”例如杜甫也有狂放不羈的一面，從其名作《飲中八仙歌》就可以看出杜甫的豪氣。主流觀點認爲，杜甫詩歌的風格沉鬱頓挫，語言精煉，格律嚴謹，窮絕工巧，感情真摯，平實雅談，描寫深刻，細膩感人，形象鮮明。“爲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是他的創作風格。就杜詩特有的敘事風格和議論風格而言，有學者認爲是受到《詩經·小雅》的影響，而其悲歌慷慨的格調，又與《離騷》相近。也有學者認爲，杜詩具有仁政思想的傳統精神，司馬遷的實錄精神。還有觀點認爲杜甫詩作具有“人道主義精神”。唐代的大文學家韓愈曾把杜甫與李白並論說：“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王安石表彰杜詩“醜妍鉅細千萬殊，竟莫見以何雕鎪”的成就。陳善《捫蝨新語》卷七：“老杜詩當是詩中《六經》，他人詩乃諸子之流也”。蔣士銓《忠雅堂文集》卷一《杜詩詳註集成序》亦稱“杜詩者，詩中之《四子書》也。”

煉字對仗

杜甫的詩歌在格律上，具有煉字精到，對仗工整的特點，符合中國詩歌的“建築美”，例如“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就是杜詩煉字與對仗高超的體現。另外，在體裁上杜甫有許多創新，例如他在五七律上的創造性也是他文學創作的獨到之處。

內容深遠

杜甫的詩歌的內容上，作品大多是反映當時的社會面貌，題材廣泛，寄意深遠，尤其描述民間疾苦，多抒發他悲天憫人的仁民愛物、憂國憂民情懷，杜詩有詩史之稱，這種說法最早見於晚唐，“杜逢祿山之難，流雍隴蜀，畢陳於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號爲詩史”。到宋時成定論，但詩史之義各有各說。人有以史事注杜詩，認爲杜詩爲紀實的詩，可以補史證史，所以稱爲詩史。這種說法只重史事之虛實真假，而輕視詩的情感特性。有人認爲杜甫具史識史見，其筆法之森嚴，可媲美漢朝歷史學家司馬遷。而詩有評人評事者，皆可“不虛美，不隱惡”，故號詩史。此說可取。另一說是，杜甫之詩之所以號詩史，因其悲天憫人，感時傷事，這種說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取的。但也有不喜歡杜甫詩者，楊億就不喜歡杜甫，劉放《中山詩話》雲：“楊大年不喜杜工部詩，謂爲村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