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李十一醉憶元九》白居易唐詩鑑賞
同李十一醉憶元九
花時同醉破春愁,
醉折花枝作酒籌。
忽憶故人天際去,
計程今日到梁州。
白居易詩鑑賞
“ 元九”就是在中唐詩壇上與白居易齊名的元稹。元和四年(809),元稹奉使去東川。白居易在長安,與其弟弟白行簡和李杓直(即詩題中的李十一)一同到曲江、慈恩寺春遊,又到杓直家飲酒,席上念及元稹,就寫下了這首詩。這是一首即景生情、因事起意之作,以情深意真見長。
詩的首句,據一同參加遊宴的白行簡在他所作的《三夢記》中記載應爲“春來無計破春愁”,但《白氏長慶集》中卻作“花時同醉破春愁”。白行簡所記可能爲初稿,《白氏長慶集》所錄則是最後的定稿。
在章法上,詩的首句是“起”,次句爲“承”,第三句當是“轉”。從首句與次句的關係看,將“春來無計”改作“花時同醉”,就與“醉折花枝”句承接得更爲緊密,而在上下兩句中,“花”字與“醉”字重複顛倒運用,更有相映成趣之妙。再從首句與第三句的關係看,“春愁”原是“憶故人”的鋪墊,但如果一開頭就說“無計破春愁”,到第三句就難以顯示轉折。這樣一改動,先說春愁已因花時同醉而破,再在第三句中用“忽憶”兩字陡轉,才顯出波瀾起伏之美,從而跌出全篇的風神。
這首詩的特點是,信手拈來,不事雕琢,以極其樸素、極其淺顯的語言,表達了極其深厚、極其真摯的情意。而情意的表達,主要在詩末“計程今日到梁州”一句。“計程”承上句“忽憶”來,是“憶”的深化。故人相別,居者憶念行者時,隨着憶念的深入,常會想象和估算對方此時已否到達目的地或正在中途某地。這裏,詩人意念所至,深情所注,信手寫出這一生活中的實意常情,給人以格外真實、親切之感。
當詩人作這首《醉憶元九》詩時,元稹正在梁州,而且寫了一首《梁州夢》:“夢君同繞曲江頭,也向慈恩院院遊。亭吏呼人排去馬,忽驚身在古梁州。”
元稹對這首詩的解釋是:“是夜宿漢川驛,夢與杓直、樂天同遊曲江,兼入慈恩詩諸院,倏然而寤,則遞乘及階,郵吏已傳呼報曉矣。”白居易詩中記敘的'真事竟與元稹寫的夢境兩相吻合。這一巧合正是以元、白平日的友情爲基礎的。唐代長安城東南的慈恩寺和曲江是當時遊賞勝地。進士登科後,皇帝就在曲江賜宴;慈恩寺塔即雁塔,也是新進士題名之處。元、白兩人想必常到這兩處遊宴。對元稹說來,當他在孤寂的旅途中懷念故人、追思昔遊時,這兩處長安名勝,不僅在白天會時時浮上他的心頭,在夜間也會進入他的夢境。由於這樣一個夢原本來自對敵人、對長安、對舊遊的朝夕憶念,他只是如實寫來,未加渲染,而無限相思、一片真情已盡在其中。其情深意真,可與白詩比美。
聯繫元稹的詩,更可見兩人的交誼之深,也更可見白居易的這首《憶元九》詩雖是偶然動念,信筆成篇,卻有其濃厚真摯的感情基礎。如果把兩人的詩聯繫起來看:一寫於長安,一作於梁州;一記居者之憶,一敘行人之思:一是真事,一爲夢境;詩中情事卻如《本事詩》所說,“合若符契”。而且,兩詩寫於同一天,又用的是同一韻。這是兩情的異地交流和相互感應。讀者不僅從詩篇的藝術魅力,而且從它的感情內容得到了真和美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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