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唐詩鑑賞《杜陵叟》

創作背景

從808年(唐憲宗元和三年)的冬天到第二年的春天，江南廣大地區和長安周邊地區，遭受了嚴重的旱災。白居易是在808年剛剛擔任左拾遺一職的，此時上書力陳旱情嚴重，民生疾苦，請求朝廷能夠及時認真“減免租稅”，以“實惠及人”，救民於水深火熱之中。白居易的一番忠誠打動了憲宗皇帝，他不但批准了白居易的奏請，還下了一道“罪己詔”。沒想到，這一切到頭來卻成了一場鬧劇，受災的老百姓並沒有從中得到任何的恩賜與救濟，免除租稅的詔書竟成了一紙空文。白居易在悲憤之餘，忍不住提筆寫下了《輕肥》和《杜陵叟》兩首詩。

杜陵叟

白居易

杜陵叟，杜陵居，歲種薄田一頃餘。

三月無雨旱風起，麥苗不秀多黃死。

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乾。

長吏明知不申破，急斂暴徵求考課。

典桑賣地納官租，明年衣食將何如?

剝我身上帛，奪我口中粟。

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鉤爪鋸牙食人肉?

不知何人奏皇帝，帝心惻隱知人弊。

白麻紙上書德音，京畿盡放今年稅。

昨日裏胥方到門，手持敕牒榜鄉村。

十家租稅九家畢，虛受吾君蠲免恩。

譯文

杜陵老頭居住在杜陵，每年種了貧瘠的田地一頃多。

三月份沒有雨刮着旱風，麥苗不開花不多枯黃死。

九月份降霜秋天寒冷早，禾穗沒熟都已經乾枯。

官吏明明知道但不報告真相，急迫收租、兇暴徵稅以求透過考覈得獎賞。

典當桑園、出賣田地來繳納官府規定的租稅，明年的衣食將怎麼辦?

剝去我們身上的衣服，奪掉我們口中的糧食。

虐害人傷害物的就是豺狼，何必爪牙象鉤、牙齒象鋸一樣地吃人肉!

不知什麼人報告了皇帝，皇帝心中憐憫、瞭解人們的困苦。

白麻紙上書寫着施恩佈德的詔令，京城附近全部免除今年的租稅。

昨天里長纔到門口來，手裏拿着公文張貼在鄉村中。

十家繳納的租稅九家已送完，白白地受了我們君王免除租稅的恩惠。

註釋

叟：年老的男人。

薄田：貧瘠的田地。

考課：古代指考查政績。

帛：絲織品。

粟：小米，也泛指穀類。

惻隱：見人遭遇不幸而心有所不忍。即同情。

弊：衰落;疲憊。

京畿(jī)：國都及其行政官署所轄地區。

里胥：古代指地方上的一里之長，負責管理事務。

方：才，剛剛。

牒(dié)：文書。

蠲(juān)：除去，免除。

白居易唐詩鑑賞

唐憲宗元和三年(808)冬天到第二年春天，江南廣大地區和長安周圍，遭受嚴重旱災。這時白居易新任左拾遺，上疏陳述民間疾苦，請求“減免租稅”，“以實惠及人”。唐憲宗總算批准了白居易的奏請，還下了罪己詔;但實際上不過是搞了個籠絡人心的騙局。爲此，白居易寫了《輕肥》和這首《杜陵叟》。

這首詩在禾穗青乾，麥苗黃死，赤地千里的背景上展現出兩個頗有戲劇性的場面：一個是，貪官污吏如狼似虎，逼迫災民們“典桑賣地納官租”;接着的一個是，在“十家租稅九家畢”之後，里胥才慢騰騰地來到鄉村，宣佈“免稅”的“德音”，讓災民們感謝皇帝的恩德。

詩人說他的這首詩是“傷農夫之困”的。“杜陵叟”這個典型所概括的，當然不僅是杜陵一地的“農夫之困”，而是所有農民的共同遭遇。由於詩人對“農夫之困”感同身受，所以當寫到“典桑賣地納官租，明年衣食將何如”的時候，無法控制自己的激情，改第三人稱爲第一人稱，用“杜陵叟”的口氣，痛斥了那些爲了自己升官發財而不顧農民死活的“長吏”：“剝我身上帛，奪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鉤爪鋸牙食人肉?”作爲唐王朝的官員，敢於如此激烈地爲人民鳴不平，不能不使我們佩服他的勇氣。而他塑造的這個“我”的形象，以高度概括地反映了千百萬農民的悲慘處境和反抗精神而閃耀着永不熄滅的藝術火花，至今仍有不可低估的認識意義和審美價值。

正面寫“長吏”只用了兩句詩，但由於先用災情的嚴重作鋪墊，後用“我”的控訴作補充，中間又揭露了封建社會最本質的東西，所以着墨不多而形象凸現，且有高度的典型性。“明知”農民遭災，卻硬是“不申破”，甚至美化現實以博取皇帝的歡心，這個長吏不是很有典型性嗎?“明知”夏秋兩熟，顆粒未收，農民已在死亡線上掙扎，卻硬是“急斂暴徵求考課”，這不是入木三分地揭露了最本質的東西嗎?

從表面上看，詩人鞭撻了長吏和里胥，卻歌頌了皇帝。然而細繹全詩，就會有不同的看法。對於長吏的揭露，集中到“求考課”;對於里胥的刻畫，着重於“方到門”：顯然是有言外之意的。考課者，考覈官吏的.政績也。既然長吏們“急斂暴徵”是爲了追求在考課中名列前茅，得以升官，那麼，考課的目的是什麼，也就不言而喻了。“里胥”有多大的權力，竟敢等到“十家租稅九家畢”之後“方到門”來宣佈“免稅”的“德音”，難道會沒有人支援嗎?事情很清楚：“帝心惻隱”是假，用考課的辦法鼓勵各級官吏搜刮更多的民脂民膏是真，這就是問題的實質所在。詩人能懷着“傷農夫之困”的深厚感情，透過筆下的藝術形象予以揭露，是難能可貴的。

事實上，當災荒嚴重的時候，由皇帝下詔免除租稅，由地方官加緊勒索，完成、甚至超額完成“任務”，乃是歷代統治者慣演的雙簧戲。蘇軾在《應詔言四事狀》裏指出“四方皆有‘黃紙放而白紙催’之語”(在唐代，皇帝的詔書分兩類：重要的用白麻紙寫，叫“白麻”;一般的用黃麻紙寫，叫“黃麻”。在宋代，皇帝的詔書用黃紙寫，地方官的公文用白紙寫)，就足以證明這一點。此後，范成大在《後催租行》裏所寫的“黃紙放盡白紙催，賣衣得錢都納卻”，朱繼芳在《農桑》裏所寫的“淡黃竹紙說蠲逋，白紙仍科不嫁租”，就都是這種雙簧戲。而白居易，則是最早、最有力地揭穿了這種雙簧戲的現實主義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