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葉聖陶的語文工具觀

論葉聖陶的語文工具觀語文論文

教師教語文，學生學語文，怎樣才能收到較好的效果？這是一個極其複雜的問題，決非幾篇文章及至幾本書就能闡述清楚的。但是，有一個基本前提必須首先明確：語文學科的性質到底是什麼？因爲教學目的、任務、教材和教法等等，均由性質來決定。葉聖陶先生（以下均稱葉老）透過語文教學的長期實踐和深入研究，反覆強調指明語文學科的性質：語文是工具！呂叔湘先生在爲《葉聖陶語文教育論集》寫的序言中說：“通觀聖陶先生的語文教育思想，最重要的有兩點。其一是關於語文學科的性質：語文是工具，是人生日用不可缺少的工具。”

稍有語文教育史常識的人都知道，我國古代的語文教育是與政治、歷史、宗教、人倫等混於一體的綜合教育，這種教育全部以文章詩賦爲本位，只學習書面的文言文，遠離人民羣衆的口頭語言。直到上個世紀初年，人們才逐漸認識到語文學科必須顧及其實用性。從此，語文在中小學校單獨設科，小學叫“國語”，中學叫“國文”。葉老從青年時期任語文教員起就積極主張大力提倡白話文、大衆語和新文字運動。全國解放初，葉老集中代表了彼時同人之意，及時給語文學科正名定性：“什麼叫語文？平常說的話叫口頭語言，寫到紙面上叫書面語言。語就是口頭語言，文就是書面語言。把口頭語言和書面語言連在一起說，就叫語文。”[照葉老的闡述，我們可以明白地瞭解到，聽和說偏重於口頭語言，讀和寫偏重於書面語言。聽說讀寫涵蓋了語文教學的全部內容，所以，學語文就是學語言。只有學好了語言，纔算學好了語文。

那麼，語言是什麼呢？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語言的本質曾作過許多精要的揭示。馬克思認爲“語言是思想的直接現實”[2]；斯大林否認“赤條條的思想”[3]，認爲沒有質料也沒有形式的空靈玄妙、難以捉摸的思想是不存在的。葉老深有領會地說：“思想決不是無所依傍的，思想依傍語言。思想有它的質料，就是語言的材料，就是語彙。思想有它的形式，就是語言的規律，就是語法。無論想得粗淺的，想得精深的，都擺脫不了語言的質料跟形式。無論這個民族的人，那個民族的人，他想的時候都擺脫不了他那個民族的語言的質料跟形式。一個人學會了旁的民族的語言，他也可以依傍旁的民族的語言來思維，可不能一種語言也不依傍。脫離了語言就沒法思維。”[4]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葉老總結出了研究語言的語文學科是工具學科的觀點：語文就個人說，是想心思的工具，是表達思想的工具；就人與人之間說，是交際和交流思想的工具。簡言之，語文是人們思維和交際的工具。

首先，語文是思維的工具。葉老認爲語言是思想的定型。任何人說出來的口頭語言和寫下來的書面語言都是他心裏所想的；想的過程就是語言形成的過程。朦朧的思想是不清不楚的語言，清澈的思想是有條有理的語言。語言與思維是完全一致的。至於有人心裏這樣想，說出來和寫下來的卻是另外一套，即所謂心口不一等等，又到底是怎麼回事呢？這“另外一套”有兩種情況，其一是說話或寫文章的人在彼時彼地的有意安排，如平時語言實踐中的反話、反語等，只不過是作者用另一種語言質料和形式來表達自己的思維罷了；其二是作者的口頭或書面表達能力太差所致。這與葉老關於思維、語言二而一的觀點並不矛盾。爲此，中小學的語文教學，要想使學生掌握好語言，一定要十分重視從源頭上去開發，即化大力氣訓練學生的思維，千萬不能忽略由不出聲的內部語言到出聲的外部語言的想的過程。分開來講，閱讀教學要緊緊抓住從聽、讀到想的過程，從而指導學生由感知語言文字的表象到理解、把握語言形式和思想內容及其相互聯繫的實質；作文教學要緊緊抓住由想到說、寫的過程，從而指導學生審題，立意，佈局，謀篇，成文，修改等等。語文老師指導學生進行聽說讀寫訓練，就是指導學生把朦朧的思想變爲清澈的思想，把不清不楚的語言變爲有條有理的語言。總之，離開了語言，人們就無法思維，所以，語言是工具。既然語言是工具，那末由口頭語言和書面語言連在一起說的語文當然也是工具，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古代是這樣，現代也是這樣；中國是這樣，外國也是這樣。

但是，長期以來的語文教育並不重視學生內部語言即思維語言的訓練。那種教師講學生聽，學生寫教師改的讀寫教學方法嚴重地遏制了學生的思維發展。至於全班學生異口同聲的問答式教學和即興發揮式的作文訓練，表面上轟轟烈烈，實際上缺少思維的深度和廣度，學生往往思想模糊，語言混亂，導致思想訓練和語言表達兩敗俱傷。近些年來已有越來越多的語文老師認識到語文學科是思維的工具，透過各種渠道，化大力氣培養學生的思維能力。思維能力提高了，訴諸口頭即語言，訴諸書面即文章。掌握了思維這個工具，也就掌握了語言，學好了語文。

其次，語文又是交際的工具。人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生活在社會上的每一個人都不可能獨立存在，也就是說，人與人之間絕對離不開相互交往，而相互交往過程當中使用最經常、最廣泛的就是語言。列寧說過：“語言是人類最重要的交際工具。”[5]斯大林說，語言“把人的思維活動的結果，認識活動的成果，用詞及由詞組成的句子記載下來，鞏固起來，這樣就使人類社會中思想交流成爲可能的了。”[4]所以，從人人每天都會碰到的交際需要考慮，我們也必須認真學好語言，學好語文。葉老3年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會上作了一個題爲“語言和語言教育”的發言，他結合自己的體會指出，要是我的語言雜亂無章，人家決不會承認我的思想有條有理，因爲語言雜亂無章正就是思想雜亂無章。要是我的語言含糊朦朧，人家就決不會承認我的思想清楚明確，因爲語言含糊朦朧正就是思想含糊朦朧。要是我的語言乾巴巴的，人家決不會承認我的思想好象剛開的花朵，因爲語言乾巴巴的'正就是思想幹巴巴的。……總之，在思想交流上，我跟人家，人家跟我，關係是這樣的：只有我拿出來的定型的語言對頭，人家纔會承認我的思維跟認識對頭。反過來，我拿出來的定型的語言不對頭，人家就無從承認我的思維跟認識對頭。這是一條明白得很的規律。所以，從思想交流的實際看，我們完全可以斷言，思想交流不靠旁的，就靠語言。人們爲了充分發揮自身的價值，都希望說的話和寫的文章與自己的思想完全不打折扣，收到思想交流的最大效果，進而提高學習、工具、生活的質量和效益。一個人如果聽語言，說語言，讀語言，寫語言的能力未得到很好的培養和訓練，在人際交往過程中勢必會遇到很多的困難和障礙，所帶來的苦惱和麻煩是不言而喻的。

以前的語文教學是忽視交際能力訓練的，讀死書，死讀書的現象較爲普遍。學生畢業之後不少人甚至在人稍多的場合就產生懼怕心理，不敢發言，或者說話語無倫次，自相矛盾，不能準確順暢地表達自己的思想。現在人類社會已經進入高速發展的資訊時代，培養和訓練廣大學生從小就善於使用這一交際工具的能力，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顯得更爲緊迫和重要。近些年來，各地學校加強了素質教育，語文教學由只重視作文到讀寫並重再到聽說讀寫四管齊下，並開展了豐富多采的課外語文活動，如組織社會調查，演課本劇，書報知識競賽以及影視評論等，嘗試着進行學校、家庭、社會三位一體的大語文教育，這些都體現了語文是交流思想情感的工具的本質特徵，順應了當代社會對語文教育更新更高的要求。

綜上所述，語言是工具，語文是專學語言的學科，所以語文就是工具；語文這個工具具有思維和交際的雙重功能。其中思維是手段，交際纔是目的，語文的本質特徵是交際工具性。交際包括吸收（聽和讀）、表達（說和寫）兩方面，所以語文教學必須聽說讀寫四者並重。要從內部語言思維的訓練入手，達到提高外部語言交際能力的目的，從而使學生的內部語言和外部語言，思維能力和交際能力相互促進，協調發展。

由於葉老的語文工具觀是從長期的教學實踐和潛心研究中歸納出來的，所以儘管隨着時代的前進，教育的發展，圍繞語文學科性質問題產生了許多新的觀點，但“工具說”至今仍是絕大多數專家、學者和語文教師所認同的觀點。國家教育部3年制訂的《全日制中學語文教學大綱（草案）》指出：“語文是學好各門知識和從事各種工作的基本工具。”8年、6年、0年、2年的大綱繼承了3年大綱的語文性質觀，確認語文的“基本工具”、“基礎工具”特徵。6年的新大綱認爲“語文是最重要的交際工具，也是最重要的文化載體。”200訂並頒佈的《語文課程標準（實驗稿）》指出：“語文是最重要的交際工具，是人類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仍然將工具性作爲語文學科的主要性質。由此可見，葉老的語文工具觀現在和今後仍有其現實的指導意義。

呂叔湘同志非常贊同葉老的語文工具觀，他說：“語言文字本來只是一種工具，日常生活中少不了它，學習以及交流各種知識也少不了它。這樣一個簡單的事實，爲什麼很多教語文的人和學語文的人會認識不清呢？是因爲有傳統的看法作梗。”[認爲這些傳統的看法的弊病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是在閱讀教學上不適當地強調所讀的內容而把語文字身的規律放在次要的地位。第二種弊病是在作文教學上要求模仿一套程式。第三種弊病就是讀書作文不是爲了增長知識，發表思想，抒發感情，而是爲了應付考試。我們認爲，呂老在高度評價葉老語文工具觀時對我國語文教育歷史和現狀的批評是擊中了要害且十分深刻的。

葉老的語文工具觀要求透過閱讀教學掌握語文自身的規律。語文是各種學科中的一個學科，各種學科又像輪輻一樣輳合於一個教育的軸心，所以，各種學科都承當着教育的責任。語文教育不可能也沒有必要只重視課文的思想內容和學生的道德意識，而丟掉語文自身特有的任務。道德必須求其能夠見諸踐履，意識必須求其能夠化爲行動。要達到這樣的地步，僅僅讀一些書籍與文篇是不夠的。必須有關各種學科都注重這方面，學科以外的一切訓練也注重這方面，然後有實效可言。國文誠然是這方面的有關學科，卻不是獨當其任的唯一學科。所以，國文教學，選材能夠不忽略教育意義，也就足夠了，把精神訓練的一切責任都擔在自己的肩膀上，實在是不必的。

封建社會的教育是爲封建統治服務的，那時的語文教育就是透過封建道德意識的灌輸，把讀書人訓練成封建統治階級的御用工具，培養成不勞而獲的“人上人”。這種腐朽的教育思想一直延續下來，使得我們的語文教學，特別是在中學裏，專重精神和思想一面，忽略技術訓練，使一般學生了解和運用語言文字的能力沒有得到適量的發展。全國解放後，尤其是在文化革命期間，幾乎把語文課上成了膚淺而蹩腳的政治課，捨本文於一旁而抽出其政治道理而講之，或化作品之內容爲抽象之概念與術語而講之。這種理性化、抽象化、概念化的教學，不但與提高學生的語文知能背道而馳，而且也不利於培養學生的道德品質。葉老認爲語文課的思想教育是透過語言文字的教學來實現的，果能引導學生細讀本文，獲得透徹之理解，則學生非徒理解而已，其思想感情必受深切之影響。語文教學之思想政治教育之效果，宜於此求之。

葉老的語文工具觀要求透過寫作教學把作文變爲生活中的一個不可缺少的有機組成部分。他說：“作文不該看作一件特殊的事情，猶如說話，本來不是一件特殊的事情。作文又不該看作一件呆板的事情，猶如泉流，或長或短，或曲或直，自然各異其致。我們要把生活與作文結合起來，多多練習，作自己要作的題目。久而久之，將會覺得作文是生活的一部分。”[然作文是生活的一部分，而每個人的生活又是各不相同的，所以根本沒有必要讓學生去模仿一套死板的程式，弄得千人一面，萬口同腔。葉老要求學生“養成抒寫意思情感的習慣，……內部有什麼樣的意思情感，便作什麼樣的文。”[然，封建社會裏的語文教學，是不允許學生隨意寫自己想寫的文章的，內容必須“代聖人立言”，形式必須是“八股文”，即要按照一套固定的間架和腔調去寫。葉老曾很形象地以自己小時候的經驗爲例說：“我八九歲的時候在書房裏‘開筆’，教師出的題目是《登高自卑說》；他提示道：‘這應當說到爲學方面去。’我依他吩咐，寫了八十多字，末了說：‘登高尚爾，而況於學乎？’就在‘爾’字‘乎’字旁邊博得了兩個雙圈。登高自卑本沒有什麼說的，偏要你說；單說登高自卑不行，你一定要說到爲學方面去才合式：這就是八股精神。”

其實，類似的情形在現今的作文教學中仍大量存在着。《記一件難忘的事》，本應由學生毫無拘束地抒寫真人真事真感情，但不少教師總是不放心，事前反覆提示學生，只有蘊含着深刻思想意義的事情才能作爲該文的寫作材料，致使鬧出了一個班級50多位學生中，竟有30多位在不同時間不同地點跳入冰冷的河水救人的大笑話。毫無疑問，如讓學生從小爲追求死板的程式而養成專講假話的不良習慣，那將是一件多麼令人痛心和可悲的事情。

葉老的語文工具觀還要求學生讀書作文不要爲了應付考試，而應該爲了增長知識，發表思想，抒發感情，爲了成爲善於運用國文這一種工具來應付生活的普通公民。葉老說：“從前讀書人學作文，最主要的目標在考試，總要作得能使考官中意，從而取得功名。現在也有考試，期中考試，期末考試，還有升學考試。但是，我以爲現在的學生不宜存有爲考試而學作文的想頭。只要平時學得紮實，作得認真，臨到考試總不會差到哪裏。推廣開來說，人生一輩子總在面臨考試……學生學作文就是要練成一種熟練技能，一輩子能禁得起這種最廣泛的意義的‘考試’即‘考驗’，而不是爲了一時的學期考試和升學考試。”[是，時至今日，仍然有爲數衆多的學生談考色變。他們把能不能考出好分數看得比什麼都重要，至於是否真的理解了試卷的內容，掌握了有關的能力，能否應付日常工作所需，生活所遇的問題，則是全然不去考慮的。仍以作文爲例，有的學生逢到考試時能夠揣摩題目的意旨以及出題目的人的意旨，按着腔拍，咿唔一陣，或遇到無可奈何的題目，也能無中生有，瞎三話四，卻又丁丁當當的頗有聲調。這樣做或許還能得個不低的分數，但倘若平時連寫個總結報告和籤份簡單合同都困難重重（這些通常不考），怎麼能成爲一個合格的公民呢？

行文至此，我們想起了7年由《北京文學》發起而展開的那場語文教學的大討論。這場大討論中的不少文章都對我國語文教學的現狀深表憂慮，並各自對語文教改提出了一些新的設想，使我們受到震撼和啓迪。但是，其中有一種觀點認爲是“工具說”導致了語文教學的高耗低效，只有把“人文性”作爲語文課程的基本屬性，語文教改的步伐才能解除羈絆，突飛猛進。對此，我們實在不敢贊同。

首先，“人文性”是所有人文課程的共同屬性。人文課程的教學目標旨在培養學生的精神人格和獨特個性，教學內容上要求擴展到一切具有人性陶冶意義的方方面面，教學方法上強調學生情感的充實和興趣、習慣的養成。既然人文性是所有人文課程的共同屬性，那末，人文教育的任務應當由所有人文學科共同來承擔，不應該全部由語文學科單獨來承擔。誠然，語文課在所有人文課程中具有較強的人文教育優勢，語文課的教學內容也決定其應負載較多的人文教育任務，但是，人文教育任務在語文教學中應體現爲傳授好漢語言文字所承載的中華民族文化，以發展學生的思想感情，培育他們的健全人格和完美的個性等，所有這些，在葉老的語文工具觀中都已論及。葉老的語文工具觀從來都不希望把學生製造成只會搬運語言文字的機器，而是要把學生培養成能夠熟練使用語言文字的有思想的“人”，只有這樣的人才稱得上是社會的合格成員。葉老歷來主張在把工具性當作語文學科基本屬性的同時，把人文性、思想性與工具性融合地統一起來。關於這點，我們完全可以從葉老寫的《教育與人生》、《作文與作人》等文章中體會得到。葉老說：“我就是最不信服把語言跟內容分開來說的一個人。咱們不能拋開了意思談語言，也就是不能不管內容專談語言。”[說：“思想是一方面，表達思想內容的工具又是一方面。……學習語文，這兩方面都要正確待。”[照葉老的語文工具觀，在語文教育的全過程中，應該十分重視掌握語文自身的規律，十分重視培養學生成爲國家的合格公民。

語文學科是個老大難的學科，一代又一代有志於語文改革的教育界同仁都在不懈地追求語文教學的高效率。我們認爲語文教學長期以來不能走出少慢差費的低谷，原因是錯綜複雜的，但關鍵之一還在於沒有充分認識和認真實踐葉老提出的語文工具觀。語文教學的最基本任務應該是幫助學生掌握和運用好祖國的語言文字，只有在這個基礎上纔有可能去實現其他的教學功能。爲此，語文教師必須排除一切干擾，毫不動搖地致力於學生語言能力的提高，引導學生學好與內容密不可分的語言，使學生在獲得較強語言能力的同時，也得到實在的思想教育和深刻的人文薰陶。劉國正先生說得好：工具性發揮出來就有人文性。錢夢龍先生也非常讚賞葉老的語文工具觀，認爲語文教學主要就是對青少年一代進行母語教學，使學生熟練地掌握母語，規範地使用母語；若過多地強調人文精神，會讓語文教師無所適從。由此可見，那種把人文性和工具觀對立起來，或者以人文性來取代工具性的觀點，不但在理論上站不住腳，而且在實際操作時也會造成混亂。試想，如果中小學生對祖國語言文字連起碼的聽說讀寫要求都未達到，如何對他們進行有效的人文教育？

最後，我們想援引葉老8年3月說過的一段話作爲本文的結束語：“語文是工具，自然科學方面的天文、地理、生物、數、理、化，社會科學方面的文、史、哲、經，學習、表達和交流都要使用這個工具。要做到個個學生善於使用這個工具（說多數學生善於使用這個工具還不夠），語文教學纔算對極大地提高整個中華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盡了份內的責任，纔算對實現四個現代化盡了份內的責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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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聖陶語文教育論集[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0.38;98;397;438;;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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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聖陶語文教育思想研究[M].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