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企關係對製造業中小企業貸款利率的影響論文

論文摘要：在我國，中小企業外部融資渠道主要是銀行信貸。但是，由於中小企業財務數據不規範、資訊不對稱等原因，中小企業信貸難以獲得。普遍認爲，“關係型借貸”是解決這一問題的有效方法。但關係型借貸技術是否能同樣降低中小企業獲得信貸的成本——也就是貸款利率，學術界討論不一。論文經過實證研究發現，銀企關係的加深，反而會提高企業貸款的利率，中小企業也因此而對銀企關係有一定的排斥。

論文關鍵詞：銀企關係,中小企業融資,貸款利率,關係型借貸

一、引言

中小企業的外部資金來源主要是藉助於銀行貸款。銀行貸款技術有四種：財務報表型貸款、抵押擔保型貸款、信用評分技術型貸款以及關係型貸款。在前三種貸款技術中，銀行主要是透過考察企業的財務狀況等容易量化的“硬資訊”來確定企業的還款能力，並由此判斷髮放貸款的風險。但是，中小企業普遍存在財務資訊不透明、抵押物不充足的情況。爲了降低貸款的風險，銀行一方面透過少發放貸款來減少貸款損失，另一方面透過提高貸款利率來彌補貸款損失。這兩種情況對於中小企業都是不利的：銀行少發放貸款，中小企業貸款可得性下降；銀行提高貸款利率，中小企業的貸款成本上升了。這三種貸款技術的硬傷都影響了中小企業的融資。

而關係型貸款與其他三種貸款技術不同，主要是透過建立緊密的銀企關係，依賴於中小企業的“軟資訊”來判斷企業的還款能力。但是，銀企關係到底是降低還是提高了中小企業獲得銀行信貸的成本，學術界意見不一。有學者認爲，緊密的銀企關係能降低銀行發放貸款的風險，因此降低了貸款利率；還有學者認爲，在銀企關係建立初期，銀行會提供給企業優惠的貸款，過了一段時期，銀行會收回這種優惠，甚至將貸款利率提高。本文針對銀企關係對中小企業貸款利率的影響進行了實證研究。

二、文獻綜述

困擾中小企業發展的因素有許多，比如，資金問題、企業股權結構、企業發展戰略、行業發展前景、宏觀經濟環境等等，但是，資金問題是其中最主要的因素（Becketal.（2002），Bondetal.（2003），Brownetal.（2004））。在中小企業各種外源性融資渠道中，銀行貸款最爲主要（Cressy&Olofsson（1997），Bergeretal.（1998），Meger（1998））。國外的銀行和小企業之間的貸款活動大多屬於關係型借貸，而銀行和大企業之間的借貸大多屬於保持距離型借貸，是透過銀行對企業的財務等硬資訊進行分析而確定是否放貸的（Cole,Golderberg&White（2002））。基於銀企關係的關係型貸款至少包括五種潛在收益：第一，可以實現銀企之間資訊交換的帕累託改進；第二，能夠促使銀企間長期、隱性合約的生成，彌補顯性條約的缺陷；第三，有利於銀行對抵押資產進行監控；第四，允許契約的擴展與調整，從而避免了利益的衝突；第五，貸款的跨期平滑促使銀行有可能向原本無利可圖的中小企業發放貸款，因爲如果關係期間足夠長，即使銀行的出資行爲在短期內並不盈利，但是在長期內可以實現盈利（Boot(2000)）。

與普遍認爲的銀企關係將有效降低企業貸款利率的觀點不同，Sharpe（1990），Wilson（1993）的研究顯示，在銀企關係建立的初期，銀行會向企業提供優惠的貸款。但是，隨着銀企關係的持續，銀行將獲得某種資訊壟斷，從而攫取資訊壟斷租，逐漸收回前期的優惠，甚至提高貸款利率，惡化企業的貸款條件。因此在這種情況下，隨着銀企關係的持續，企業的融資成本不僅不會減少，反而會有所增加。

徐曉萍，李曉潔（2009）認爲，我國傳統上以銀行中介爲主導的單一金融體系導致小企業主要依賴銀行貸款融資。國內商業銀行爲了克服小企業信貸風險，往往選擇以抵押擔保型貸款主導的小企業信貸技術。該信貸技術存在缺陷，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小企業信貸缺口無法滿足，直接制約了小企業的成長空間。張傑，經朝明，劉東（2007）基於商業信貸與關係型貸款理論進行了經驗研究。研究結果顯示，“關係型借貸”在中國的銀行機構中並未得到有效使用；由於我國社會信用體系的缺位，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商業信貸的作用受到了嚴重的阻礙，這也是形成中國小企業信貸約束與融資困境的一個主因，併成爲宏觀經濟波動的一個微觀基礎因素。何韌、王維誠（2009）利用1186家中小企業的樣本數據進行實證研究，發現維持銀行關係的時間長度、和企業建立關係的銀行數量與企業的成長具有負相關性。由於我國銀行的信貸更看重的是企業的財務數據、發展前景、風險大小等因素，銀企關係長度的重要性並不明顯，因而引起關係的長度對企業的成長未起到積極作用。但是中小企業與銀行採用關係借貸融資所形成的關係越深，企業的成長性越好。

三、數據和變量

（一）數據來源

本論文的實證研究是基於上海財經大學小企業融資研究中心2009年7月進行的“中小企業融資狀況與生存環境調研”數據的。此次調研的目的是獲得關於中小企業融資狀況與生存環境真實情況的一手資料，選擇了江蘇省東臺市和安徽省滁州市兩地的中小企業進行調查。

滁州市位於安徽省東部，地處長三角邊緣，與江蘇省南京市、揚州市接壤。2007年年末，全市戶籍人口443.96萬人，地區生產總值達到443.93億元；2008年年末，全市戶籍人口共447.37萬人，比上年增長7.68‰，地區生產總值達到520.11億元，比上年增長17.16%。

江蘇省東臺市，位於蘇中沿海，地處南通、泰州、鹽城三市交界處，屬於長江三角洲沿江經濟開發帶，兩度被列爲全國百強縣（市）之一。東臺的地區生產總值增長勢頭明顯，全市擁有紡織、機械、食品、化工、建材、醫藥等行業，產品有2000多種。現有各類工業企業9316家，銷售超億元或利稅過千萬元的企業有近20家。工業企業固定資產總額46.5億元，其中大中型企業16.6億元，佔36％，小型企業29.9億元，佔64％。

安徽省滁州市和江蘇省東臺市，雖然一個地處內陸，一個地處沿海，但是兩地的經濟總量、中小企業分佈等情況較爲類似。因此，調研人員選擇這兩個地點同時進行研究。此次調研所設計的問題，分別是針對中小企業基本狀況，銀企關係，商業信用的提供和使用以及民間融資四部分內容的。共發放了600份調查問卷，收回問卷427份，其中東臺179份，滁州258份。問卷回收率達到71.17%。這些中小企業均爲資本規模在1000萬以下的中小企業。

根據研究的需要，論文選擇的都是獲得了銀行貸款的中小企業數據進行實證研究。爲了避免行業因素的干擾，所選擇的樣本均爲製造業的中小企業。在剔除了含缺省值的樣本後，共有94家中小企業的數據進行分析。

（二）變量和預測符號

論文所選擇的變量主要包括三部分：企業貸款溢價、企業資訊及銀企關係。

1．企業貸款溢價

論文選擇企業貸款溢價爲被解釋變量（DKYJ）。以1996年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的放開爲起點，我國開始了利率市場化改革。從此，我國商業銀行根據實際情況調整自己的利率水平，也成爲可能。商業銀行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在收益與成本、風險相匹配的前提下選擇不同的貸款定價方法，爭取最大的盈利。考慮到我國貸款利率定價是在央行制定的貸款基準利率基礎上進行調整，因此，在貸款利率中，商業銀行根據貸款企業的情況進行調整的實際上是貸款利率與基準利率的差額。所以，在處理數據時，論文將貸款利率與當年銀行貸款基準利率的差額作爲被解釋變量。

2．企業資訊指標

地域因素（DY）。地域因素是一個內涵十分豐富的變量，即體現了不同地域的風俗習慣、信用水平、文化環境，又包含了不同的地方政策等因素，這些都會對企業的融資狀況產生重要的影響。

論文選擇企業主從業年數的對數（lnCYNS），作爲衡量企業主經驗的指標。在中小企業中，企業主的素質尤其重要。由於企業規模小，以及完整的管理制度的缺失，企業很多決策都是由企業主一個人決定。企業主的經驗、素質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企業的生存和經營。企業主從業經驗越長，企業的風險相對較小，從而銀行貸款溢價較少。

論文選擇利潤與總資產的比例作爲衡量企業盈利能力的指標（ZCLRL）。由於利潤是企業將來還本付息的來源，所以企業的盈利能力越好，銀行發放給該企業貸款的風險就越小，貸款溢價應該較低。

論文選擇速動比率（SDBL）來衡量企業的流動性以及清償能力。流動性越好的企業越容易獲得銀行貸款，預計流動性越好的企業獲得貸款的利率也就越低。

3．銀企關係指標

企業與銀行合作的年限的對數值（lnHZNX）、企業與銀行的其他業務效應（YWXY）爲企業與銀行其他業務種類與其他業務往來年限的乘積。一般認爲，合作年限越長，企業與銀行有除貸款以外的其他業務往來，銀行與企業之間的瞭解程度越深，銀企關係也就越好。銀企關係越好，則銀行對該企業貸款風險的可控性就越高，從而貸款溢價越低。

融資渠道數量（QDSL）以及銀行效應（YHXY）來表示中小企業對銀行的忠誠度。企業融資渠道數反映了企業融資渠道的廣度。銀行效應爲企業合作銀行家數與合作年限的乘積。企業合作銀行家數表示的是企業與銀行合作範圍的廣度，合作年限反映的是合作的深度，二者的乘積能比較全面地反映銀行對企業融資造成的效應。如果企業融資渠道越多、合作銀行家數越多，則銀行貸款的競爭也較爲激烈，從而會降低貸款溢價。

貸款效應（DKXY）表示從貸款比重最大銀行獲得的貸款數額滿足企業融資需求的比重與銀行貸款年限的乘積，反映中小企業對銀行貸款的依賴程度。

（三）相關性分析

對樣本進行相關分析，可以檢驗以上預期結果。

地域因素與貸款溢價、流動比率、銀行效應存在顯著的相關關係。這可能是由於地方風俗、交易習慣等存在差異，所以導致不同地域中小企業的短期償債能力、對銀行的依賴程度不同。

企業主從業年數與銀企合作年數呈正相關關係，與貸款溢價呈負相關關係。可能的原因有：現在企業很多業務直接或間接與銀行存在關係，企業主從業時間越長，自然與銀行打交道的時間也越長；銀行也會考慮中小企業主的資質，從業時間越長，說明企業主經驗越豐富，企業的風險越小，銀行越願意將貸款發放給該企業，並收取較低的貸款利率；企業主從業年數越長，建立起關係的銀行也越多，銀行出於競爭的目的，會降低貸款利率。

企業與銀行的合作年限越長，貸款效應、業務效應、銀行效應越強，這是符合常理的。當企業與銀行建立了長期的合作關係，企業許多貸款業務以外的其他業務也會在該銀行進行，也會從該銀行獲得更多的貸款。但是，與合作年限呈正相關關係的銀行效應，則說明當一個企業與一家銀行合作年限很長的時候，企業也會與其他銀行建立關係。這是因爲，一方面，企業不斷壯大以後，希望能“多條後路”，從多個銀行獲得服務；另一方面，該企業與一家銀行建立了長期的業務關係，說明該企業風險較小，因而其他銀行也願意與之建立業務合作。

值得注意的是，業務效應、貸款效應以及銀行效應三者之間呈現顯著的正相關關係。這似乎說明，一方面，企業在一家銀行的貸款越來越多，在這家銀行所從事的其他業務也越來越多，這兩類效應之間存在相互促進的作用；而與一家銀行關係太緊密了之後，企業又試圖與其他銀行建立業務關係，也就是銀行效應越來越強。這體現的是企業對銀企關係的一種人爲的控制。在調研人員對中小企業進行採訪時，企業主表示，與其他銀行建立貸款或者其他業務聯繫，是爲了給自己多條退路，防止過於依賴一家銀行。這似乎體現出中小企業對銀企關係存在一定的排斥心理。

（四）多元迴歸分析

相關性分析只能顯示出變量之間可能存在的相關關係。爲了更全面地把握變量之間的關係，建立如下模型，運用多元迴歸進行分析。

DKYJ=β+βDY+βln(CYNS)+βLDBL+βQDSL+βln(HZNX)+βYWXY+βDKXY+βYHXY+βZCSYL+μ

由表3的迴歸結果可看出，資產收益率與貸款溢價呈負相關關係，但是並不顯著。流動比率也不顯著，說明在貸款利率的決定上，企業的盈利能力和短期償債能力的作用並不明顯。

企業主從業年數與銀行貸款溢價呈顯著的負相關關係。企業主在該行業從業年數越長，貸款溢價越低。因爲從業年數越長，企業主對該行業的瞭解情況越好，企業經營越有效，銀行發放貸款的風險越低。因此，貸款溢價下降。

合作年限、貸款效應與銀行貸款溢價呈顯著的負相關關係。合作年限、貸款效應都體現了中小企業與銀行之間關係的深度。中小企業與銀行合作年限越長，貸款溢價反而越高。由於中小企業資訊的不透明，還款並不是十分可靠，要建立新的銀企關係有一定難度。中小企業和銀行的合作年限越長，對該銀行的依賴性也就越大，結果被該銀行“綁定”。銀行將這種長期合作所形成的關係轉化成一種“壟斷優勢”，從而對中小企業索取高價貸款。貸款效應與銀行貸款溢價呈顯著的正相關關係，同樣證明了，中小企業銀行貸款佔自己資金需求的比重越大，對銀行的依賴性就越強，越容易產生一種“綁定效應”。銀行藉助於這種“綁定效應”，很可能“趁火打劫”，就會出現貸款效應越強，銀行貸款定價越高的現象。

其他業務效應與銀行貸款溢價呈顯著的負相關關係。當中小企業在貸款行開辦其他的業務，實際上減少了貸款成本。這和估計是相符合的。中小企業在貸款行進行其他業務，銀行可以從中小企業的其他業務上獲取利潤，因而降低了對中小企業索取的貸款溢價。此外，透過與中小企業開展除貸款外的其他業務，銀行能夠獲得更多的關於該企業的資訊，從而降低了貸款的風險，故貸款利率也降低了。當然，這也有可能是一種爲了擴大業務的“促銷手段”。

出乎意料的是，中小企業融資渠道數量與銀行貸款溢價呈顯著的正相關關係。一般認爲，如果一個企業融資渠道越多，由於渠道之間存在競爭，銀行的“壟斷性”地位就越低，貸款的利率應該也就相應降低。但實證結果與之相反，中小企業從其他渠道獲得融資，並不能動搖銀行的壟斷地位。在調研過程中，調研人員對當地的`金融機構進行了採訪，金融機構相關工作人員透露，在對中小企業的還款能力進行評估時，銀行會考察這個企業透過其他渠道獲得資金後的還款情況。這說明，銀行會透過各種方式對中小企業其他融資渠道的情況進行調查。那麼，一個企業的融資渠道較多，也說明該企業對資金的需求比較旺盛。當銀行了解到這一點時，處於對企業還款能力的擔憂和儘量“攫取剩餘”的心理，會提高貸款的利率。

地域因素顯著。地域因素是一個內涵十分豐富的變量，即體現了不同地域的風俗習慣、信用水平、文化環境，又包含了不同的地方政策等因素，這些都會對企業的融資狀況產生重要的影響，對於中小企業而言，這種影響尤爲明顯。地域因素中，還包含了東臺、滁州兩地銀行發放貸款的成本、資金的供求、必要資本收益率等因素的差異對中小企業貸款利率的影響。

四、結論

普遍認爲，銀企關係可以減少對貸款抵押品的要求，並有效降低中小企業貸款利率。但是，論文的實證研究發現，在中小企業貸款中，實際上存在着綁定效應，提高了中小企業的貸款成本。

在江蘇省東臺市和安徽省滁州市兩地，銀企關係對中小企業貸款利率以及商業信用的可得性的影響均存在顯著的地域差異。這可能是由於交易習慣、人文環境、社會風俗、政府政策、兩地資金供求情況等因素共同引起的。銀企關係深度——用中小企業與銀行的合作年限、中小企業在該銀行貸款比重等指標進行衡量——越強，中小企業銀行貸款利率反而越高。在被調查的中小企業中，明顯存在着“店大欺客”的現象。而銀企關係的廣度——用中小企業在銀行開辦的其他業務數量來衡量——越強，中小企業貸款的利率會降低。這可能是出於三方面的原因：第一，中小企業在銀行開辦的業務越多，越能增加銀行貸款以外的收益；第二，銀行能透過中小企業開辦的其他業務瞭解到中小企業更多的內部資訊，降低了貸款的風險；第三，在體現“橫向銀企關係”的銀行業務中，不同的銀行之間其實是存在競爭關係的，出於“促銷”的目的，銀行會降低貸款利率。

中小企業在與某一銀行建立起較爲穩定的關係之後，卻並不像學術上所討論的那樣，會積極維護這種銀企關係，而是透過與其他銀行建立業務關係，來對最大合作銀行進行牽制，併爲自己日後融資留下退路。這是中小企業進行自我保護的一種方式，同時也引起我們的思考，並不是中小企業對關係型信貸有意排斥，而是我國銀行的獨特優勢，及“店大欺客”的壟斷優勢，導致企業不得以而減少銀企關係的過於深入。

參考文獻:

1 陳曉紅,劉劍,2006:《不同成長階段下中小企業融資方式選擇研究》,《管理工程學報》第1期

2 程海波,於蕾,許治林,2005:《資本結構、信貸約束和信貸歧視:上海非國有中小企業的案例》,《世界經濟》第8期

3 董彥嶺,2004a:《中小企業銀行信貸融資研究》,經濟科學出版社

4 方榮軍,唐匯龍,2004:《中小企業融資與資本市場制度創新》,《經濟論壇》第24期

5 費盈,劉武強,2006:《試論美國中小企業關係型融資對我國的啓示》,《內蒙古農業大學學報》第1期

6 高政利,歐陽文和,李堅飛,杜炎,2008:《自組織發展觀:中小公司治理模式研究——基於672家中小公司實地與問卷調查》,《南開經濟評論》第1期

7 何韌,2005:《論銀行關係借貸的價值與風險》,《財經論叢》第3期

8 何韌,王維誠,2009:《銀企關係與中小企業成長——關係借貸價值的經驗證據》,《財政經濟》第10期

9 馬爾霍特拉,2009:《拓展融資渠道——適合微型及中小型企業的範例及政策》,中譯本,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

10 全麗萍,2002:《非對稱資訊下中小企業融資問題研究——兼論我國中小金融機構的發展》,《管理世界》第6期

11 汪小勤,楊濤,2004:《關係型貸款與中小企業融資》,《武漢金融》第8期

12 王魯平,毛偉平,2009:《銀行借款、商業信用與公司投資行爲》,《西安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期

13 王鐵軍,胡堅,2006a:《中國中小企業融資28種模式》,中國金融出版社

14 魏開文,2001:《德日美銀企關係模式的比較分析》,《內蒙古財經學院學報》第2期

15 徐曉萍,李曉傑,2009:《小企業信貸缺口、信貸技術缺陷與政府幹預——基於2008年上海地區經濟園區小企業調查》,《上海財經大學學報》第4期

16 張傑,尚長風,2006:《資本結構、融資渠道與小企業融資困境——來自中國江蘇的實政分析》,《經濟科學》第3期

17 張傑,經朝明,劉東,2007:《商業信貸、關係型借貸與小企業信貸約束:來自江蘇的證據》,《世界經濟》第3期

18 周好文,李輝,2004:《中小企業的關係型融資——實證研究及理論釋義》,《山西財經大學學報》第2期

19 朱閏龍,2004:《關係型融資、市場競爭與中小企業融資》,《中國經濟問題》第6期

20 Baas, T. and M. Schrooten, 2005, “Relationship Banking and SMEs: A TheoreticalAnalysis.” DIW Berlin, German Institute for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1 Berger A, Udell G., 2006, “A more complete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SME finance”,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Vol. 30, PP2945-2966

22 Berger, Allen. N., et al., 2005, “Does Function Follow Organizational Form? EvidenceForm the Lending Practices of Large and Small Bank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Vol. 76, PP237-269

23 Berger, A.N., Rosen, R.J. and Udell, G.F., 2007, “Does market size structure affectcompetition? The case of small business lending”,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Vol. 1, PP11-33

24 Berger. Allen. N. and G. F. Udell., 2002, “Small Business Credit Availability andRelationship Lending: The Importance of Bank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 112, PP32-53.

25 Boot, A.W.A., 2000, “Relationship Banking: What Do We Know.” Journal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Vol. 9, PP7-25

26 Cole R A, Goldberg L G, White L J., 2002, “Cookie-cutter versus character: the microstructure of small business lending by large and small banks”. EFA 2002 Berlin Meetings Discussion Paper

27 Cole, R.A., Goldberg, L.G. and White, L.J., 2004, “Cookie-cutter versus character:The micro structure of small business lending by large and small banks”, 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Vol. 39, PP227-251,

28 Cressy. R. and Olofsson. C., 1997, “The Financial Conditions for Swedish SMEs: Surveyand Research Agenda”,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Vol. 9, PP179-194

29 Danielson M G, Scott J A., 2000, Additional evidence on the use of trade redit bu smallfirms: The role of trade credit discounts, Mimeo, Fox School of Business andManagement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30 Meyer. L. H., 1998, “The Present and Future Roles of Banks in Small Business Finance”,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Vol. 22, PP1109-116

31 Mitchell Berlin and Loretta J. Mester., 1999, “Deposits and relationship lending”,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Vol. 12, PP579-607

32 Ono M., 2001, “Determinants of trade credit in the Japanese manufacturing sector”, Journal of the Japanese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es, Vol.15, PP160-177

33 Peterson M A, Rajan R G. ,1997, “Trade credit: Theories and evidence”, 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Vol.10, PP 661-691

34 Sharpe, S.A., 1990, “Asymmetric information, bank lending, and implicit contracts: A stylized model of customer relationships”,Journal of Finance, Vol. 45, PP106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