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陽樓記》對人類有什麼貢獻

列寧在《怎麼辦》一書中說：“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行動。”一個民族的興起，仰賴於有正確的理論，民族的精英擔當和奉獻。孔子開創儒學，老子創立道教，慧能創立佛教，儒、釋、道三教奠定了中華民族精神思想的基礎，成爲中國兩千多年封建朝代的主流文化。而《岳陽樓記》這篇立言之作，以範公畢生之實踐，人格之魅力，崇高之言行，感動了天下蒼生，贏得民族文化的認同，她是儒家思想的最高境界，是中華民族精神的最高追求，是我們今天踐行“三嚴三實”的最高奉獻。它的“陰晴觀、悲喜觀、進退觀、高遠觀、先後觀”被人們尊爲“憂樂五觀”的精神理念，爲世人所崇，影響一代又一代不斷前進的人類。九百七十餘年來千古不朽。

◎●她影響了中國和世界的政治文明，第一次向世界宣示了中國的人權宣言

《岳陽樓記》是對我國封建政治文明的高度總結。中國封建社會兩千餘年，政治人物多如牛毛，歷朝歷代皇帝達三百零九個，文武大臣數以萬計。但能寫出《岳陽樓記》並被後人所記住、學習和研究的僅範公一人。金代學者元好問評價范仲淹：“範文正公，在布衣爲名士，在州縣爲能吏，在邊境爲名將。其材、其量、其忠，一身而備數器。”怎樣治國，怎樣爲官，怎樣律己？范仲淹向世人告示；怎樣處理君民關係，推出民主、法制、公平、公正？范仲淹向世人宣示；怎樣處理悲喜、進退、高遠、先後？范仲淹向世人警示。他第一次向人類宣示了中國的人權宣言。

中國自古至今，以一篇文章而影響了中華民族政治文明、人格行爲和文化思想的爲數不少：賈誼《過秦論》、司馬遷《報任安書》、諸葛亮《出師表》、魏徵《諫太宗十思疏》、文天祥《正氣歌並序》、梁啓超《少年中國說》、林覺民《與妻書》，等等，這些文章已經成爲中華經典，一個時代的標誌，人們每重溫一次都能從中開發出有用的東西。范仲淹則把他的政治理念化作了一篇《岳陽樓記》：廟堂憂其民，江湖憂其君，追求的是平等、公平、民主、人權；進亦憂，退亦憂，推介的是理念政見；物喜論，己悲論是宣揚普世價值觀。范仲淹爲我們寫了一篇千古美文，留下了一筆重要的文化遺產和政治財富，同時他也作爲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學家載入史冊。他的憂樂五說，已成爲世界官員們爲官的座右銘，他的憂樂觀也影響了不少國家執政者的執政理念，他的廟堂、江河論已成爲世界民主進程的一面鏡子，他向世界宣示了人權的真諦是平等。世界文明、世界民主、世界發展成爲《岳陽樓記》向世界推介、展示中華民族的添加劑。

◎●她將自然生態和政治生態揉爲一體，把思想和美展示給了世界

《岳陽樓記》的美到底在哪裏？筆者認爲《岳陽樓記》結構獨特，承載斯文，一篇三百六十八個字的短文，主旋律是“揚美、爲民”這個偉大而永恆的主題。《岳陽樓記》的思想和美，是一種社會境界、藝術境界、文化境界、人生境界，她在立意上借題發揮，超越時代，那聲聲清朗，如行雲流水，如癡如醉，那赤橙黃綠青藍紫的色調，若一幅美圖，似一位畫師精心調配的傑作。樓記之美，美於創意；樓記之美，美於人格；樓記之美，美於思想；樓記之美，美於人生之觀。

文采結構美。《岳陽樓記》的獨特之處，是拉長焦距，用遠鏡頭直瞄波瀾壯闊、氣勢浩瀚的洞庭湖，道出作者之意不在寫樓，而在寫樓上所“觀也”，而且是“大觀也”。大者，洞庭、長江、天下；大者，江湖、廟堂、民衆。跳出樓外寫樓，獨樹一幟。以事起興，借山川喻志士寫形，再借景喻情，最後匯出哲理，推向高度，文章形、事、情、理都有，形美、情美、理美皆具，已達到了一個完美的藝術境界。

生態物景美。筆端的景色，處處都展露出一種優美的動態，毫無感性的山山水水也被寫得意趣盎然。景、碧、錦、青、皎、金等色澤，描繪了三幅洞庭風光圖。第一幅粗勾洞庭湖的遠景：“銜遠山，吞長江，浩浩蕩蕩，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展示出洞庭湖無邊無際、氣吞山河的雄偉，給人以壯美的感受。

後兩幅工筆描寫：秋天風雨來臨，天昏湖暗，鳴聲淒涼，令人驚恐，然而那驚心動魄的氣勢又使人感受到一種悲壯美。至於春和景明，鳥翔魚躍，草青花香，月色溶溶，漁歌陣陣，五彩繽紛，春意融融，這怡人的自然風光讓人頓生賞心悅目的優美審美感受。這些富有情感色彩的動態描繪使筆下的景物活靈活現，實在是形具神似。

人格哲理美。具備心靈的聖潔，對一個人來說，並不太難，最難的是行爲的高尚，後者是前者的實踐、外化。範公光明磊落一生，正實踐了自己的理想，大大超出了一般“遷客騷人”的思想境界，他把自己一生忠君愛民的情感、對事業的情感、對民族的情感用極富哲理的方式與文字融入文中，使其如騰空蛟龍，直插蒼穹，直插人心，直插人的骨子裏。

用這種情感和哲學美，去涌動人們思想的風雲，燃燒起精神的火焰，去拍擊人們的心扉，淨化人們的靈魂，使社會人人能像他一樣高風亮節，胸有雄兵，把美用意念轉化成精神，這對於文章的逆襲來說，是極爲難得的。她把情感和哲理展示並貢獻給了世人，正因爲如此，《岳陽樓記》才成了千古絕唱，萬世流芳。

思想文化美。古今有許多文人、作家，如司馬相如、李白、王勃等，先從文章形式入手，再努力去修煉思想。還有些政治家、思想家，如賈誼、諸葛亮、魏徵、韓愈、林覺民等，是從思想內容入手，借就文章的形式表達出來。範公就是百裏挑一的把思想和美同時展示給世界的大家。範公用一篇短短的文章便把一個小得不見經傳的蠻荒之地——岳陽和他的中國思想一同推向了世界，近千年來，世界有近五億人次來岳陽看樓吟記便足以說明這點。

◎●她爲中國和世界官員們展示了立行、立德、立言和修爲、修道、修身的照壁與榜樣

範公高尚情懷，譜寫一生。他在寫《岳陽樓記》時是完全知道“記”文的作用的，“記”文不是壓到箱底的收藏品，不是隻給滕知州一個人欣賞的。是要掛出來、貼出來或者刻出來，讓遊人閱讀朗誦的，是要產生社會影響、具有社會作用的。範文的主旨是面向登樓的遷客騷人，所有遊人，天下所有的人。

因此“微斯人，吾誰與歸”的設問，客觀上起到了對所有閱讀《岳陽樓記》的人提問的作用。他希冀人們都能把握好晴天，利用好陰天，約束好進升，平衡好退隱，都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都能“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人生不是作秀，不是搞笑。正是由於他當時的立意旨在面向天下人，於是他毫不保留地將自己的行、德、言地展示給天下，爲人類官宦們立樣。

《岳陽樓記》的陰晴觀，是人生最普通、最常見的生活觀，她指導人生的一切言行舉止。老子說：無爲其所不爲，無慾其所不欲，這亦是陰晴觀的最好詮釋。陰天只做陰天的事，晴天只幹晴天的活，不要因爲晴天而喜，不要因爲陰天而怨，人的一生是非審之於己，譭譽聽之於人，得失安之於數，成敗歸之於零，這纔是最理想的心態。能看明白陰天與晴天的人，應該是一個高人，範公就是一位高人。

我們說，生命，最美的修煉是感悟：能感到別人的錯誤是清，能看到自己的錯誤是醒，這叫清醒；能承認自己的錯誤是坦，能改正自己的錯誤是誠，這叫坦誠；能運用自己的優點是聰，能發現別人的優點是明，這叫聰明；能學習別人的優點是智，能利用別人的優點是慧，這叫智慧。清醒、坦誠是做人之必須，聰明、智慧是做事之必須。生命是場感悟，也是一次約定，自己承諾自己的信念，自己活出自己的寬闊，卻化解那些悲涼的負面陰天，去迎接那未來未知的晴天，不管是陰、晴、圓、缺，更應是一種無怨無悔的向前，這亦是陰晴觀給我們的啓示。

悲喜兩“不”，立於不敗。“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只要讀讀這八個字，你會寵辱皆忘，把人世間的得、失、利、益和生與死置之度外。範公從1029年到1036年七年間三次被貶出京城，每每都帶着一腔委屈與遺憾，告別親人與故交，匆匆上路，百折不撓，一往直前，其氣魄與精神，令人叩首；

1042年至1049年四次晉升，面對一次次擢升爲國家級領導的大好機遇，他不但沒有成功感和成就感，而是接二連三向朝廷呈遞辭讓報告，舉薦他人，固辭不拜，實現了將一腔爲民爲國情懷與對名譽地位予取予舍的完善結合，不慕虛名，不佔利益，去留從容，激流勇退，腳踏實地，乃歷代官吏爲榜樣。

廟堂江湖，苦飴從容。“寧鳴而死，不默而生”，這是《岳陽樓記》作者爲民請命，爲國建言，爲政府吶喊的人生哲學。胡適先生說：“這是九百多年前的一箇中國政治家爭取言論自由的宣言，比美國亨利·柏德列的‘不自由，毋寧死’的話要早出七百四十年。”“居廟堂之高則憂其君，處江湖之遠則憂其民”，這是中國封建社會發出民主、自由、平等、公平、公正的時代最強音，她不亞於拋在中華民族大地上的一枚原子彈，她把皇帝與百姓擺到了同一個憂字的平臺上，解民難，除民苦，去民憂，造民福，這是作者在《岳陽樓記》中用心血編織的千千情結，

老百姓在官吏心中如同父母，情同手足，老百姓貧困，朝廷寢食難安，老百姓疾苦，朝廷感同身受，老百姓痛苦，朝廷赴湯蹈火，讓老百姓安寧、溫飽、幸福，是政府的精神寄託和追求。

進退兩憂，堅守清貧。嚴加自律，潔身自好，秋毫無犯，身安爲重，兩袖清風，靜如止水，甘於淡泊，粗茶淡飯，布衣薄褥，樂善好施，扶貧濟困，吃苦在前，享受在後，這纔是一個官吏應有的品質，這纔是廟堂官吏受敬的品格。《岳陽樓記》的作者正是用自己一生的行爲規範，給北宋的官吏們做出了表率，並將其理念賦予《岳陽樓記》之中，以傳承後人。他一生崇尚廉潔，妻、子衣食，僅能自給，每次率兵打仗、邊關爲帥時，朝廷獎給他的豐厚錢財，他全部分送給部下、將士，至死入棺的他，竟找不到一件新衣。

後樂先憂，爲民乃首。“先憂後樂”之論是被人們所悉知的《岳陽樓記》面世並懸掛於岳陽樓上以後才得以在全世界傳播並推向高峯、成爲世人的座右銘的，以憂樂這一主線引出的先憂後樂的主題，她不知激勵了多少有志者。而多少從政者，有着與範、滕相似經歷和內心世界，他們遇到進、退、去、留、遇到政治打擊、遇到冤枉背鍋，雖然沒有消極沉淪、遁世離俗，仍在自強不息、處處建樹，但內心深處卻有陰影和暗傷，先憂後樂的作者正是看到了在社會的相當一部分官員中的鬱悶心理和行爲表現、言談舉止、內心世界和滕公有相似之處，他們既想謀發展，

有所作爲，又擺脫不了內心的憤懣，動搖於“物喜”與“己悲”的矛盾之中，把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錯落到“自我中心”位置，找不到正確的'人生定位，擺脫不了自己與社會的精神枷鎖，因而每遇事業挫折，難免心生怨念和感傷，有時甚至存有強烈的怨恨、憂愁和悲傷。我們只有在長期求未知、從政生涯中，將自己的世界觀、價值觀、榮辱觀不斷進行調整，把自己擺到“天下”這個位置，放到老百姓身上，在逆境中對自己的得失考慮得少，能夠將個人的憂樂置之度外，從壓抑中和痛苦中解脫出來，把眼光投向大千世界，把自己置身於爲老百姓、爲國家謀利益的事業中去，才能拿得起，放得下，舉重若輕。

◎●她奠基並構築了世界“憂樂大廈”，宣示了世界憂樂文化的發源地

中華文明的發源地，有人說在黃河流域，有人說在長江流域，還有人說是長江和黃河流域共同形成的，莫衷一是。中華文化的發源地，有人說是“天下至中的原野”，乃是中原，有人說是炎黃文化，亦是衆說紛紜。而憂樂文化的發源地，因爲范仲淹的一篇《岳陽樓記》，穩穩地“落戶”中國岳陽，已成不爭的事實。

爲什麼一篇《岳陽樓記》，就能說是範公爲世界發現、展示，推介了中華民族憂樂文化的發源地呢？理由有四：

屈公求索尋址。屈原是中國最早憂國憂民的官員與詩人，也是最早提出憂樂觀的人之一，更是最早到達岳陽表述憂國憂民情懷的人，是屈公最早尋覓到求索文化、憂樂文化，最早尋覓到憂樂文化的發源地，最早定位憂樂文化於岳陽這塊土地上。

屈賈的求索憂民文化助推了“世界憂樂大廈”建設地址的尋找，併爲之打下基礎。屈原和賈誼都在湖南生活過，湖湘文化起源於屈賈，他們憂國憂民思想歷來爲岳陽人所崇敬，對憂樂文化的形成具有重大影響，岳陽被稱爲屈賈之鄉。屈公一生顛沛流離，貴族出身，博聞強志，明於治亂，長於辭令，學識淵博，初輔楚懷王，

做過左徒，後黜爲三閭大夫，流放漢北，因憂國事作《離騷》頃襄王時再遭陷謫，返回故里，行吟於大湖之南，一腔憂樂伴終生，在故鄉行吟九年，留下不朽詩文，他遺蹟遍神州，最後卻將憂樂大廈尋址於岳陽，歌賦於岳陽，一躍於岳陽，屈大夫使岳陽這座古荒之野成了“藍墨水的上流”詩經的發源地。

杜公憂國圈地。杜甫的嶽州詩是他在岳陽看到現實後憂國憂民的真實記錄，也是他在憂樂文化上圈地岳陽的一次憂國憂民旅行，他爲後來範公憂樂文化落戶岳陽和憂樂文化的形成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構成了憂樂文化的內涵之一，對後世影響深遠，和範公憂樂文化的形成發展密不可分，所以，我們說是杜公爲岳陽憂樂文化的形成最早圈地。

杜拾遺的憂國文化使岳陽這座古荒之野成了“不盡長江滾滾來”的文化沃土。杜甫一首《登岳陽樓》的五言絕唱，把憂樂文化的發源地，這塊蠻荒之地給圈下來了。他一生多次遊歌洞庭，至晚年，重病纏身仍念念不忘岳陽樓，去世前一年順湘江而下，再次登樓作賦，留下美詩。

聞一多先生評價杜甫爲“四千年文化中最莊嚴、最瑰麗、最永久的一道光彩”，無論“慨世”還是“慨身”，他總是把個人的喜怒哀樂與人民的命運息息相通，決不放棄對生活的承擔與執著的意志，他的憂樂觀之靈魂永遠徘徊在岳陽的天空和大地上。岳陽樓下對面的洞庭湖艑山島是杜公永遠瞭望岳陽樓這座憂樂大廈的記憶，感謝詩聖的圈地之功。

滕公爲民澆注。滕子京的爲國爲民觀使岳陽這座古荒之野成了“百廢俱興”之地。滕公從慶曆四年春到巴陵任職，至慶曆七年三月離開岳陽，其真正任職時間爲兩年十個月。一個小小的郡吏，這麼短的時間辦成了五件大事：重修岳陽樓，遷建嶽州學宮，建設堤頭渡橋，修築偃虹堤，出版《岳陽詩集》。滕公履新嶽州，下車伊始，便以一個智者的大略雄才鳥瞰巴陵，走街串巷，察民情，諮民意，僅一年時間，氣宇非凡的岳陽樓便展示在世人面前。他痛感國興之重在教育，許多優秀子弟無書可讀，終身在湖上捕魚爲生，由於教育落後，偷盜盛行，民風日下，決定把已成危房的舊遺址遷建，不到一年，嶽州學宮就聳立於嶽州城。爲解決至長沙的驛道，修建了三孔並列的三眼橋，又修建了洞庭湖防風大堤——偃虹堤。民本巴陵的執政理念，透過近三年在巴陵大地上的實踐，結出了豐碩的成果，把自己的傑作作爲政治遺產永遠傳承給了中華民族一代又一代人。滕公澆注的這座憂樂大廈婷婷玉立於中華神州已九百七十年，這座大廈伴唱着《岳陽樓記》愈發精神煥發，生機勃勃。

範公“五觀”玉成。我們說範公的“憂樂五觀”宣示了憂樂文化大廈和發源地的正式形成，她經歷了一個萌芽、誕生、完善的歷史變化過程。範公的陰晴觀、進退觀、悲喜觀、高遠觀、先後觀雖然不是他個人創造，他是以中國先賢們的思想而提出了準則，他的準則不是對先賢語錄的引用和抄襲，而是昇華點化了先賢們的文化思想，一個先字，一個後字，就超越了先賢的命題和概念，一個先字就設定和定位了一個民族的最高標準。他告誡政治家們自己首先要時時站在國家現狀和未來發展的政治高度，時刻保持鑑往知今的洞察力和前瞻性，對國家的可持續發展作出了預測，而不只是拘泥於眼前的一得一失。

所以，這個樂字，這個憂字，這個先字，這個後字，全面量身定製了範公的思想境界、政治境界、時代境界，爲什麼屈大夫在其他地方就寫不出如此美文，並還要專門選擇在汨羅江懷沙自沉以憂國憂民？爲什麼賈誼要專程到岳陽作《吊屈原賦》？爲什麼杜甫先生只在嶽州“憑軒涕泗流”呢？爲什麼滕宗諒一到巴陵就意氣風發，鬥志昂揚，使巴陵“百廢俱興”呢？爲什麼李白、白居易、劉禹錫、柳宗元、孟浩然等一百七十餘位唐宋詩人專門來巴陵這塊土地吐心聲呢？

他明白無誤地告訴宋仁宗，告訴滕子京，告訴天下人，這陰晴觀、進退觀、悲喜觀、高遠觀、先後觀不是他個人的，是宋朝的、是社稷的、是國家的、是民族的、是世界的，大家都在岳陽那塊土地上發千古之幽思，獨滄然而淚下，他要將岳陽那一塊古仁人的彙集之地所衍生的那種文化與中華的先賢文化思想彙集起來，形成一個時代的最強音，讓世人放聲吶喊。範公正是看到了這塊土地上憂樂文化的孕育過程，自己親自來分娩，用《岳陽樓記》這種文化形式來歸納、總結岳陽這塊土地上的文化先機，並向全中華民族乃至世界推廣這種文化，因而使岳陽這塊荒古的南蠻之地變成了中國憂樂文化的發源地。登斯樓也，即生“四面湖山歸眼底，萬家憂樂到心頭”之感。但範公這憂樂五觀作爲中國傳統文化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並非一蹴而就，而是經過了一個由醞釀、形成、深化發展的脈路，經歷了生活、讀書、參政三個時期，纔有了正式的形成與昇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