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地打響中小學減負攻堅戰，各類博弈頻頻上演

“減負”是個老問題，“減負”也是個新話題。就在不久前，包括北京、浙江、吉林等多個省份在內，連續打響“減負”攻堅戰，向學生負擔過重問題連續開炮。對此，有家長直呼大快人心，也有家長持悲觀態度，指稱在現行高考、中考制度沒有根本性改變的前提下，任何給學生減負的舉措都只能是“隔靴搔癢”。

減負，是否有解？

減負尋找突破口，先從教育內部“開刀”

2月的最後一週，全國中小學開學的日子。很多省份選擇了從這一天開始，推行減負新政。細心的家長會發現，這些新政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從教育內部“開刀”。

先來看北京的減負舉措，2月25日，北京市中小學的開學第一天，爲學生減輕課業負擔成爲開學主題。北京市教委發佈《關於切實減輕中小學生過重課業負擔的通知》。《通知》規定，嚴格執行國家和北京市課程計劃，嚴格控制學生在校學習時間，嚴格控制作業量，嚴格規範考試和評價工作，嚴格禁止違規補課，嚴格教輔用書管理，嚴格各類競賽管理，嚴格落實工作要求。

乍一看這八個嚴格可能並不覺得什麼，但是仔細一琢磨，這裏麪包含了一種先革教育自己的命的大決心。比如，將學生在校學習時間和作業量規定到每小時，其實是在強制性要求教師提升教學質量和教學效率，“逼迫”教師向課堂要效率，佈置高水平的作業。比如，堅決禁止學校採取或者變相採取考試、測試、面試等形式選拔學生，其實是在強制性要求教育內部必須從深層次探討一種更爲科學、合理、有效的人才培養與評價機制。再比如，嚴格禁止違規補課，對教師有償補課行爲提出“每舉必查”，是在強制性要求教師將師德與職業操守擺在首位。

浙江省杭州市的舉措更爲具體，杭州市拱墅區大關小學在開學典禮上，向全校近900名學生免費贈送了“三斤半”書包。當天起，該校學生需使用這款定製的書包上學放學，而且要求師生動腦筋想辦法，讓書包重量名副其實保持在三斤半以下。一二年級的學生保持在兩斤半以下。經統計與折算，使用後，該校學生每年將比過去少揹負200噸重量的物品，實實在在爲孩子的肩膀減輕了負荷。

減負，必須尋找突破口，不能因學生負擔過重問題的成因複雜，牽涉面廣就不作爲。浙江省教育廳廳長劉希平介紹，“減輕中小學生過重的課業負擔，我們長期以來一直在推進，但效果始終不明顯。儘管由於社會人才觀、用人制度、評價標準等有偏差，抓減負的大背景不具備，但我們認爲，面對學生的呼喚，社會的強烈反映，教育內部應當首先有所作爲。”

減負背後，是給每個孩子提供合適的教育

對於浙江省一些地區的`中小學老師來說，很多人都經歷了一個被“強制性”減負到“自覺”減負的過程。老師們說，從強制到自覺，背後反映出教學理念的轉變與教學水平的提升。

浙江省德清縣第二中學英語教師俞潔的經歷就很具代表性：控制作業時間和數量，要做到這一點，首先我得做大量的“功課”。將作業全部做一遍，精選出練習題。在選擇的過程中，從預習、鞏固、拓展三個維度將作業進行歸類，對學生經過預習就能完成的作業作爲預習作業來佈置，作業當堂鞏固;將拓展類的作業佈置給學有餘力的學生，從而實現作業的最優化，充分挖掘學生的潛力，實現作業多重功能。週末，我帶領學生走出課堂，到風景區用英語採訪外國遊客，鍛鍊學生說英語的膽量。美國波士頓教育代表團到德清訪問期間，我根據德清本土文化設計一堂“Our Hometown”的英語展示課，課前佈置學生收集有關德清風土人情的圖片、視頻，並用英語介紹，課堂上學習泡烘豆茶的英語講解，然後由學生向外國友人介紹，展示學生的風采，讓學生體驗到學習英語的快樂和成功。

俞潔說，當學生“樂學、好學、願學”時，學習任務便得到落實與完成，學生的課業負擔也就逐漸減下來了。

“減輕學生過重的課業負擔，還意味着教師必須關心每個學生、遵循學生身心發展規律並且爲每個學生提供適合的教育。這是更符合教育規律的做法，也是每位教師應該做到的。”浙江省紹興縣實驗中學校長趙水榮說，“起初，減負是對教師的強制性要求，需要打破教師舊有的教學理念與方法，慢慢地，教師在被強制的過程中，逐漸提升了教學水平和教學質量，認識到了其中的好處，便開始自覺給孩子減負了。這就成功地實現了減負從強制到自覺，從自覺到自信的飛躍。”

減負，各類博弈每天都在上演

當然，減負僅僅從教育內部“開刀”還遠遠不夠，減負依然是一個長期而複雜的任務。北京市教委副主任羅潔強調，“造成課業負擔過重的成因複雜，用人制度、社會價值觀、獨生子女制度等多重原因重疊，層層傳遞到教育內部，因此，減負問題還需標本兼治。”

“減負仍是一項複雜而又艱鉅的工作，各類博弈每天都在上演。”劉希平也結合浙江省多年推行減負的經驗介紹，“透過兩年多時間的努力，我省教育系統內減負的自覺性不斷增強，系統外監督減負的熱情越來越高，一些地方和學校的學生課業負擔明顯下降。但我們也清醒地看到，從總體上看，在浙江，中小學生課業負擔過重的局面仍沒有根本扭轉。”

顯然，透過教學過程中的改革與質量提升來給學生減負，是重要的方向，但卻不是全部。無論是家長在“一切爲了升學”和“一切爲了孩子的身心健康”中痛苦博弈，還是不管教育主管部門如何號召，家長給孩子報輔導班的熱情依然不減，社會各類培訓班也依然需求旺盛的現象，折射的都是現行的考試和評價制度給孩子和家長們帶來的巨大焦慮。

有專家指出，學校教育一旦“一切爲了高考”,就違背了教育要面向全體學生、要給學生適合的教育的基本規律，就會壓制學生的個性需求與發展,並在某種意義上加重學生的學習負擔。在當前,我國高等教育還不能滿足受教育者普遍需求的條件下,改革高考制度將有利於推動學校減輕學生的學習負擔。

同時，還有學者指出，“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門必須建立完善的教育評價體系。當前,教育的全民化、多元化、個性化的要求已日益彰顯,提供適合學生的教育是時代的要求,唯升學率評價學校教育的優劣,必然阻礙學校的教育教學改革,阻礙學校推進素質教育。其次,政府要引導社會正確地評價人才,不能唯學歷論。普通中學沒有考上高校的合格畢業生也是寶貴的人才後備隊,要給予職業技術培訓和適當的崗位。人力資源是多元化的,社會的專業分工越來越細,各層次的人才都需要,不能一味地追求高學歷,要與崗位需求相一致,否則會造成人才的浪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