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簡介

屈原(約公元前339-約前278)，戰國時期的楚國詩人、政治家，“楚辭”的創立者和代表作者。20世紀，曾被推舉爲世界文化名人而受到廣泛紀念。

屈原的身世記載屈原身世的材料，以《史記屈原列傳》較早而具體。司馬遷之前，賈誼在貶謫長沙途經湘水時，曾作賦以吊屈原。文中引用了屈原《離騷》及《九章》中的一些篇章，轉述屈原的思想和遭遇，與《史記》所載完全契合。和司馬遷同時代而年輩稍早的有東方朔作《七諫》，莊(東漢人避諱作嚴)忌作《哀時命》，都是摹仿屈原的作品，文中所述屈原的思想和遭遇，也與《史記》所述相接近，所以《史記》所載屈原事蹟是基本可信的。當然，傳中也有偶然失敘或史實錯記之處。

近代少數學者對屈原的存在表示懷疑的說法是缺乏根據的。

《屈原列傳》說屈原名平，字原。而《離騷》中則自稱名正則，字靈均，這是前者的轉寫化名。“正則”與“靈均”是平和原二字的引申義。

關於屈原的出生年月日，《離騷》中自述：“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對此有不同解釋，大致可分兩說：一是王逸說，他認爲“攝提”是“攝提格”的省稱，屈原生於“太歲在寅，正月始春，庚寅之日”，即寅年寅月寅日；二是朱熹說，他認爲“攝提”是天上星座名，並不說明什麼年份，兩句只是說屈原生於寅月寅日，但年份不明。二說之中，王逸說更爲流行，但因所據曆法不同，結論各異。浦江清推定屈原於楚威王元年(公元前339)正月十四日生，這一結論較爲精細。

屈原的遠祖是顓頊高陽氏，應是夏氏族的一部分。據《史記楚世家》說，高陽氏六代孫名季連，是楚的創業始祖，姓。周成王時，季連的曾孫熊繹受封於楚，居丹陽(今湖北秭歸)，傳至熊通(一作達)，就是楚武王。其子瑕，封采邑於屈，子孫就以屈爲氏，所以屈是楚國姓的分支。自春秋以來，屈姓歷世都擔任楚國的顯要職位，擔任進階官職莫敖的有屈重、屈完、屈蕩(前後兩見)、屈到、屈建、屈生等，多半是父子相傳。

屈原的父親，《離騷》中稱其名爲伯庸，可能也是化名。另外，傳說中屈原還有一姊。

屈原所得姓的屈地，今已很難確指在何處。屈原故里只能據漢以後各家之說來推斷，諸說中以丹陽秭歸的傳說爲最多。丹陽即楚始封之地。酈道元《水經注江水注》引袁山鬆《宜都記》說：“秭歸，蓋楚子熊繹之始國而屈原之鄉里也，原田宅於今具存”，“秭歸縣東北數十里有屈原舊田宅，雖畦堰縻漫，猶保原田之稱也。縣北一百六十里有屈原故宅，累石爲室基，名其地曰樂平裏。宅之東北六十里有女嬃廟，搗衣石猶存。”這是漢魏以來關於屈原故里的最具體的說法。

屈原的政治活動屈原是戰國時期楚國重要政治家。他的一生在激烈複雜的政治鬥爭中度過。瞭解他的政治活動經歷，是研究屈原思想和文學成就的重要前提。

自屈瑕任莫敖後，這個職位幾乎全由屈氏子孫世襲。其職位僅次於令尹。《屈原列傳》說屈原曾爲楚懷王左徒。據現有史料可以考知的戰國時期擔任過楚左徒的，僅屈原與春申君二人。春申君以左徒升爲令尹，與楚舊制莫敖升爲令尹相同。而從《屈原列傳》所載屈原在內政、外交方面擔負的職責來看，左徒亦與莫敖職位相當，可能就是春秋時代的莫敖。屈原與懷王同祖，他當左徒，是以宗親而任重臣。

屈原在政治上的活動，據《屈原列傳》所載，並用屈原作品相印證，主要有：內政方面輔佐懷王，議論國事及應對賓客，起草憲令及變法；外交方面參加合縱派與秦鬥爭，兩度出使於齊。

屈原的政治活動是和當時歷史發生變革的情況相聯繫的。春秋時期周王朝的統治制度已不能適應社會形勢發展的要求，諸侯國家都已自成中心，相互爭霸，楚國的形勢與中原各國有相似之處，並由於地理和政治上的有利條件，發展成新興大國。戰國時期，各諸侯國先後實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經過長期兼併，形成了七雄並峙的新局面，其中又以秦、楚爲最強。

屈原輔佐楚懷王，正在七雄激烈爭鬥之時。屈原起初很受懷王信任重用，懷王讓他“造爲憲令”，即主持國家政令的起草、宣佈等事項。“憲令”涉及推行變法之事。楚國在悼王時，已有吳起變法的先例。懷王初年，也想有一番作爲，曾爭到合縱之長，因而屈原希望變舊更新，一度受到懷王的支援。可是，楚國的變法本來就不夠徹底，政權主要掌握在貴族重臣手中，他們爲了保持個人祿位而反對變法。

當時楚國朝廷中佞臣充斥，與屈原同列的有上官大夫。他心懷嫉妒，與屈原爭寵，屈原起草憲令未定，上官大夫欲奪其稿，屈原不予，他就向懷王進讒言，說：“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懷王庸懦昏聵，不加辨明，就怒疏屈原。屈原的被疏遠，根本原因在於他的政治改革計劃觸犯了貴族利益，遭到舊貴族們的中傷打擊。

屈原和舊貴族集團的鬥爭，還表現在對外政策上。屈原分析了當時形勢，堅決主張聯合齊國、抗擊秦國的策略，這是對楚國有利的正確策略，懷王曾採納他的主張，並派他出使齊國。屈原被疏遠後，秦國派張儀出使楚國，以土地誘惑楚懷王。目光短淺的懷王就改變了對外政策，採取絕齊親秦方針，結果使楚國在政治上、外交上吃了大虧。懷王惱怒，又輕率出兵伐秦。由於沒有齊國的支援，被秦國打得大敗，還喪失了漢中之地。在危殆的形勢下，屈原曾被懷王再次派往齊國，以圖修復兩國交好。但不久，秦昭王又提出秦楚兩國聯姻，要與楚王會面，屈原諫阻說：“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之子子蘭卻勸懷王去秦，說：“奈何絕秦歡?”懷王終於去了秦國，果然被扣留，最後客死於秦。當時屈原已被逐出朝廷，流放到漢北地區。

楚懷王死了以後，長子頃襄王繼位，以其弟子蘭爲令尹。當時，楚國人都責怪子蘭勸懷王入秦的過錯，所以，屈原受到廣泛的同情。但子蘭非但不思其過，反而唆使上官大夫向頃襄王誹謗屈原。頃襄王在一怒之下，再次把屈原流放到江南地區。大約此時郢都在莊暴郢之後，“百姓震愆”，“民離散而相失”，他只得去故鄉而就遠。輾轉流離在沅、湘一帶大概有九年之久。他遠離故國，又無職位，對於國家、宗族之事只有悲嘆而已。於是，他又慢慢地順着沅江，向長沙走去。屈原回楚都既不可能，遠遊、求賢又不成，這時他“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最後，在無可奈何之際，他自沉於汨羅江中，以明其忠貞愛國之懷。

除左徒外，屈原還曾擔任過“三閭大夫”一職。三閭即楚宗室昭、屈、景三姓聚居之所，三閭大夫應當就是春秋、戰國以來晉、魯等國的公族大夫，職務是管理宗族事務，教育貴族子弟，漢代的宗正與之相當。屈原之爲三閭大夫，肩負着教育宗族胄子的.重任。這在《離騷》中有很清楚的表述：“餘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衡與芳芷，冀枝葉之峻茂兮，願竢時乎吾將刈。”他爲培養後備人材付出了大量心血，但結果卻是“蘭芷變而不芳，荃蕙化而爲茅”，他辛勤培育的一批人，竟變成了反對自己的敵對力量，使他感到極大的苦痛。

屈原的思想和創作屈原學識淵博。他對天文、 地理、禮樂制度、周以前各代的治亂興衰和一些重要的歷史傳說，都很熟悉；對於春秋以來各大國的歷史和一些重要人物，也很瞭解；而對楚國先王的創業史，尤爲精熟。在這廣闊的領域裏，他總結了許多經世治平之理，提出了深刻的見解。在屈原的作品中，隨處都表現出強烈的憂國憂民、忠君致治的思想感情。

他的政治理想的內容就是“美政”，即聖君賢相的政治。他認爲只有聖君賢相才能改變楚國的政治和社會的現實，使楚國強大起來。他熱烈頌揚古代的聖君如堯、舜、禹、湯、后稷、文王以及齊桓、晉文和楚之三後等，熱烈頌揚古代的賢臣如伊尹、傅說、呂望、周公、甯戚、箕子、介子、比干、伯夷、叔齊、伍子胥及楚之子文等。他還用對比的方法講一些非聖之君如桀、紂、羿、寒浞、澆等。他想透過對比來說明聖君賢相的重要，並藉以說明楚無聖君賢相的危險性，這些都是針對現實而發的。“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離騷》)，耿介，意即光明正大，是屈原對國君的最高要求。所謂賢臣，則以伊、傅、呂、寧爲楷模，而不以貴胄爲對象。這就是主張任人唯賢，反對任人唯親的意思，屈原在講到賢臣時，往往用忠貞、忠誠、忠信這些語辭。屈原本人就是在忠君愛國的思想支配下，敢於堅持真理，不向邪惡勢力低頭：“亦餘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離騷》)古代賢臣“忠”的美德在他身上有充分的表現。

屈原“美政”的另一基本內容就是民本思想。這在他的作品中有很清晰的表述。他在《離騷》《九章》等作品中反覆談到“民”的問題，“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夫惟聖哲之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離騷》)；“願搖起而橫奔兮，覽民尤以自鎮”(《九章抽思》)。這實際上是古代所謂“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孟子萬章》引)思想的發展。所謂聖君賢相，所謂美政，就是要看能否解決民生疾苦問題，能否致民於康樂之境。

屈原的作品，根據劉向、劉歆父子的校定和王逸的注本，有25篇，即《離騷》1篇，《天問》1篇，《九歌》11篇，《九章》9篇，《遠遊》《卜居》《漁父》各1篇。據《史記屈原列傳》司馬遷語，還有《招魂》1篇。有些學者認爲《大招》也是屈原作品；但也有人懷疑《遠遊》以下諸篇及《九章》中若干篇章非出自屈原手筆。大體說來，《離騷》《天問》《九歌》可以作爲屈原作品三種類型的代表。《九章》《遠遊》《卜居》《漁父》《招魂》《大招》，其內容與風格可與《離騷》列爲一組，大都是有事可據，有義可陳，重在表現作者內心的情愫。《離騷》是屈原以自己的理想、遭遇、痛苦、熱情以至整個生命所熔鑄而成的宏偉詩篇，其中閃耀着鮮明的個性光輝，是屈原全部創作的重點。《天問》是屈原根據神話、傳說材料創作的詩篇，着重表現作者的學術造詣及其歷史觀和自然觀。《九歌》是楚國祀神樂曲，經屈原加工、潤色而成，在人物感情的抒發和環境氣氛的描述上，充滿濃厚的生活氣息。然而是代人或代神表述，並非作者自我抒情，它更多地顯示了南楚文學傳統的痕跡。《離騷》一組，《九歌》一組，構成了屈原作品的基本風格。

屈原作品和神話有密切關係。許多虛幻的內容就是承襲神話發展而來的。屈原又是關注現實的詩人，作品裏反映了現實社會中的種種矛盾，尤以揭露楚國的黑暗政治最爲深刻。

屈原作品的風貌和《詩經》明顯不同。這與長江流域的民風和黃河流域的民風不同有關。當時，北方早已進入宗法社會，而楚地尚有氏族社會的遺風，民性強悍，思想活潑，不爲禮法所拘。所以，抒寫男女情思、志士愛國是如此直切，而使用的材料，又是如此豐富，什麼都可以奔入筆底。寫人神之戀，寫狂怪之士，寫遠古歷史傳說，寫與天神鬼怪遊觀，一切神都具有民間普通的人性，神也不過是超出常人的人而已。它們使作品顯得色澤豔麗，情思馥郁，氣勢奔放。這樣的作品，表現了與北方文學不同的特色。

從體制上看，屈原以前的詩歌，不管是《詩經》或南方民歌，大多是短篇，而屈原發展爲長篇鉅製。《離騷》一篇就有2 400多字。在表現手法上，屈原把賦、比、興巧妙地糅合成一體，大量運用“香草美人”的比興手法，把抽象的品德、意識和複雜的現實關係生動形象地表現出來。

在語言形式上，屈原作品突破了《詩經》以四字句爲主的格局，每句五、六、七、八、九字不等，也有三字、十字句的，句法參差錯落，靈活多變；句中句尾多用“兮”字，以及“之”“於”“乎”“夫”“而”等虛字，用來協調音節，造成起伏回宕、一唱三嘆的韻致。總之，他的作品從內容到形式都有巨大的創造性。

屈原作品，在楚人建立漢王朝定都關中後，便產生了更大的影響，“楚辭”的不斷傳習、發展，北方的文學逐漸楚化。新興的五、七言詩都和楚騷有關。漢代的賦作家無不受“楚辭”影響，漢以後“紹騷”之作，歷代都有，作者往往用屈原的詩句抒發自己胸中的塊壘，甚至用屈原的遭遇自喻，這是屈原文學的直接發展。此外，以屈原生平事蹟爲題材的詩、歌、詞、曲、戲劇、琴辭、大麴、話本等，繪畫藝術中如屈原像、《九歌圖》、《天問圖》等，也難以數計。所以魯迅稱屈原作品“逸響偉辭，卓絕一世”，“其影響於後來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漢文學史綱要》)。

(選自《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文學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年版)

(姜亮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