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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憶母校-西南聯大

汪曾祺1.51W

汪曾祺的母校是西南聯大。1939年,他從上海經香港、越南到雲南考大學,這一去就在昆明待了七年。汪曾祺數學一般,作文突出,喜歡畫畫,在中學屬於偏科學生,報考由清華、北大、南開合併而成的西南聯大,多少抱有一些碰運氣的心態。他當時想,一旦落榜,就再去考也在昆明的國立藝專,如此則後來的汪曾祺就應該是一個畫家而非作家了。

汪曾祺憶母校-西南聯大

汪曾祺的同學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不同地區,有一個河南的同學是從老家一步一步走來的,一個西康的同學是買了一頭驢一路騎過來的,可見戰時上大學,是何等的不易。汪曾祺說:大部分同學是來尋找真理和智慧的,他卻這樣自問自答:“我尋找什麼?尋找瀟灑。”

在那個時期,辦學條件非常艱苦。西南聯大的校舍很分散,有借用昆明原有的學校、房舍、祠堂,也有自建的新校舍,條件確實說不上好。汪曾祺讀的是中文系,住在新校舍。學生宿舍在新校舍的西邊,土牆草頂,汪曾祺說:“土牆上開了幾個方洞,方洞上豎了幾根不去皮的樹棍,便是窗戶。挨着土牆排了一列雙人木牀,一邊十張,一間宿舍可住四十人,桌椅是沒有的。兩個裝肥皂的大箱子,既是書桌,也是衣櫃。”和汪曾祺同睡一張牀的是一個歷史系的同學,雖說是上下鋪,但兩人幾乎等於不認識,汪曾祺說:“他是個很守規矩,很用功的人,每天按時作息。我是個夜貓子,每天在系圖書館看一夜書,即天亮纔回宿舍。等我回屋就寢時,他已經在校園樹下苦讀英文了。”

教學區也同樣簡陋。教室是土牆、塗上綠漆的鐵皮屋頂,汪曾祺說:“這些教室方向不同,大小不一,裏面放了一些一邊有一塊平板,可以在上面記筆記的木椅,都是本色,不漆油漆……這種椅子的好處是不固定,可以從這個教室到那個教室任意搬來搬去。吳宓先生講《紅樓夢》,一看下面有女生還站着,就放下手杖,到別的教室去搬椅子。於是一些男同學就也趕緊到別的教室去搬椅子。到寶姐姐、林妹妹都坐下了,吳先生纔開始講。”

像吳宓這樣提着手杖去上課的教授是極個別的一例。很多著名教授已不復清華北大時期的優雅,破衣爛衫者比比可見,汪曾祺提及一個例子:“有一個女生從南院(女生宿舍)到新校舍去,天已經黑了,路上沒有人,她聽到後面有梯裏突魯的腳步聲,以爲是壞人追了上來,很緊張,回頭一看,是化學教授曾昭掄。他穿了一雙空前(露着腳趾)絕後鞋(後跟爛了,提不起來,只能半趿着),因此發出此梯裏突魯的聲音。”即使窮到這個份兒上,聯大教授的授課質量卻沒打折扣,這從西南聯大培養出的`大量人才來看,便可爲證。汪曾祺回憶說:“聯大教授講課從來無人干涉,想講什麼就講什麼,想怎麼講就怎麼講。劉文典先生講了一年莊子,我只記住開頭一句:‘《莊子》嘿,我是不懂的嘍,也沒有人懂。’”他在一篇文章中細數幾個教授講課時的風采:“聞一多先生講楚辭,一開頭總是‘痛飲酒熟讀《離騷》,方稱名士’……他上課,抽菸。上他的課的學生,也抽。他講唐詩,不蹈襲前人一語。講晚唐詩和後期印象派的畫一起講,特別講到‘點畫派’。中國用比較文學的方法講唐詩的,聞先生當爲第一人。他講《古代神話與傳說》非常‘叫座’。上課時連工學院的同學都穿過昆明城,從拓東路趕來聽……還有一堂‘叫座’的課是羅庸先生講杜詩。羅先生上課,不帶片紙。不但杜詩能背寫在黑板上,連仇注都背出來。唐蘭先生講課是另一種風格。他是教古文字學的,有一年忽然開了一門‘詞選’……他講‘詞選’主要講《花間集》(他自己一度也填詞,極豔)。他講詞的方法是:不講。有時只是用無錫腔調念(實是吟唱)一遍:‘雙鬢隔香紅,玉釵頭上鳳。’——好!真好!”

汪曾祺自稱“是個吊兒郎當的學生”,他晚年回憶說:“我不好好上課,書倒真也讀了一些。中文系辦公室有一個小圖書館,通稱系圖書館。我和另外一兩個同學每天晚上到系圖書館看書。系辦公室的鑰匙就由我們拿着,隨時可以進去……有的同學看書是有目的有系統的。一個姓範的同學每天摘抄《太平御覽》。我則是從心所欲,隨便瞎看。我這種亂七八糟看書的習慣一直保持到現在。我覺得這個習慣挺好。”多數教授對他這樣的學生還算寬鬆,因而他能經常曠課而照常畢業。但朱自清對學生要求很嚴,三天兩頭考試,汪曾祺說:“我老是缺課,因此朱先生對我印象不佳。”教西洋通史的皮名舉一次佈置學生畫歷史地圖,對汪曾祺交上去的馬其頓地圖批了一行字:“閣下所繪地圖美術價值甚高,科學價值全無。”期末考試給了他37分。這樣一來,按照當時的章程,汪曾祺下個學期必須考到83分,湊成120分,兩學期平均,才能及格。下個學期考試時,汪拉了兩個歷史系的同學坐在他左右兩邊,左邊抄一道題,右邊抄一道題,最後得了85分。

汪曾祺晚年在一篇題爲《新校舍》的文章中寫道:“有一位曾在西南聯大任教的作家教授在美國講學。美國人問他,西南聯大八年,設備條件那樣差,教授、學生生活那樣苦,爲什麼能出那樣多的人才?——有一個專門研究聯大校史的美國教授以爲聯大八年,出的人才比北大、清華、南開三十年出的人才都多,爲什麼?這位作家回答了兩個字:自由。”

  (來源: 人民政協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