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遲子建的相關事情

遲子建的作品榮獲“魯迅文學獎”“冰心散文獎”“茅盾文學獎”等文學大獎，部分作品在英、法、日、意等國出版，是當代中國具有廣泛影響力的作家之一。

獲得茅盾文學獎的遲子建保持着一如既往的平和與寧靜｡接受採訪時,她的語速和音調沒有太大的起伏,她說自己對獲不獲獎沒有太大的期待｡

當被問到女性駕馭歷史題材有哪些長處和劣勢的時候,遲子建回答:“我寫作很少寫關於自己的內心的一些東西,我也從來不去刻意追求一部作品的厚重感｡對於一個作家來說,我很信奉的一點是,優秀的作家不能與現實生活割裂,否則他(她)的作品一定非常蒼白｡”

家庭

幸福止於丈夫車禍殞命

在大興安嶺中部一個叫塔河的縣城邊緣,有遲子建的一處居所,居所面對着一座山,窗下就是河｡雖然是縣城的邊緣,但那裏介於農村和鄉鎮之間,還保持着原始的自然狀態｡在2002年以前,遲子建過着單純的生活｡“那時候我寫完一篇小說,然後打印出來,到郵局寄掉｡用很原始的方式,覺得那樣也挺好｡更早的時候寫小說是用手寫,寫《僞滿洲國》用了6個很大的筆記本｡那時候剛結婚,生活安寧而幸福｡”

住在哈爾濱的遲子建經常會回到住在塔河的愛人身邊｡走的時候坐火車,她習慣帶着那些用來寫小說的大筆記本｡走之前要跑到複印社把寫下來的紙頁複印下來,備份一下｡如果途中丟掉了,幾十萬字就慘了｡當時她在寫《僞滿洲國》,筆記本上已經寫了30萬字｡遲子建回故鄉的時候,由於旅途漫長,有時拿着本子在火車上也可以隨便寫上幾筆｡很隨意很悠閒的狀態,就像她的生活｡

跟愛人在一起的感覺很好,兩年的婚姻生活給了遲子建安寧而幸福的感覺｡

然而,安寧和幸福如同秋天一棵樹上的兩片葉子,在2002年5月的黃昏被一陣大風吹去｡愛人因爲車禍而殞命｡遲子建的安寧和幸福生活在瞬間破裂｡

那是最艱難的一年,也是最傷痛的一年｡“我處理完愛人的喪事是大興安嶺的初春,樹已經開始綠了｡真是奇怪,每年春天來的時候,我看見大興安嶺,覺得森林的那種綠是美好的,可是那一年我覺得那種綠蒼翠得像眼淚,那些森林好像都被悲傷浸透了｡”

塔河的房子是遲子建和愛人的居所,這所房子對遲子建來說,無論是從個人情感還是從文學情感,都非常重要｡每年夏秋,遲子建會從哈爾濱回到那裏住上一段時間｡“每次回到那裏都有一種特別的感動｡覺得死去的人還活着,你跟曾經愛的人一起看過窗外的風景,而窗外的風景還活生生的,已故人的音容笑貌就在眼前浮現了｡這是一種挺疼痛又挺溫暖的感覺｡”

那時候,遲子建是用寫作來療傷的｡她飛快地用三個月的時間,寫了一部長篇小說｡其實不是爲了要寫什麼,只不過是不要回到現實生活裏｡“那時候我就告訴自己,有一種生活――我虛構的生活,它們是永恆的｡它們一直陪伴着我,在現實中和我在一起｡我覺得那個時候我的筆進入那個虛構的世界,我又跟老朋友爲伍了｡那裏有很多人在支援我,安慰我｡進入那個世界之後,我覺得自己獲得瞭解脫｡那時候我覺得回到寫作裏,就像一個滿懷憂鬱的人去看心理醫生｡”

故鄉

北極村永遠最迷人

現在遲子建一個人在哈爾濱生活,只有回到老家才能和家人在一起｡

每天的生活就是閱讀與寫作,到晚上的時候,精心給自己做點好吃的,晚餐喝一點紅酒,飯後散散步｡隔一段時間,遲子建會回到故鄉｡

遲子建在中國最北端的雪地裏長大,漠河､北極村､木頭房子､冰封的黑龍江､雪泥路上的馬車構成她的童年｡“六月,漠河的夏天,是中國唯一可以看到北極光的地方｡我小時候,那兒也就一百多戶人家,現在也不過三四百戶｡夏天晚上十一點的時候還可以在籃球場上打籃球｡太陽兩個小時以後又升起來,所以叫白夜｡等到冬天的時候,恰好相反,冬天黑夜漫長,下午三點多太陽就落山,第二天早晨八點多才升起來｡”

“那裏的小學生,在冬天到教室的第一節課要點蠟燭｡可是夏天,三點鐘天就大亮,還沒有睡醒陽光就把你照醒｡當世界都是黑暗的時候,故鄉的人吃完晚飯,沒有任何可以娛樂的事情,就坐在火爐旁邊,嗑着瓜子,喝着茶,聽大人們講故事｡全是鬼怪故事,講得我晚上都不敢起夜出去,害怕,覺得黑夜裏到處都有鬼在遊走｡”

2000年,遲子建去挪威訪問,在與挪威作家座談中她說:“當我很小在北極村生活的時候,我認定世界只有北極村那麼大｡當我成年以後見到更多的人和更絢麗的風景之後,我回過頭來一想,世界其實還是那麼大,它只是一個小小的北極村｡”遲子建說她17歲第一次坐上火車,走出森林,“不管走到哪裏,故鄉在我心裏,永遠是最迷人的風景｡”

2005年,遲子建以一位年過九旬､鄂溫克族最後一個酋長女人的自述,寫作長篇小說《額爾古納河右岸》｡這是繼長篇小說《樹下》､《僞滿洲國》､《越過雲層的晴朗》之後,她的第四部長篇小說｡《額爾古納河右岸》被稱爲一曲對弱小民族的輓歌,寫出了人類歷史進程的悲哀,其文學主題具有史詩品格和世界意義｡

遲子建是在故鄉寫作《額爾古納河右岸》的,書房的南窗正對着覆蓋着積雪的山巒,太陽一升起來,就會把雪光反射到南窗下的書桌前｡她在寫作疲勞時,擡眼即可望見山巒的形影｡方桌上擺着一臺電腦,還有她愛人生前最喜歡的一盆花｡

小說完稿的時候,是愛人三週年的忌日｡“那天晚上,我在姐姐和弟弟的`陪同下來到十字路口,遙遙地靜穆地祭奠着愛人｡被焚燒的紙錢在暗夜中發出跳躍的火光,就像我那一刻顫抖的心｡”

旅行

走出去看清中國文學

對小說家的職業,遲子建說:“小說家不像演員,在舞臺上一亮相,就會獲得滿堂喝彩｡我覺得小說家很像一個修行的人,雖然穿行在繁華世界裏,但是內心會有那種在深山古剎的清寂感｡修習好了心性,不管世態多麼炎涼,你都會安之若素｡”

2005年,遲子建和劉恆應邀到美國愛荷華國際寫作中心做駐會作家｡

愛荷華國際寫作中心的每個作家都帶着所來國度的印跡｡“因爲生活背景不一樣,生存環境不一樣,國家體制不一樣,社會形態不一樣,作家的氣質和作品的風貌也不一樣｡在那樣的環境中更容易看清中國文學和中文作家的處境｡”遲子建說｡愛荷華國際寫作中心的創建人聶華苓很喜歡遲子建,她們常常在一起喝酒談天,常常因爲某個有趣的話題一起大笑｡

真正讓遲子建動心的是旅行｡每天做的最愜意的事情就是睡個懶覺,起牀步行去美術館,去公園｡在芝加哥的時候,她每天都要去密歇根湖邊｡“有一天正趕上芝加哥的第一場雪,我來到密歇根湖畔,湖畔人很少,雪花落在湖面上,蒼蒼茫茫的,那種廣闊而蒼涼的感覺讓我很感動｡”

與美國相比,俄羅斯是遲子建更爲心儀的國家｡“他們有真正偉大的作家,艾特瑪托夫､屠格涅夫､阿斯塔菲耶夫､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訶夫､索爾仁尼琴､帕斯捷爾納克……能數出一大串｡俄羅斯作家身上有一種大氣,可能是因爲國土遼闊,民族衆多,山川河流的精氣都注入到俄羅斯作家的精神裏｡他們身上還有很寶貴的品質,在我們這個時代已經越來越缺乏的品質,就是他們的憂患意識,他們對強權和不義的反抗精神和獨立意志｡很多作家爲了個人的信念,不惜被流放､監禁,這些對他們來說都可以忍受,甚至都可以接受,我覺得作家的這種氣魄､信念和勇氣是了不起的｡”

多年來,遲子建的文學行去過很多國家,走出去的收穫就是更清楚地看見了自己,看清楚了中國文學｡“我在別人的國家走過,覺得自己就是過客｡有的人就是願意在外面不停地走,他(她)會因爲不斷地行走覺得很舒服,覺得心裏得到一種解放｡我不｡如果在外面陌生的地方不停地走,我會有一種漂泊感,我特別想安靜下來,坐在一個角落,一個我熟悉的角落,生活､寫作､讀書｡那是我安寧和幸福的時刻｡”遲子建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