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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二日》唐詩賞析

唐詩1.1W

【原文】

《二月二日》唐詩賞析

二月二日

作者:唐·李商隱

二月二日江上行,東風日暖聞吹笙。

花須柳眼各無賴,紫蝶黃蜂俱有情。

萬里憶歸元亮井,三年從事亞夫營。

新灘莫悟遊人意,更作風檐夜雨聲。

【繁體對照】

【二月二日】李商隱

二月二日江上行,東風日暖聞吹笙。

花須柳眼各無賴,紫蝶黃蜂俱有情。

萬裏憶歸元亮井,三年從事亞夫營。

新灘莫悟遊人意,更作風檐夜雨聲。

【註釋】

①據《全蜀藝文志》,成都以二月二日爲踏青節,梓州風俗當亦相近。詩作於大中七年二月梓州幕。

②花須:花的雄蕊。柳眼:早春初生的柳葉。無賴:有意逗惱人。

③元亮井:指故園。陶潛字元亮,其《歸園田居》雲:“井竈有遺處,桑竹殘朽株。”

④從事:指爲幕僚。亞夫營:借指柳仲郢軍幕。《漢書,周亞夫傳》載亞夫爲將軍,屯軍細柳,軍紀嚴明,世稱柳營。

⑤全詩校:“灘,一作春;悟,一作訝;夜雨,一作雨夜。”

【賞析】

公元851年(大中五年)秋,李商隱的妻子王氏亡故。爲了謀生,他不得不應東川節度使柳仲郢之闢,入幕任節度書記,於同年十月撇下幼女稚子,隻身遠赴梓州(州治在今四川三臺),開始了他一生中最後也是時間最長的一次幕府生涯。此詩應作於公元854年,即詩人在抑幕的第三年。

蜀中風俗,二月二日爲踏青節。詩的首句“二月二日江上行”,點明踏青節江上春遊。次句“東風日暖聞吹笙”,寫江行遊春的最初感覺和印象。和煦的東風,溫暖的旭日,都散發着融和的春意,就是那笙聲,也似乎帶着春回大地的暖意。笙簧畏潮溼,天寒吹久則聲澀不揚,須以微火香料暖笙。東風日暖,笙自然也簧暖而聲清了。“聞吹笙”和“東風日暖”分別從聽覺和感覺寫出了踏青江行的感受——到處是暖洋洋的春意。

頷聯“花須柳眼各無賴,紫蝶黃蜂俱有情。”寫江上春色。如果說首聯還是描寫剛接觸外界事物時一種自然的感受,這一聯則是有意尋春、賞春了。花、柳、蜂、蝶,都是春天最常見的事物,是春天生命與活力的標誌,紅(花)、綠(柳)、黃、紫,更寫出了春天絢爛色彩。但這一聯不僅抒寫詩人對美麗春色的流連陶醉,而且委婉透露出因美好春色而觸動的傷感。“無賴”即“無心”,與“有情”相對。花、柳是沒有人的感覺和感情的事物,它只按自然規律行事,春天來了,便吐蕊、長葉,在東風旭日中顯示出生命的活力,散發着春天的氣息,而不顧人的悲歡哀樂,故源“無賴”。蜂、蝶是有生命的動物,春到人間,穿花繞柳,翩翩飛舞,像是滿懷喜悅宣告着春天的來臨,故說“有情”。然而,不管是無心的花柳,還是有情的蜂蝶,它們作爲春色的標誌,生命活力的象徵,又都和失去了生命春天的詩人形成鮮明對照。“無賴者自無賴,有情者自有情,於我總無與也”(姚培謙《李義山詩箋註》),其實還不止是“無與”,而且是一種刺激。細味“各”字、“俱”字,不難發覺其中透露出的隱痛。詩人寫江間春色,寫物遂其情,正是爲了要反襯出自己的沉淪身世與悽苦心境。何焯說:“前半逼出憶歸,如此濃至,卻使人不覺”。這“不覺”正是詩的蘊藉處。

頸聯“萬里憶歸元亮井,三年從事亞夫營。”轉寫長期寄幕思歸。元亮井,用陶潛(字元亮)《歸園田居》:“井竈有遺處,桑竹殘朽株”;亞夫營,用周亞夫屯兵細柳營事,暗寓幕主的柳姓。雖用典,卻像隨手拈來,信口道出。他曾說自己“無文通半頃之田,乏元亮數間之屋”,可見詩人連歸隱躬耕的起碼物質條件也沒有。“萬里”、“三年”,表面上是寫空間的懸隔,時間的漫長,實際上正是抒寫欲歸不能的苦悶和無奈。對照着“三年已制思鄉淚,更入新年恐不禁”(《寫意》)、“三年苦霧巴江水,不爲離人照屋樑”(《初起》)等詩句,不難感到“三年從事亞夫營”之中所蘊含的'羈泊天涯的痛苦。

末聯“新灘莫悟遊人意,更作風檐夜雨聲”。寫新灘流水在羈愁者耳中引起的特殊感受。春江水漲,新灘流水在一般遊春者聽來,自然是歡暢悅耳的春之歌;但在思歸不得的天涯羈旅者耳中,卻像是午夜檐間風雨的淒涼之聲,不斷撩動着自己的羈愁,所以發出“新灘莫悟遊人意”的嗟嘆。本是聽者主觀感情作怪,卻說“新灘莫悟”,曲折有致。馮浩說:“悟字入微。我方藉此遣恨,乃新灘莫悟,而更作風雨悽其之態,以動我愁,真令人驅愁無地矣。”可謂深得其旨。李商隱許多抒寫身世之悲的詩篇,往往以深沉凝重的筆調,綺麗精工的語言,着意渲染出一種迷濛悲悽的環境氣氛。這首詩卻以樂境寫哀思,以美麗的春色反襯自己悽苦的身世,以輕快流走的筆調抒發抑塞不舒的情懷,以清空如話的語言表現宛轉曲折的情思,具有相輔相成對立統一的藝術效果。

【作者介紹】

李商隱(約812年或813年~約858年),漢族,字義山,號玉溪生,又號樊南生、樊南子,晚唐著名詩人。他祖籍懷州河內(今河南沁陽市),祖輩遷至滎陽(今河南鄭州)。擅長駢文寫作,詩作文學價值也很高,他和杜牧合稱“小李杜”,與溫庭筠合稱爲“溫李”,因詩文與同時期的段成式、溫庭筠風格相近,且三人都在家族裏排行第十六,故並稱爲“三十六體”。其詩構思新奇,風格濃麗,尤其是一些愛情詩寫得纏綿悱惻,爲人傳誦。但過於隱晦迷離,難於索解,至有“詩家總愛西昆好,獨恨無人作鄭箋”之說。因處於牛李黨爭的夾縫之中,一生很不得志。死後葬於家鄉沁陽(今沁陽與博愛縣交界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