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敏獻的唐詩研究

陶敏，唐詩研究學者，湖南科技大學人文學院教授。生於1938年12月14日，逝於2013年1月17日，享年75歲。

晚起開啟手機，看到陶敏教授來電的未接顯示，馬上撥回去，接聽的是他的女兒陶紅雨：“爸爸在今天早晨７點５５分去世了。”真的很意外，很悲痛。雖然知道他患肺癌已經多次化療，好像已經趨於穩定，他也始終堅持體育鍛煉。前年8月在北京寬溝開海峽兩岸唐代文學會議，晚上去打保齡球，他每局都能達到150分左右。去年9月我與他一起資助的鳳凰女孩來上海，在外灘與他通話，他在營口親戚家度暑，中氣充沛，顯得很健康，怎麼說走就走了。我馬上與他的助手李德輝教授聯繫，才知道他在1月5日因病情惡化，住進湘潭市中心醫院，僅隔十多天就離開了人世。此前兩天還讓

我認識陶敏頗富戲劇性。1986年4月，在洛陽參加中國唐代文學學會第三屆年會。會長程千帆教授特別獎掖年輕人，天剛亮就敲我房間的門，誇獎我剛發表的《杜詩早期流傳考》將他早年作《杜詩僞書考》沒解決的問題說清了。我大感惶恐，當晚就到他房間請教，恰好他送客出門。坐定，程先生說剛走的客人是湖南的陶敏，這次僅能列席會議，但他對唐代文獻全面而細緻的理解，今後一定可以有大成就。就這樣，我與陶敏擦身而過。回去後看到上海古籍《中華文史論叢》剛發表他的《陳陶考》，從晚唐到宋人典籍記載中揭出唐詩人有兩個陳陶，一位生活在唐宣宗前後，與晚唐諸多詩人有交往，另一位是南唐時期洪州的修道者，也能詩，但作品不多。舉證的豐備，考訂的堅確，驗證了程先生識人的眼光。

與陶敏認識且有過往，應該是在兩年後了。我那時做全唐詩文的輯補，他則做《全唐詩》所見人名的辨析和詩人生平的考釋，對一代詩文有共同的興趣，和不同立場的詮解，因而有較密切的交往。九十年代前中期，有兩件事使我們的學術合作很密切。一是《全唐五代詩》的編纂，與一羣學者合作希望完成聞一多、李嘉言等前輩重定唐詩文字的遺願，幾年間開了許多次會。二是《唐才子傳校箋》的補正。元代辛文房著《唐才子傳》十卷，記錄了約400位唐詩人的生平，原書在日本發現後，日本學者有較簡明的校注。傅璇琮先生時任中華書局總編，覺得這本書影響很大，但許多記載都是二三手材料，應該作全面詳盡的校箋，以期全面揭示唐代重要詩人的生命歷程。傅先生從1983年開始約集全國著名唐詩學者分擔此一責任，持續十年，到1993年出齊四厚冊約150萬字，是那時唐詩人生平研究最重要的'結撰。陶敏與我認識傅先生稍晚，當時沒有參與，書出後傅先生希望給以具體的批評，陶敏很認真，逐條批覈，歷時兩月，居然寫出了15萬字。傅先生是坦蕩的學者，對陶的意見極其珍視，但稍顯尷尬的是15萬字附在原書後太多，單出一冊又太少，於是與我商量，囑我也將所見寫出。我爲做全唐詩文校補，那時幾乎翻遍了四部羣書和新出文獻，因此補充了許多原校箋未及的史料，居然也寫到15萬字。兩部分書稿由我拼貼定稿，因此而體會到陶敏在精讀唐代詩文所涉人、事、時、地等細節時，努力追求還原唐詩人生平的可貴努力。這本補正作爲《校箋》第五冊出版後，獲得不少肯定，北京學者曹汛曾有陶主內證而陳重外證的評價。

最近二十年，陶敏著作如井噴般連續出版，論文超過百篇，學術著作則有《全唐詩人名考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8月，1998年獲第二屆普通高等學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獎二等獎），前書增訂爲《全唐詩人名匯考》（遼海出版社2006年11月，2007年獲第一屆中國出版政府獎圖書獎提名獎），《唐五代文學編年史》初盛唐卷、中唐卷（分別與傅璇琮、李一飛合作，遼海出版社1998年12月，1999年獲國家圖書獎），《唐代文史考論》（與鬱賢皓合作，臺灣中華髮展基金管理委員會、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9年6月），《隋唐五代文學史料學》（與李一飛合作，中華書局2001年12月），《唐代文學與文獻論集》（中華書局2010年4月）、《全唐詩作者小傳補正》（遼海出版社2010年2月）。古籍整理著作則有《元和姓纂附四校記》（與鬱賢皓合作，中華書局1994年5月），《韋應物集校注》（與王友勝合作，上海古籍出版社12月），《沈佺期宋之問集校注》（與易淑瓊合作，中華書局2001年11月），《劉禹錫全集編年校注》（與陶紅雨合作，嶽麓書社2003年11月）。已經完成等待出版的著作有他主編並主要執筆的《全唐五代筆記》，已撰寫過半的著作有《元和姓纂新校新證》等。總字數超過一千萬字，內容則幾乎覆蓋了唐代文學各領域的所有作家作品，無論數量或質量，都達到國內一流。

?陶敏1938年12月出生於湖南省長沙縣東鄉沙坪茶子山，1955年在長沙市第三中學（原明德中學）高中畢業後，考入武漢大學中文系，1957年在《作品》上發表第一篇論文《抒情詩中的我》（筆名既白）。1958年初被口頭宣佈爲右派分子，開除團籍，安排到學校修膳組勞動。1959年分配到在大連的遼寧師範學院農場勞動。他老實說明自己是右派，但到次年要摘帽時，才發現檔案裏並沒有結論，於是組織外調，戴帽及摘帽儀式一併完成。1961年，調到四平市的省農業機械廠（後改名四平收割機廠），歷時十八年，先後做過工人、農民和小學教員。直到1978年，方調到湘潭師專外文科，任外國文學及現代漢語教師。1983年，到中文系古典文學教研室，開始專業教學與研究。他大學後荒廢了二十多年，四十五歲始進入專業隊伍，雖然年長我十四歲，似乎學術出道時間差不多，他爲人又隨和，不擺大前輩的架子，我對他一直隨意稱呼。

近代以來，唐代文史研究最有成就的學者首推陳寅恪和岑仲勉，兩人都曾任教於中山大學歷史系，都很推崇司馬光《資治通鑑》，但在學術取向方面則有很大不同。陳寅恪秉承家學，又曾長期遊學歐洲，他更關注從宏觀上揭示中古文化的特點以及民族、宗教、制度、家族等因素的交互影響。岑仲勉則試圖在校訂全部唐代文獻的基礎上，去僞存真，還原歷史、文學的全部細節和真相，包括紛繁複雜的人事糾葛中的歷史演進。兩人在學術細節上雖然有許多分歧，但都以闊大的氣象和探索的勇氣，爲後學開啓了無數學術法門。在最近三十多年國內唐代文學的諸多研究學派中，從傅璇琮、陶敏到我，都屬於立足唐代本身研究，試圖在詩人的生活道路、詩人的寫作過程、詩歌的寫作本事和具體寓意等方面，儘可能完整地揭示真相，還原事實。就此點來說，更多承襲岑仲勉的工作。因爲這樣，我對陶敏的上述著作及其達到的成就，有很切身的體會。他在迴歸學術之初，主要做劉禹錫詩歌的箋釋解讀，與一般唐詩研究者路數差別不大。但達到一定深度，他就發現，在劉禹錫一生交遊的諸多人物中，有的正史有傳，生平線索大體清楚，更多的則史籍中僅留下片爪只鱗，要理清很不容易。從宋代以來無數唐詩的研究者和愛好者，大多根據傳說事蹟和常見詩歌，誦讀並理解唐詩，體會其從遣詞命意到興象謀篇的成就，加以模仿寫作，很少作客觀科學的探究。現代學術的起點，首先必須是文獻準確，事實清楚，然後再予以研究。唐詩雖然已經有逾千年的研究史，但還是缺漏錯訛極其嚴重，而且所涉史事極其紛繁，詮讀更爲不易。陶敏的工作大體以岑仲勉爲起點，以清理岑氏的遺著《元和姓纂四校記》爲基礎。唐代也如現代社會一樣，由無數家族和各層官員，以及不同地位的仕庶人等組成，史書僅能記載很少高層士人。《元和姓纂》是林寶爲朝廷加封授爵而編成的士族譜，如同無數枝條的大樹般記錄了唐人的世系家牒。前舉岑著則是其一生最偉大的著作，幾乎將該書所載數以千計的人物履歷弄清楚了。陶敏以此掌握全部唐代人事關係的譜圖，加上他對唐代存世文獻的深細理解和對新見文獻的及時掌握，他的學術研究在多個層面展開。

《全唐詩人名考證》及其增訂本《全唐詩人名匯考》，是陶敏最重要的學術著作，後者多達120萬字，爲五萬多首唐詩詩題、詩序、詩篇中所見唐代人名逐一作了解釋。比如最常見唐詩中《夏日南亭懷辛大》、《戲作花卿歌》、《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等詩中，與詩人有關者爲誰，書中逐一給以說明。這些看似簡單的工作，不涉獵極其廣泛的文獻，沒有超強的記憶和敏銳的感悟，很難完成。這裏摘錄陶敏文章中提到一段與我有關的往事：“記得1990年在西安參加編纂《全唐五代詩》的籌備會，和陳尚君住在一間房裏，他從書店買回了幾本《文博》，隨手一翻，發現其中提到西安出土的天寶十四年《唐故殿中省進馬宋應墓誌銘》，猛然想起王維集中有一首《宋進馬哀辭》，兩相對照，宋進馬果然就是宋應，真是‘得來全不費功夫’，我和尚君不禁相對撫掌大笑。如果平時腦袋裏不是裝滿了各種各樣問題的話，這條資料就會失之交臂了。”全書無數人名的澄清，就是這樣逐一積累起來的。而這些問題的解決，也爲他考辨作品歸屬，考索詩人事蹟，提供了無數線索。

《唐代文學與文獻論集》收錄陶敏三十年間重要論文七十多篇，內容涉及輯佚、年譜、書評、專書研究等多種類型，最具學術價值的是一組唐詩甄別辨僞的論文。如《晚唐詩人周繇及其作品考辨》認爲《全唐詩》周繇下所收大中間在襄陽與段成式、溫庭筠等唱和詩，是另一位作者元繇的詩歌，從《唐詩紀事》開始就弄錯了，祇有洪邁《萬首唐人絕句》下儲存了一處元繇的署名。在理清周、元二人的生平軌跡後，確認這組詩與周繇無關。再如《全唐詩·牟融集證僞》一篇，指出牟融其人明中葉以前無聞，從朱警《唐百家詩》開始出現，其中記載的唐代著名人物居然橫跨了幾個時代，而另一批人物則屬明代著名人物，再從地理、典故等加以佐證，確認此集爲明人僞造。另如考證同時與白居易、劉禹錫來往酬唱的有兩位盧貞，考證李白送賀知章詩爲僞作，考證《大唐新語》之不僞和《龍城錄》的必僞，也都堪爲定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