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詩經》戰爭詩的幾個問題探討

以戰爭爲題材的戰爭詩是《詩經》中的重要一類，[1]同時也是《詩經》中藝術成就最高的詩歌類別之一。戰爭詩的種種特點歸根結底來源於戰爭的特殊性。與人類社會中的種種其它事物相比，殘酷的戰爭確實是異乎尋常，令人驚駭，有的政治家因而稱之爲“怪物”。[2]與愛情詩所寫的愛情，祭祀詩所寫的祭祀，農事詩所寫的農事，宴飲詩所寫的宴飲等諸事物相比，戰爭詩所寫的戰爭顯然要複雜得多。不管那些詩歌的內容如何豐富和深刻，其性質畢竟顯得集中而單純，而戰爭詩則完全不同，它的性質複雜，內容宏富而涉及面廣：不僅涉及到政治、軍事、經濟，而且涉及到思想、道德、民族關係、階級關係乃至家庭關係。就人來講，上至天子、諸侯、下至庶民、士卒，可以說，整個社會都卷人了戰爭驚濤駭浪，沒有哪個階層能夠逃避開——哪類詩歌能像戰爭詩那樣地面對整個民族和社會呢?由此不難看出，戰爭詩的特殊性和重要價值。

本文擬從詩歌形象塑造的特點，思想傾向性和藝術風格等幾個方面進行探討，力爭對戰爭詩有一些新的認識。

一、戰爭詩形象塑造的特點

戰爭詩的抒情主人公都是各次戰爭的出征者，即周王朝軍隊中各階層人物的形象。這些出征者按身份和地位可以分成以下四類：一是《采薇》中的下層士卒;一是《出車》中的普通將士;一是《六月》、《采芑》、《江漢》中的最高統帥，如尹吉甫、方叔、召虎;一是《常武》中的周天子即周宣王。這四類人從上而下地涵概了周王朝軍隊的整體，具有廣泛的代表性和典型意義。戰爭詩準確而巧妙地塑造了他們的形象，反映出他們不同的面貌和內心情懷。其方法除了透過細節描繪和環境氣氛渲染之外，還有以下特點值得注意：

一般說來，詩歌抒發感情，塑造形象，總是從作者的角度出發交代背景，攝取外物，構成詩歌形象而成。這樣寫出的作品都具有大致相同的內容和結構，而且詩歌形象也具有某些相同的特徵。《詩經》戰爭詩則不然，它們雖然有着相同的背景和題材，彼此之間的差異卻很大。這是因爲它們不是從作者的視角出發去觀察環境，交代背景，塑造形象，而是作者隱藏起來，由抒情主人公自己去觀察、感受和體驗。同時作爲一個能動的人，又由他自己去幹預客觀環境，影響事變的進程，最後在主客觀統一中完成形象的塑造。顯然，像這樣從抒情主人公的視角出發而最終形成的詩歌作品，是一個帶有濃重“主觀”色彩的藝術世界。這就是說，同一場戰爭，同一個戰爭進程，由於抒情主人公及其所見所聞和對客觀世界影響的不同，最終形成的詩篇也有很大的不同。

《六月》從朝廷重臣和全軍統帥的角度來寫，自然是站在高處總觀全局。寫形勢抓住總體特點：“玁狁孔熾，我是用急”;寫出徵突出重任在肩：“王曰出征，以匡王國”;寫進程反映全局變化：從敵人人侵一直寫到“薄伐玁狁，至於太原”，即趕走敵人，轉敗爲勝，再現了戰爭的完整過程。詩歌攝取外物人詩，一無例外地帶有全軍統帥的“主觀”特徵。

《常武》寫周天子宣王親自出徵，從全國最高統治者的視角去寫，由於視角的轉換和涉及面的不同，情況則完全不同：詩歌從命將班師寫起，自有帝王赫赫氣象，爲一般將士所不能爲。以下寫整修裝備、警戒動員和提出出征目標，表現出師有名。接着才寫戰爭開始，王師進軍，征服徐方，凱旋迴朝。其中寫王師極有氣勢，表現出所向無敵的巨大威力;另外，把武力征伐徐淮說成是“惠此南國”，顯示王師是宣揚文德的仁義之師。這樣就不僅從武事威爲上，而且從道義上表現出王師的特徵。天子作爲一國的象徵，勢必給他的武裝力量佩上神聖的光環。而這正是以全軍統帥爲抒情主人公的《六月》所不具備的。

《出車》寫跟隨南仲出征玁狁的一般將士，情況與此全異：他雖知“王事多艱”，形勢危急，但卻沒有“以匡王國”的能力，而只能“憂心悄悄”，奉上司之命“城彼朔方”。從他的視角來寫戰爭，則只有局部，而不可能有全局。

《采薇》從下層士卒的視角寫凱旋而歸則又另有特點。作爲一個下層士卒，他的使命主要是奉命殺敵，詩中很少寫總體形勢和變化過程，主要是表現他對侵略者的仇恨和對統治者的幽怨以及對於自己不幸遭遇的不平，特別突出的是“載飢載渴”的苦難和“莫知我艱”的孤獨。其所見所聞和影響之所及，既不同於《常武》中的天子，《六月》中的統帥，也不同於《出車》中的將士，而是具有他所屬階層固有特點的另一個獨特的世界。

可以看出，戰爭詩從不同抒情主人公的視角寫戰爭，其結果，同一背景下的同一場戰爭在作品中卻大不相同：或有天子氣象，或有全局特徵，或專注於一隅，或集中於個人——不同的抒情主人公分別創造了與他相應的不同世界。既然圍繞着每個抒情主人公的世界各不相同，我們當然也就可以以它爲中介去認識其中的主人。“人只有以社會生活爲中介才能發現他自己，才能意識到他的個體性。”[3]戰爭詩正是根據人與其周圍世界的因果關係，透過這個“中介”即圍繞人的特定的世界來“發現”抒情主人公，並表現他的“個體性”——他在社會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及其內心世界，從而巧妙地塑造出不同出征者的藝術形象。

其次，戰爭詩形象塑造的另一個特點是着力於揭示人物的內心世界。詩歌把握人物的.內心世界比把握其外在特徵更爲困難，但是戰爭詩卻輕鬆而巧妙地抓住它，並將它準確而傳神地展示在我們面前。

《采薇》、《出車》、《六月》、《江漢》、《常武》等五篇詩歌都是寫戰爭取得勝利，凱旋而歸，事件雖相同，但是詩人從具體人物的具體境況出發，真實地再現了戰爭勝利帶給人們的不同感受和反應。

《江漢》寫召虎征伐淮夷勝利而歸，受到宣王的冊命和賞賜;《常武》寫宣王命卿士南仲和皇父征伐徐國勝利而歸，頌揚天子和王師的輝煌功勳。詩篇描述他們建功立業的雄心壯志和宏偉抱負，字裏行間充滿了歡樂和自豪，逼真地傳達了這些王公貴族的心聲。在周代社會裏，周天子就是國家，國家就是周天子，所以，王師出征取得勝利，其實就是以周天子爲首的王公貴族的個人的勝利，是他們個人功業的體現。戰爭的勝利意味着他們官位的升遷和福祿的增加，因而他們的喜悅和歡樂是由衷的。《六月》寫尹吉甫伐玁狁勝利後大宴臣僚就充分透露了這種心理。

《采薇》同樣是寫征伐玁狁取得勝利，其抒情主人公的心境卻完全是另一個天地。打敗了敵人，甚至是“一月三捷”，但是，勝利不但沒有帶給他歡樂和喜悅，反而是“豈敢定居”和“憂心烈烈，載飢載渴”，充滿了悲哀和愁悵。這與《六月》所寫的大宴臣僚慶功相比，是多麼鮮明的對照!如果說王師軍事上的勝利意味着王公貴族事業的成功，那麼，對於這個普通的下層士卒而言，勝利的果實卻充滿了苦澀：“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艱。”戰爭給他帶來的損失比他從勝利中所得到的要大得多。

《出車》中的抒情主人公的心境既不同於《江漢》、《常武》和《六月》，也不同於《采薇》，而另是一番情景：勝利對這位跟隨南仲出征的將士來說，既沒有王公貴族獲得巨大成功的由衷喜悅，也沒有下層士卒“載飢載渴”的深沉悲愁。他的內心悲喜交加，充滿了矛盾：“豈不懷歸，畏此簡書”，既思家欲歸，又畏懼而顧慮;“王事多難，維其棘矣”，“憂心悄悄，僕伕況瘁”，既憂慮王事“多難”，又擔心個人的前途，爲個人的遭遇而愁苦。相對而言，他的內心情懷要比《江漢》、《采薇》中的抒情主人公複雜得多。

可以看出，《詩經》戰爭詩揭示人物的內心情懷，不是作抽象的描述，而是結合具體境遇進行，所以，表現看來似乎與內心情懷無關，實際上恰恰正是在寫內心情懷。這種透過“心外”反映“心內”的更深一層的寫法，使詩歌更加含蓄，更加隱微，因而也更加耐人尋味。

二、戰爭詩的思想傾向

由於“戰爭是迫使敵人服從我們意志的一種暴力行爲”，[4]同時，它又是一種政治行爲，“總是在某種政治形勢下產生的，而且只能是某種政治動機引起的。”[5]因此，戰爭必然是敵對雙方的生死較量，直接關係到國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關係到階級、階層乃至個人的前途、命運和切身利益;對戰爭的觀點和認識，總是直接而鮮明地反映着某個階級、階層、集團和個人的意志和要求。正是因爲如此，所以，作爲文學作品固有特徵的主觀傾向性，在戰爭詩中表現得也就更加強烈而鮮明。強烈而鮮明的思想傾向正是《詩經》戰爭詩的重要思想特徵之一，具體表現如下：

首先，戰爭詩的思想傾向表現在極力宣揚周天子至上，維護周王朝的絕對權威方面。

從某種意義上說，周王朝的對外戰爭無論是主動的還是被迫的，其目的都是要加強周天子的統治，樹立和維護他的絕對權威，因此，說反映這種戰爭的戰爭詩都是這種傾向的產物也並非誇張。且不說那充斥了各篇(特別是《江漢》和《常武》)中的對周天子的歌功頌德之詞，也不說對王師勝利所作的過度渲染，單單是那時時處處以天子和王朝爲中心的思想就足以說明這一點：《江漢》中將士們追求的是“王國庶定”，爲的是“王心載寧”，戰爭勝利，首先要“告成於王”。《常武》中天子出征，是“王命卿士”，“王謂尹氏”;班師回朝，是“王曰還歸”;打敗徐方，是“天子之功”。同樣，在《六月》中則是“王於出征，以匡王國”，“共武之服，以定王國”。在《出車》中則是“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天子命我，城彼朔方”。可以看出，戰爭中的一切，無論是出征、駐防，還是戰鬥，還歸，從不說聽命於將，而是一切聽命於王。其實指揮士卒的是將，而不是王，但卻偏說聽命於王，其目的十分明顯，就是要樹立一切以天子爲中心，一切是天子至上的觀念，以維護周天子和周王朝的絕對權威。

出於同樣的目的，戰爭詩還極力宣揚文德思想，所謂“矢其文德，洽此四國”，(《江漢》)就是在武力威懾和征服的基礎上，以禮樂教化征服人心，並以此來處理各諸侯國以及它們與周王朝之間的關係。周王朝統治者認爲，這是最高的理想的政治境界。所以，戰爭詩宣揚文德思想，就是要樹立充滿仁愛精神的聖明的周天子的形象。一方面在行動上是武力征服，另一方面在思想上是文德仁愛，這相互矛盾的兩個方面，正是周王朝統治思想在戰爭詩中的體現。

其次，戰爭詩的思想傾向性還表現在描寫重點的分佈上，即在描寫上是以我爲主，而以敵人作爲陪襯。

戰爭是敵對雙方之間的事，所以反映戰爭往往是雙方兼顧。有些民族的戰爭詩儘管也具有明顯的傾向性，但對雙方都加以具體的描寫，即不但描寫自己一方，同時也描寫敵對一方，雙方的形象都具體而鮮明。當然，描寫敵人歸根到底還是爲了更好地表現自己。不過，不管怎麼說，敵人總有自己的形象。《詩經》戰爭詩則不然，它只是重點描寫自己，以濃墨重彩塑造自己的形象，而對敵人一方則輕輕帶過，從不作具體描寫。通觀幾篇戰爭詩，可以說比較完整地展示了王師中各個階層的形象：上至周天子，中有統帥和一般將士，下至普通士卒。此外，兼及統帥的僚友、將士的妻子、乃至徵人、僕伕等等，都有程度不同的直接的正面描寫。所以，在一定的意義上可以說戰爭詩乃是王師各階層的羣像圖。詩中當然也有敵人，但只有其名，而無形象，並且是在以下幾種情況下才有敵人出現：一是表現敵人的囂張氣焰和造成的危害，“玁狁孔熾，我是用急”，(《六月》)“靡室靡家，玁狁之故。”(《采薇》)一是表現敵人失敗的結局，“赫赫南仲，玁狁於夷”，(《出車》)“方叔率止，執訊獲醜……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采芑》)》一是作爲陪襯，用以襯托王師的強大威力，“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常武》)可以看出，戰爭詩中的敵人既無外在形象，也無內在精神，連是兵是將也不知道;至於如何囂張，怎樣爲害，更是不甚了了。這種只描寫自己，不描寫敵人的表現方式，主要是出於對敵人的蔑視和鄙夷。在周人看來，玁狁、徐淮、荊蠻根本不能與自己相提並論：周王朝是天子之國，而敵人不過是四邊的戎狄、蠻、夷，如果正面寫他們，則有損於自己的尊嚴。這種明顯帶有民族偏見的思想傾向，在對敵人上表現得更爲強烈。

最後，戰爭詩的思想傾向還表現在描寫王師的軍容、氣勢充滿了必勝的信念。

《采芑》寫方叔奉命征伐荊蠻，出征極有氣魄：“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軝錯衡，八鶯地搶。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蔥珩……徵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振闐闐”。透過士卒衆多，裝備精良，軍紀威嚴以及鼓樂喧天等極力表現王師軍容強盛和氣魄宏大，使人強烈感到這是一支不可戰勝的隊伍。全詩雖沒寫具體戰鬥便寫大獲全勝，仍然令人信服，就是因爲從氣勢上完全壓倒了敵人：“全在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故不戰而已屈人之師。”(方玉潤《詩經原始》)只有對自己的力量充滿信心，對敵人極端蔑視纔會採取這種直接寫勝利的方法。

《常武》寫王師勝利進軍，一連用了六個比喻，更是把王師的神武氣概和巨大威力表現得淋漓盡致：

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徵徐國。朱熹《詩集傳》雲：“如飛如翰，疾也;如江如漢，衆也;如山，不可動也;如川，不可御也;緜緜，不可絕也;翼翼，不可亂也;不測，不可知也;不克，不可勝也。”詩歌從各個不同角度多側面地表現王師的強大陣容和一往無前的宏偉氣勢，從而肯定征討徐國必然取勝。

三、戰爭詩的藝術風格

由於戰爭詩所寫戰爭地區和具體狀況的不同，由於出征者的身份，地位以及由此決定的抒情主人公的不同，不同戰爭詩的內容存在着巨大差異，相應地詩歌的藝術風格也各放異彩，交相輝映，總體看來，可謂絢麗多姿，不拘一格。詩歌藝術風格的多樣化及其與內容、形式之間的高度統一，是戰爭詩藝術成就的重要表現。

《六月》寫尹吉甫在形勢危急的情況下奉宣王之命緊急出征。全詩分爲六章，前三章寫同一內容，都是寫玁狁入侵，王師出征以解危難，其重點不是寫外在形象，而是內在心聲，即詩中反覆強調的“以匡王國”、“以佐天子”和“以定王國”的決心，其中也寫了車馬、軍服，但都是圍繞着抒情主人公的內在心理而展開。第四、五章寫敵人瘋狂入侵，深人腹地，王師反擊取得勝利。戰爭迅速而順利地取得勝利，恰恰體現了將士們“以匡王國”的堅定決心。末章寫歡慶勝利，宴飲諸僚友，也是歡慶衛國成功和決心的實現。可以看出，將士們衛國的決心貫串於全詩。詩歌重在表現內在心聲，故其藝術風格高亢、壯烈。另外，如前所說，前三章是同一內容的分章鋪敘，在時間上是同一的，即三章之間在時間上不存在遞進關係。採取這樣的寫法主要是爲了反覆渲染形勢的危急和將士們的堅定決心，併爲後面迅速取得勝利蓄勢和鋪墊。在寫法上，只有這樣，前後才能直接銜接，使全詩顯得堅湊而精彩。

《采芑》寫方叔南征荊蠻，結構與《六月》相似。前三章寫王師軍容之盛，大將節制之嚴，爲後面寫戰勝荊蠻作了有力的鋪墊。其描寫具體細微，抓住特點，着墨不多便寫出強盛的軍容和神勇的大將以及王師居高臨下，先聲奪人的氣勢。文字色調強烈，神采飛動，詳瞻而輝煌，有力地表現了王師在東南戰場的開拓進取精神。全詩明寫軍隊整體的軍容風貌(如軍隊數量、車馬、服飾和士氣)，暗寫統帥方叔，突出他運籌帷幄的謀略和威武雄壯的風度，這樣以軍隊整體襯托將帥，以將帥點活軍隊整體，使整體與個別相得益彰。

《江漢》與《常武》都是反映東南部戰爭的作品，但藝術風格彼此不同：

《江漢》一詩的重點不是寫戰爭本身，而是寫戰勝淮夷之後如何治理疆土、冊命召虎和召虎對宣王的感恩答謝。詩中提出了在新徵服的土地上推行周王朝的政治統治，即詩所謂“王國來極”，這不僅涉及到安邦治國的根本大計，而且反映了周王朝君臣“矢其文德，洽此四國”的遠大抱負，體現着天子的威嚴，大臣的忠誠，因此，出語莊嚴鄭重，形成了雍容典麗的藝術風格。特別是宣王的冊命和召虎的答謝更是非同凡響。宣王冊命召虎，爲他慶功，但卻沒有擺出他的具體功勞，而是調轉筆鋒，回溯歷史：“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召虎的祖先召公曾輔佐文王、武王建立周朝，是周王朝的開國元勳。在冊命的莊嚴場合提起往事，實際是希望召虎繼承召公的功業。爲王朝建立更大的功勞。歷史與現實、肯定與鞭策這諸多內容就這樣透過追憶先人而巧妙地反映出來。同樣，召虎的答謝詞，不是簡單地歌功頌德，而是別開生面地提出：“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這與其說是對天子的頌揚，無寧說是對他的希望，希望天子勵精圖治，勤修文德，振興國家，使王朝威震天下。這事關國家基業的重大政事，卻是以答謝的名義說出的。所以，這個答謝詞寫得與冊命一樣，都具有詞高意遠，含蓄蘊藉的藝術風格。

《常武》一詩於大處着眼，大處落墨，突出神勇的氣概和聲勢，而不斤斤於細微末節，因而顯得大氣磅礴，從容有致。同時，寫戰爭而不硝煙瀰漫，寫神勇而不劍拔弩張，用語高妙渾融，含而不露，從藝術風格上也體現出天子出征的儒雅風度。詩的前兩章。寫命將出徵，直接引用天子語：“整我六師。以修我戎……左右陳行，戒我師旅……”其中多處冠以“我”字，表現了義正詞嚴，凜然不可侵犯的立場。另外修飾天子的用語頗有特色：如“赫赫明明，王命卿士”，“赫赫業業，有嚴天子”，威嚴肅穆，既符合天子的身份，又符合戰爭的氣氛，具有藝術風格的高度統一性。

藝術風格最爲複雜的當屬《采薇》。如前所說，此詩表現了一個下層士卒在玁狁人侵，國難當頭的形勢下，抗敵出征的感情經歷，抒寫他對於侵略者的仇恨和對統治者的幽怨以及對個人不幸遭遇的悲傷和對美好生活的嚮往。與這種複雜感情成分相適應的，是其藝術風格多樣化：或清麗，或低迷;或明快，或含蓄;或俊秀，或直切，形成了剛柔相濟、陰陽互補、相反相成、多種因素對立統一的風格特徵。正是因爲如此，才取得了“絕世文情，千古常新”(方玉潤《詩經原始采薇》)的藝術效果。

題材相同的詩歌作品，其藝術風格多樣化並各有千秋，是詩歌藝術走向成熟並達到很高境界的重要標誌。這一點在中國詩歌藝術發展史上具有重要意義。

註釋：

[1]《詩經》戰爭詩按戰爭的範圍和性質可以分爲兩類：一類是反映周天子對外戰爭的詩歌，如《小雅》中的《采薇》《出車》、《六月》、《采芑》和《大雅》中的《江漢》、《常武》等六篇;另一類是反映諸侯對外戰爭的詩歌，如《秦風》中的《小戎》、《無衣》等二篇。這兩類作品，無論在內容、性質上，還是在藝術風格上都不相同。爲了集中起見，本文只論述前者，即反映周天子對外戰爭的那六篇詩歌。

[2]毛澤東：《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見《毛澤東選集》，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154頁。

[3]恩·卡西爾：《人論》，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年版，282頁。

[4][5]克勞塞維茨：《戰爭論》，解放軍出版社，1964年版12頁、2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