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社年代的拖拉機手散文

永祥是在非公社的年代死的。

但我關於他的點滴記憶卻屬於公社年代。原因很簡單，我是一九七八年秋天離開楊村的。那時生產隊還沒實行“包產到戶”。當我和堂兄荒雨在濛濛細雨中，用板車將我的口糧拉往公社糧站，我不知道腳下的路正通向公社年代的黃昏時分。赭黃的曠野中飛起黑白相間的鳥羣，緊飛一陣又棲停一陣，一副憂傷又潦倒的樣子。灰黛的村落在斑斕的樹林邊如同我的青蔥歲月時隱時現。我要說，在青陽丘陵的起伏不平之中，自有一種說不出的隱忍之物。

臨近公社的地段有一個大陡坡。荒雨在前面拉，我在板車後推。然而試了幾次都沒成功。荒雨歇了下來，我在一邊嘆氣，看着坡頂的橋發呆，而傾瀉的澗流正從涵洞裏轟鳴而下。那時我想起楊村的拖拉機。可是永祥和男勞力都到縣裏修河去了。這一板車稻穀是我的口糧。它直接關乎我的肚子，更關乎遷戶口的關鍵步驟——轉“糧油關係”。那時候我與世界最重要的關係之一，便是這種“糧油關係”。在鄉村，你的“糧油關係”與土地保持着最樸實最直接的關聯；而到了城市，這種關係被壓縮成一個小本本。想想看，體制既龐大又複雜，但歸結到個人卻如此簡單，彷彿永祥畫的那幅馬達草圖，歪歪扭扭的，不過一張紙片而已。

公社中學放學了。那是公社年代許多平常日子中的一天，歸鳥在細雨中紛飛，學生們從橋上走下來。那天若不是有幾個學生幫忙，板車是無論如何也拉不上去的。到達公社時已是黃昏。稻子過磅後，我得到一張收條。因糧站主任下班，手續辦不了。如今想來，那天走在返回楊村的黑糊糊的路上，有點類似我此刻對楊村和紅色拖拉機手的回憶。我在想，在“糧油關係”與廣袤丘陵之間突突地奔馳的，不正是那強硬而虛幻的紅色手扶拖拉機嗎？路邊的土牆上用石灰刷着大字標語：“我們一定要在一九八O年實現農業機械化！”那個讓我和社員們渴盼的一九八O年，如今已成爲回首中的一道遙遠而黯淡的崗脊線了。

而楊村唯一的拖拉機手，在躍過這道崗脊線後不久就死了。也就是說，他短暫的一生被一件偶然的小事故切割在公社年代那邊了。

永祥駕着紅色拖拉機的樣子讓我羨慕。在小豬崽般的突突的歡響中，他戴着一頂藍盔似的帽子，雙臂扶撐着把手，那神氣倒跟駕駛坦克似的，一雙本來就小的眼睛眯得更小了。永祥是楊村生產隊唯一的拖拉機手，並且無師自通，竟會修理它。這讓他在楊村作爲機手的地位不可動搖。

生產隊的機房與我的廚房僅一牆之隔，永祥算得上我的半個鄰居。事實上，這一排“合六間”結構的隊屋，卻開了三個門，西頭三間一個門，包括糧倉、會議室和我的居室；中間一個門是廚房，東頭一個門是拖拉機房，隔牆被打掉了，成了一大間。這些房子都沒有天花，直通房樑和瓦頂。

永祥家就在隊屋後面的土崗上，那兒樹木繁深，雜草瘋長。據說永祥的母親死得早，後來有個逃荒婦攜兩個女兒流浪到這兒，永祥爸就收留她作了老婆。兩個女伢長大後，老大嫁給了生產隊長，老小跟永祥一同長大，長得蠻水靈。永祥喜歡這個妹妹。但兄妹關係成了一道障礙，後孃也不曾鬆口。我下放到那兒時，永祥的大事還沒敲定。不過，很快就定奪了。結婚那天，我去永祥家喝了喜酒。那是一九七六年底，正值隆冬。外面剛剛下過一場大雪。喜酒吃到半途，忽然有人喊“狼來了”，引得賓客一齊涌到屋檐下。外面什麼也看不清，隱約可見的是白皚皚的田野、牛繩般的砂土路和扣在丘陵上的黑陶缸似的夜空。

“你們快看，狼跑到河邊了！”新郎官說。他似乎真的看見了狼。

永祥以前脾氣很壞，在家裏動不動就甩東西，可娶親後變了，逢人就笑。鄉村女人猶如那些低垂的、柔和的芭茅花，散發着溫靜而隱忍的清光，使低暗的'土屋變得不太黑也不太落寞了。

永祥非常能吃苦，尤其“雙搶”季節，他是最忙的，也是最累的。拖拉機超負荷耕作是最容易壞的，如果自己不會修，就得搞到十幾裏外的公社農機站去，但這樣會耽擱晚稻插秧的黃金節氣。因此，每天永祥從田裏回來後，還要檢修機子，一直忙到繁星滿天之時。我有時呆在邊上，看他鼓搗機子。現在我才相信，紅色手扶拖拉機是公社年代最複雜的事物之一。對於它的汽缸如何執行，何以產生如此狂熱的能量，我至今仍不甚明瞭。想想看，按政策我是可以不下放的，我拿到了“病免證書”。可我還是來了，我跟紅色的它之間總有一點糾纏不清的東西。當永祥將主機拆卸下來，然後再組裝上去時，他的臉上已分不清哪是眉毛哪是眼睛了。有時媳婦送飯到機房來，他就趕緊用紗布胡亂揩臉，結果反成大花臉了。

我說，“永祥，你唱刁德一，用不着化妝了。”在這片土地上，廬劇《沙家浜》、《白毛女》一度是各隊冬閒演戲時的保留劇目。

“呵哈，那你唱胡傳魁！我‘燒鍋的’唱阿慶嫂！”永祥蹲在地上樂呵呵地說。

“你倆說誰？哪個是阿慶嫂？”永祥媳婦出現在門口，大惑不解地問。

於是我和永祥都笑起來。我說，“海林，你問‘黑格爾’吧！”

“黑格爾”是我春天插秧時隨口送給永祥的一個綽號。當時大家都在找樂，說笑話。可永祥堅決不認可“黑格爾”，但插田的社員都這樣稱呼他！當然，他們不知道黑格爾是誰，是哪國人，大約只覺得這個名字好玩，念在嘴裏挺滑溜，與“荷花”、“狗子”之類的土名味道不同，再加上“黑”字跟永祥也掛上鉤，於是這個綽號就傳開了。但永祥一直不認可。無奈之中他“回敬”了我一頂——“高爾基”！當時“高爾基”的知名度比“黑格爾”高得多，電影《列寧在十月》哪個不看過幾十遍？而“黑格爾”於我，也並非“伸手不見五指”，他可是馬克思主義包袱裏的兩大原料之一呵。永祥愈是反對別人喊，憨直的村民們愈是喊。因爲他們覺得這樣挺開心！說實話，那時候鄉村值得一笑的東西，委實太少了。不過，在七十年代末，“黑格爾”與紅色拖拉機手粘連在一起，終歸是不倫不類的，甚或還有點後現代的味道。

我聽說永祥死了，是在他死了幾年之後。那時候“公社”已改成“鄉”了。我有一個親戚在鄉政府所在地開小店，她每每到安慶來進貨，閒談時便無意中提到這事。“永祥到底是怎麼死的？”我問。“怎麼講呢，他自己把自己軋死了。”她說。

永祥還跟過去一樣起早摸晚地忙碌，仍開手扶拖拉機，只不過他乾的是跑運輸的活兒。那天他載着一車石頭，在下陡坡時發現車子有問題，便剎住車，鑽到車肚下面去檢修，誰知這時車子突然朝下滑行，輪子從他頭上碾壓過去……

“是不是橋下面那個陡坡？”我驚訝地問。

“是的。他要是在輪下墊塊石頭，就沒事了。永祥太大意。”她說。

當年我和荒雨拉板車爬不上去，也是在這個陡坡。那是三十二年前的一個細雨濛濛、澗流轟鳴的秋之黃昏！它跟所有的黃昏毫無二致，既不怎麼明亮，也不過於黯淡，陰影就象一種多餘的附生物，攀纏於那些已存在了多少年的灌木和岩石上！一切都靜悄悄的，彷彿萬物在聆聽自己的生活，而死者在聆聽他們的生存是怎樣被延續的。我記得，那持續不斷的暴雨將丘陵衝出一道道深溝，裸露出宛如山民軀體似的硃砂紅土壤。如今，在青陽丘陵的一派青蔥中，必有一個長滿青草的墳包是永祥的，必有一個墓碑是屬於這個平凡的紅色拖拉機手的。

“他自己把自己軋死了。”頭一回聽說世間有這事，簡直象一個關於悖論的寓言。從通常邏輯講，駕手在自己的車輪之上，他可以軋死任何人，唯獨不可能軋死自己！但這被我視爲鐵定的邏輯，卻被真實的生活不經意顛覆了。

記得那年我臨走前第二次到糧站辦手續，還跟肥頭胖腦的站長吵了一架。當時他在開會，我跑到會場找他出來。他非常不高興，那臃腫的面部表情在告訴我：你算老幾？敢到書記開會現場叫老子？我說，“大前天找你不在，不然早辦好了。”他揮着手臂發火了：“這能怪我嗎？只能怪你！你來得太遲！”這是公社年代那個風起葉落的黃昏留給我的最後印象。它已失卻了當初要把衆生吞下去的、強烈的光芒。它徹底衰落了。我看見橋邊那株紅楓的樹身佈滿了奇怪的結疤和蟲眼。真的，我記得那年楓樹凋零得不復象火把，點點殘葉倒象隱祕的血漬。

我曾認爲那個時代是沒有生活的。但現在我不這麼認爲。我懂得人的生存遠比一切政治定論要複雜得多，也堅韌得多。當然，那種烏托邦實驗讓兩代人付出了代價。那是一個純潔得近乎病態的的年代。其實在那純潔中既含有難得的樸真，也織入了迷惘和紛亂。三十年後我對那種生活仍抱有某種敬意，至少它構成了從那兒走過來的人們生存的一部分，或者說它是我對人類生存表達敬意的一部分。在它漸行漸遠而變得更加黯淡時，我反倒能瞥見一點燭亮了。當年我是“逃”出楊村的，如今當我回首時，我和永祥的青蔥歲月有一部分是長在一塊的。

黃昏永遠似曾相識，卻從未停止過重臨這個世界，以及重臨每個螻蟻般卑微的個體生命。在我的記憶中，那丘陵地帶波浪般的、或黃或綠的崗脊線上，必定會升上來一輛紅得象火的手扶拖拉機！然後它緩緩地下降，下降，直到它象楓葉一樣飄落到佈滿陰影的土崗下面——我再也看不見它了。土道旁那一片結滿霜籽的烏桕樹彷彿逝去的年代，而蓊鬱的荊叢則更象一個令人疼痛的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