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母親的無散文

農曆九月二十五，是我村過廟會的日子。每當這一天，我都會想起我的母親——一箇中等個子，身材瘦削，身穿掩襟淺藍褂子的中年婦女——這是她留在我記憶裏清晰而又模糊的印象。因爲四十六年前的廟會那天，正是我母親下葬的日子，而那天中午天陰沉沉的，偏偏有外賓透過大街去趙州橋參觀，大隊部通知我家管事的推遲一小時出殯。天大的家事跟國際影響相比，那畢竟還是小事，我們族人都是深明大義的人。

我家姊妹五個，我居中，上有兩個姐姐，下有兄弟妹妹。據大姐講，我還有兩個哥哥，出生後先後都未出一個月夭折。因此當我降生以後，父母如履薄冰、戰戰兢兢般百般呵護，生怕我重蹈兩個未活過滿月的兩個哥哥的覆轍。

我出生在xx年的十月，正是“大躍進”之後，國家連續遭受三年自然災害，又是中蘇關係進入冰點，國家咬着牙償還鉅額外債，普通老百姓餓殍遍野，沒有糧食“瓜菜代”的時候。我小時候面黃肌瘦，人送外號“乾柴棍兒”，大概與我出生的那個年代不無關係吧。

因爲營養不良，所以就多災多病。小時候母親講，我病得最嚴重的一次，是父親用筷子撬開我的嘴巴，把湯藥強灌進去才活過來，撿回一條小命的。大姐告訴我，小時候母親最疼愛我了，在貧困的家庭中可以說要星星不給月亮。家裏唯一一樣像樣的傢俱——一對平蓋櫃鑲着的銅飾（我不曾謀面的奶奶的陪嫁，後分給父親）就是母親用菜刀撬下來，賣給收費品的，用忍痛賣出的錢全給我買燒餅吃了。

母親是個要強的人。爲了撐起我們這個家，她像一盞油燈一樣，耗盡了自己最後一滴油。白天她燒火做飯，到生產隊幹活；晚上她把所有的家務集中處理，常常是通宵達旦。清楚地記着，小時候我一覺醒來，跳下土炕往尿盆撒尿，母親還在一盞昏黃的煤油燈下，搖着紡車，吱吱地紡着棉花。她一個胳膊一抽一拽，一個胳膊成千上萬次畫着圓圈兒搖動紡車的背影，成爲我兒時定格的畫面。那時候村裏供銷社賣的機織布，村裏人還習慣上稱洋布，像我們這樣的人家是絕對不敢奢望的。我們的衣服從上到下統統都是母親親手紡線、出錢染色、裁剪、縫製的家織布。儘管樣子不怎麼美觀，但我們從沒有掀皮露肉、捉襟見肘過。連他最疼愛的兒子衣服，有很多都是兩個姐姐的舊衣裳改造而成的。

母親還是一個善良的人。記得小時候，村子裏時不時有寧晉、鉅鹿一帶逃難過來的饑民。每當吃飯時，他們就身穿破衣爛衫，斜靠在你家街門的門框上，用微弱的聲音說着：“大嬸兒，大伯，可憐可憐我們，給點吃的吧。”這時母親總要命令我們姊妹當中的一個，拿半塊窩頭或半碗稀飯送給那些比我們還要困難的人。

母親更是一個勤勞的人。我們村毗鄰一空軍機場，裏面長滿了叫得出名還有叫不出名的毛草。那時候家家都有豬圈，糞坑都比較大，用來漚糞。個把月過去了，雞刨豬踩水泡，由黃變黑，成爲名副其實的`農家肥，再用糞叉把它起上來，碼成比較方正的一堆，叫生產小隊記工員拿尺子量一量長寬高，算出體積大小，然後計入工分。儘管那個時候一個整勞力，幹一天才掙十個工分，年底分紅的時候，十個工分才四五毛錢，而一圈糞五十幾個公分，也是一筆可觀的收入。於是村民們常常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到飛機場偷割毛草用來漚糞。父親膽小怕事，很少晚上行動，而母親和大姐是這支“夜襲機場”裏的常客。他們把人力車停在村邊，用繩子把割下的草一捆捆扛來，等人力車裝滿了，拉回家倒進豬圈裏，趕緊填土掩埋。因爲一旦被空軍警衛排捉住就會送到大隊部，在大喇叭裏上綱上線點名批評。因爲割草不傷草根，警衛排很少行動。早晨洗臉時，我常常看到母親露出的脖子裏一道道鮮紅的血印。

常年的操勞和營養不良，給母親的身體帶來沉重的打擊。小時候放學回來，經常可以看到母親一隻手捂着肚子，一隻手拉着風箱給全家做飯的情景。但那時候還不懂得疼愛母親，做完有限的課外作業，就急着呼朋引伴背起揹簍，帶上鐮刀到村外打豬草。每次出門前，母親都要掰塊窩頭，再往窩頭頂頭倒點熟油，撒點鹹鹽，我就一蹦一跳跑出去割草，然後在村外的溝溝坎坎，“設伏打仗”去了。哪裏知道一場滅頂之災正悄悄向母親逼近。

那是19xx年初，母親的身體日漸消瘦，已經不能下地幹活了。那時小道消息從省城有親戚的人家傳來，說是“林副主席”在蒙古從飛機上摔下來燒死了。這消息可把母親嚇壞了，她悄悄告訴我萬一學校有什麼大事發生，就趕緊往家跑。我那時才十二三歲，就謹記母親的教誨，一邊在教室上課，一邊支棱着耳朵搜尋着“風吹草動”。但母親所擔心的一切都沒有發生，揭批林彪反革命集團活動在全國上下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母親常懸着的一顆心終於放了下來。

從此以後的幾個月裏，母親的病時好時壞，肚子常常鼓起一個硬包。大姐、二姐從地裏幹活回來，有時侯顧不得洗手就跪在炕上給母親按摩，以緩解疼痛。實在難以忍受的時候就到公社衛生院給她拿點止疼的藥給她吃幾天。只要一能動彈，母親就從炕上爬起來，給我們縫補衣服，做鞋洗襪，操持家務。我當時已上四年級了，在兩個班裏是數一數二的好學生。放學回來，先在家寫完作業，再給躺在土炕上的母親到點熱水端到跟前，問問母親肚子還疼嗎？每次母親蠟黃的臉上都強裝微笑告訴我：“不疼了，寫完作業就出去玩兒會兒吧。”母親的病到底怎麼樣實在不清楚，傻乎乎的總是信以爲真。

那一年的農曆九月十一，我放學回家，伯母告訴我，你娘去縣醫院看病去了，父親、大姐、二姐和兩個叔伯哥哥都去了，要待幾天才能回來。我隱隱覺得有一種不祥的感覺，但也沒有多想。伯母給我和弟弟做好飯，哄哄纔不滿一週歲的妹妹，我倆該上學還是上學。直到九月二十二早上，我家突然來了很多本家的長輩、哥哥、姐姐。他們告訴我母親永遠睡了。我和兩個眼睛紅腫的姐姐“哇——”地一聲大哭了起來，我清楚從此以後我就成了沒孃的孩子了。那一年母親才四十二歲。很多年後我才知道那種病叫腸粘連，僅僅是耽誤了最佳治療時間，腸子大量壞死引發大面積感染，才奪去了母親年輕的生命。而在現在，這種病別說縣醫院，就是設施完善的鄉鎮衛生院也不是做不了的手術。一輩子吃苦受累，拉扯五個子女長大成人，沒享過幾天福卻忍受了常人難以忍受的罪的母親，就這樣離開了她眷戀的世界。

一九xx年正月初四，我父親因病去世的時候，我家祖墳從村邊遷往我家的責任田。按照我們那裏遷墳的習俗，長子守靈是不能前往的。我弟弟回來後告訴我，母親的棺木早已腐朽，但母親入殮時穿的那件藍布掩襟褂子還依稀可辨。嗚呼，我可憐的母親！

讓我在時光隧道里再回到從前。一九xx年八月，我從省城的師範院校畢業後，作爲恢復中高考後的首屆畢業生被分配到省會近郊一所中學任教。三年後，因妻子在老家農村務農，就毅然決然地調回到縣裏，先後在兩所中學任教，在畢業班的崗位上打拼了近二十年，又從骨幹教師提拔爲爲業務副校長，20xx年還在縣城買了房子。兩個孩子先後考上大學，兒子在省城新聞媒體當記者，女兒“子承父業”在縣城當了一名中學老師。兒子、兒媳在房價飆升前買了三室一廳的房子。兩個孩子日子過得雖不富裕，但比起他們的父輩來不知要好多少倍。

退休後，我和妻子都來到省城帶孫子、孫女，每天變着法地給孩子們改善生活。我常常想，如果母親能活到現在，作爲兒子的我不管有無能力，就是砸鍋賣鐵，也要讓她安享晚年。“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孝而親不待”，現在父母還健在的人哪，請千萬要珍惜你的擁有吧，讓“幫大哥”去調解老人的贍養問題，這本身就是一件丟人現眼的事啊！

在學校的時候，我每天都忙得昏天黑地，忙碌將有關母親的一件件往事擠成了碎片，老是連綴不到一塊。現在退下來了，有了大把的時間可以自由支配，特別是最近在讀了作家從維熙的《母親的鼾聲》以後，更是如鯁在喉，徹夜難眠。含着熱淚，拉拉雜雜寫下上面這些文字，權作對母親在天之靈的告慰。

願母親在地下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