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元稹正名

唐代大詩人元稹，離世而去已千餘年了，其文學思想之影響與成就，在中國文學史上獨樹一幟。

元稹(公元779～831年)唐詩人，字微之，河南(今河南洛陽)人。早年家貧，舉貞元九年明經科、十九年書判拔萃科，曾任監察御史，因得罪守舊官僚遭到貶斥，後轉而依附宦官，官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最後以暴疾卒於武昌軍節度使任所。和白居易友善，常相唱和，世稱“元白”，早期的文學觀點也相近。其《樂府古題序》一文闡明自己的文學主張，爲新樂府運動倡導者之一。有些詩篇用樂府形式，對當時的社會矛盾有所揭露;但在反映現實的深度和語言的通俗流暢上，都不及白居易，後期所作，則多寫身邊瑣事。又頗有豔詩，對詩歌創作產生不良影響。李肇《國史補》述及當時詩壇的情況說：“元和後，……學於元稹。”長詩《連昌宮詞》較著名，又作有傳奇《鶯鶯傳》，爲後來《西廂記》故事所取材。有《元氏長慶集》。

由此看來，元稹在人們的心目中的總體印象是：先是得罪守舊官僚遭貶，繼而變節投降依附於宦官而榮升至宰相;與白居易友好，但文學不及白居易且多有豔詩，對後來的詩歌創作也產生了不良影響。

其實，沿習此說何止《辭海》，千餘年來羅織元稹之“罪狀”，大致有六。

1.《新唐書》載：“(元稹)信道不堅，乃喪所守。附宦貴得宰相，居位才三月罷。晚彌沮喪，加廉節不飾雲”。

2.唐代文學家李肇著《唐國史補》雲：“元和以後……學於元稹”。

3.《董解元西廂記·前言》說：“元稹所寫的《鶯鶯傳》(一名《會真記》)是元稹以張生自寓，述其親歷之境的一篇文過飾非爲封建制度和封建禮法說教，思想反動的作品。"

4.《薛濤傳·元薛因緣》日：“元稹最慕虛榮，愛情不專，自私自利。綜其一生行跡，巧宦固不待言，而巧婚尤爲可惡也。”

5.《達縣文史資料》第三輯，揚奉祿撰《正月初九爲懷念元稹登高一說質疑》述：“元稹在通州三年多的司馬任內，有沒有政績?志書上沒有記載。在這些日子裏，元稹所作的詩不少，而對政事則無隻字提及。”

6.《川東學刊》總第2l期陳正平《通州司馬元稹》寫道：“元稹只做了“無言責、無事憂、無功無罪的四年閒官，他在通州扮演的只是一名居閒位享薄祿的詩人角色，他不可能有所作爲，不可能做出政績。”

凡此種種，已足以使元稹英才無名，氣節掃地。然觀史海，瀏覽羣書，多有不苟同者。故有必要陳述，以還元稹大詩人之清白，試爲元稹正名。

忠心耿耿的元稹是反腐朽的勇士

《辭海》載：“元稹因得罪守舊官僚遭到貶斥。”得罪，作何解釋?乃獲罪、冒犯之意，然而，僅僅用一個“得罪”來爲元稹定性，誠恐有失偏頗。元稹敢於直諫，性格鋒銳，素有敢做敢爲之氣魄，雖舉諫一次升一次而遭宦官誣陷一次又遭貶謫一次，屢升屢貶，這豈止一個“得罪”了得。試看元稹的幾次彈劾，是否僅僅是“得罪”了守舊官僚?

元和元年(公元806年)憲宗李純嗣位。元稹拜左拾遺，因洞察朝廷內部官僚集團的腐朽惡習，於是“事有萬萬急於此者，敢冒昧殊死而言之”，上獻《教本書》以陳請皇帝要注意挑選教授皇太子的老師，穩慎地擇用朝中的將相，遠離沉滯僻老之儒，任用博學弘深明達之人。實際上，就是要廢黜當時左右在皇室之內的腐朽宦官，結果被圍繞在憲宗周圍的親信、宦官所仇恨，被貶爲河南縣尉。

元稹敢冒昧殊死而言，是爲了朝廷後繼有人的千秋大業，說元稹僅僅是“得罪”守舊官僚，未免太冤枉元稹了。

再看元和四年，元稹授監察御史，出使東川，因彈劾已故劍南東川節度使嚴礪私加稅收飽私囊事及塗山甫等八十八家冤案事，又遭嚴礪生前朋黨讒誣，一個爲維護國家法紀，反貪倡廉，爲民請命，申張正義的元稹，又因此而被調離到東臺，這難道說也僅僅是“得罪’’守舊官僚嗎?

又看元稹上任後，又接連上奏浙西觀察使韓皋用仗棒打死湖州安吉縣令孫懈事;徐州節度使王紹在郵驛站內停放死人事;河南尹房式爲不法事;內園私設監禁，關人一年多而官府不知事;河南尹誣告枉殺諸生尹大階事;飛龍使誘亡奴爲養子事;田季安盜取洛陽衣冠女事;汴州沒收死賈錢千萬等十多件事。更引起貪官污吏們的仇恨。元稹也因此上奏有功，得以召回長安，將待升遷。然而，當元稹在回長安的路上，住宿於華陽縣敷水驛站時，宦官劉士元和剛被元稹查處了停棺木在郵驛內並強行索要馬匹、糧草的仇士良兩人後到，卻仗勢高官，蠻橫無理地將元稹趕出正廳，並打傷元稹。事後，還惡人先告狀。其結果又是元稹被貶到江陵府做士曹參軍。五年後，眼見元稹平叛淮西有功，卻被元稹舉報而受到處罰的也是仇士良的直接上司，時爲禁軍中尉要職的吐突承璀召回長安，改貶偏僻的通州。意欲置元稹於死地而後快。這真是一個冤枉，立功遭貶，公理何在?

元和十五年，元稹調入翰林院，任中書舍人，承旨學士。次年初，穆宗常常召元稹進宮，談論“西北邊事”的國家大事，這又引來了宦官們的嫉妒，深怕元稹由此而得升宰相。於是大造元稹的謠言，說元稹要謀反。又因元稹曾奉命查辦了裴度的兒子裴撰考進士時，收買主考官，考試做弊而落榜。因此，裴度懷恨在心，於是借朝廷派他去討伐王廷湊叛軍之際，要挾穆宗皇帝，貶謫元稹。便串通其餘涉及考試做弊的宦官們無中生有三次誣告元稹要謀反朝廷。穆宗初登帝，考慮正是用兵之際，又爲了照顧宦官們的面子，違心地罷免了元稹的官，降爲工部侍郎。歷史在這裏開了一個玩笑。爲朝廷獻計納策、堅持正義、維護法紀的元稹受到貶謫。考試做弊的裴度之子受到破例賜進士的封賞。遲遲按兵不動，貽誤戰機而屢屢誣告的裴度及考試做弊所涉及的宦官和挑撥離間的奸臣們卻逍遙法外。

長慶二年(公元822年)，穆宗查證無謀反之事，給元稹平了反，並升元稹爲宰相。爲了報答皇上的恩賜，元稹準備採納於方的“反間計”去解因叛軍王廷湊攻打深州牛元翼之圍。可是，裴度又在他人的挑撥下，上告朝廷，說元稹勾結叛軍要刺殺他。穆宗派人查證，結果是沒有此事。於是，穆宗一氣之下，將裴度和元稹一起都罷了官，這又是一個冤假錯案。

元稹罷官被貶同州，既而又貶越州爲刺史，一去便是八年。在同州、越州期間，元稹體察民情，減輕百姓稅賦，興修水利，爲人民做了許多好事，大和三年(公元829年)文宗李昂繼位，才又把元稹召回京城，升任尚書左丞，主管整治官吏的事務。元稹爲了維護法紀，振興朝綱，一連罷免了七個不辦公事，只謀私利的員外郎一級的官員。這又遭到奸人們在朝廷中的親信們的陷害，誣告說元稹意欲謀取相位，在越州時大搞貪云云。因而矇騙了剛繼位的文宗皇帝，結果仍然是元稹被貶爲武昌軍節度使，把元稹趕出了朝廷，最後死在武昌任上，以致於元稹一生也沒有機會來辯白自己的冤屈了。

上述諸事，已足以證明元稹爲國家、爲人民始終堅持正義，維護法紀，冒死直諫，在所不辭。這難道僅僅是“得罪"二字所能解釋的嗎?這難道是守舊派與革新派的鬥爭嗎?非也，元稹是爲社稷大業忠心耿耿的賢士，是爲民請命的`清官，是反腐倡廉的勇士。這在今天，仍然是值得我們學習和仿效的。

元稹並非依附宦官得宰相

史學界長期以來，認爲元稹先是得罪宦官遭貶，繼而變節依附宦官而榮升，是始於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後。也就是元稹被貶通州爲司馬四年，又移虢州爲長史旋被憲宗召回長安，授膳部員外郎後。然而，千餘年來，談及元稹多是人云亦云，對元稹頗有微詞。事實究竟如何呢?讓我們不妨來讀一下《舊唐書·元稹傳》：“十四年，(元稹)自虢州長史徵還，爲膳部員外郎。宰相令孤楚，一代文宗，雅知稹之辭學。謂稹曰：‘嘗覽足下製作，所恨不多，遲知久矣。請出其所有，以豁予懷。’稹因獻其文。”此文所記，有否元稹依附宦官之事?我以爲應是一代文宗的宰相十分欣賞元稹的詩文，更看中了元稹的文才，而不是元稹去巴結令孤楚。

再讀：“荊南監軍崔潭峻甚禮接稹，不以掾史遇之，常徵其詩什諷誦之。長慶初，潭峻歸朝，出稹《連昌宮詞》等百餘篇奏御，穆宗大悅，問稹安在，對曰：‘今爲南宮散郎。，即日轉祠部郎中，知制誥。”崔潭峻，就是史學界說的朝廷宦官。然而崔潭峻不把元稹作爲被流放的貶官看，而是以禮相待，也是看中了元稹的文才，時常搜求元稹的詩詞歌賦誦吟。這裏也不存在元稹巴結宦官的問題，更無“投降變節’’可言。何謂投降變節?乃先攻擊其人而後投靠其人，以致改變原來之節操，改變原有的品行。元稹是否如此呢?讓我們來看一下崔潭峻與元稹之關係。

早在元和九年(公元814年)秋，元稹時貶江陵爲士曹參軍，嚴綬是山南東道節度使、淮蔡招討使。而崔潭峻是山南東道節度使，都是元稹的直接上級。他們在一起奉皇上的命令，招討淮西吳元濟叛軍，是一個派別的。而元和十五年，元稹爲膳部員外郎時，受到崔潭峻的優待，他們仍然是一個派別。也沒有先反對崔潭峻，而後又去投靠巴結崔潭峻之事。正如元稹在《同州刺史謝上表》中所言：“始自爲學，至於升朝，無朋友爲臣吹噓，無親戚爲臣援庇，莫非苦己，實不因人，獨立性成，遂無交結。”因此，可以說，元稹從來就沒有阿諛奉承的惡行。

其實元稹得到提拔的關鍵，還是穆宗皇帝。穆宗看了崔潭峻呈上元稹的《連昌宮詞》等百餘篇詩詞後，發現和了解了元稹是個人才，於是破格提拔，不避非議，大膽啓用人才。爲何如是說呢?因爲提拔元稹爲制誥後，朝廷內的人“以書命不由相府，甚鄙之。”也就是說，在當時提拔知制誥者應是從相府中選舉，而元稹從一個南宮散郎一下提爲制誥，當然要受到鄙視，不明真像者倒真以爲元稹是靠依附巴結宦官而連升數級的。殊不知，當元稹替皇帝寫的誥封一出，卻“迥然與古爲侔，遂傳於代，由是極承恩顧。”這不但使朝中原來鄙視元稹的人心服口服，轉變了看法，而且更加得到皇上的器重和賞識。器重元稹在《連昌宮詞》中“年年耕種宮前道，今年不遣子孫耕。老翁此意深望幸，努力廟謨休用兵”的遠見卓識，賞識元稹的“《長慶宮辭》數十百篇，京師競相傳唱”的文學才能。試問，象元稹那樣有才能的狀元郎(進士第一名)朝廷都不用，那又要用什麼人呢?

然而，爲何元稹在朝廷內屢屢受挫?爲何元稹時常受到誹謗和中傷呢?這裏應該再看一下裴度與崔潭峻、元稹的箇中原因，是大有裨益的。

著名的元白研究家陳寅恪在《元白詩箋證稿》中載：“潭峻爲元和逆黨，即弒憲宗之黨。而憲宗於元和十五年正月二十七日被弒，穆宗嗣位。次年，方改元長慶。當憲宗之世，主持用兵者，宰相中有李吉甫、武元衡、裴度諸人。宦官中有吐突承璀。然宦官亦有朋黨，與士大夫相似。其弒憲宗立穆宗及殺吐突承璀之諸宦官，世號爲“元和逆黨’。崔潭峻者，此逆黨中之一人。”這就是說，重用元稹的崔潭峻，是推翻憲宗的逆黨(姑且這麼說)，這批逆黨受到新登位的穆宗重用。而裴度是忠於憲宗的舊臣。因此，與崔潭峻等人是有着根本的分岐和敵視。而崔潭峻等人也是殺吐突承璀之諸宦官的。究竟誰是宦官呢?陳寅恪先生在《元白詩箋證稿》中說：“此事始末，非本文所能詳盡。”其實《辭海》載：“裴度晚年以宦官專權。”當然，陳先生也就因此而“非本文所能詳盡”了。事情雖然錯綜複雜，然而，我們還是能夠理出一條清晰的線來，即元稹檢舉了吐突承璀勞役百姓，罰處了吐突承璀朋黨如劉士元、仇士良之流的貪贓枉法，奉旨查辦了宰相裴度等的子弟、兄弟親戚考進士做弊之事，揭穿了裴度欲報私仇兩度數次誣告元稹之事。贊成崔潭峻反對憲宗聽信吐突承璀等之流的讒言，擁護新登基而重用他的穆宗。這實際上是維不維護國家法紀，堅不堅持正義的大事。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力行動。如果依此觀點去看待問題，分析問題，那麼，元稹爲何常遭貶謫，常被誣陷，常被誹謗，則不言自明瞭。

明瞭元稹遭受的冤假錯案，讓我們再考訂元稹“信道不堅，乃傷所守附宦官貴得宰相”之出處，此說在後晉人劉駒監修的《舊唐書·元稹傳》中並未出現，而是出自宋代宋祁編的《新唐書·元稹傳》(歐陽修編五代史)。《新唐書》在後，而《舊唐書》在前。我以爲，《舊唐書》更接近於元稹那個時代，更能準確地評價元稹之德行。而《新唐書》的編修者明顯地受後來謠言的左右，以至於使元稹蒙冤至今。

只要我們認真地去讀一下元稹當時對諸事件寫給皇帝澄述的文章，便會一目瞭然。那的的確確是一連串的冤假錯案。元稹雖然數次擔任輔君匡國的要職，擔負濟世爲民的重擔，但是，卻非常短暫。其中最長的任職是一年的監察御史，最短的是尚書左丞，在位不到一個月，五次要職總共僅兩年零三個月。而前後遭貶、流放則達20年之久。元稹啊，真是一個飽受苦難，歷盡滄桑之人。他在那麼多的惡意中傷環境中，不畏權貴，不避風險，敢於直諫以保社稷，的確是難能可貴的。他一心以大業爲重，卻每每是遭受不白之冤。如果元稹真要是“信道不堅”，“投降變節”的話，也不至於落得個一貶再貶的下場。元稹真是太傻。當了翰林院承旨學士，就不該去查辦什麼“考進士做弊案”，人家皇帝叫白居易去查辦，白居易都知道厲害而不去查，你元稹卻要去查，使得宰相裴度的兒子、主考官李宗閔的女婿、楊汝士的弟弟等十一人落榜。你說怎麼不得罪一大片呢?當了宰相，就不該去爲國家着想，用什麼“反間計”去解“深州牛元翼之圍”，本是裴度奉命去討伐而遲遲按兵不動的箇中原由，你元稹爲何不知這是裴度要挾皇上的本錢。你元稹去平定了叛軍，那又把裴度的威風置於何處?被貶同州、越州當刺史了，你元稹就該“閉門思過”了，怎麼又去爲老百姓着想，修什麼水利，搞什麼稅賦改革?富豪們要多繳稅，怎麼會高興呢?怎麼又不造你的謠呢?以致落得個“瀆貨”貪的壞名聲。當了檢校禮部尚書、尚書左丞，你元稹又要爲什麼國家着想，搞什麼整治吏部，振興朝廷法紀，去罷免那些朝中不辦公事，只謀私利的官員，這當然要被宦官、奸臣們說你想謀取相位。以至於被再次趕出朝廷並死於武昌軍節度使任上，終生也沒有機會來爲自己辯解，而含冤九泉。

然而，時間是最能考驗人的，真理始終是真理，無論受到多少挫折，無論有幾多的沉冤，歷史，將作出公證的評價，元稹，你的形象將永遠是高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