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禹錫詩詞中的創新意義

劉禹錫是唐代詩壇的一位大家，他的詩歌得到後人的極大推崇。

在詩歌人才輩出的唐朝，劉禹錫和白居易齊名，文學史上有“劉白”之稱。白居易稱劉禹錫爲“詩豪”，宋代的蘇軾、黃山谷也很推崇劉禹錫。劉詩有很大的造詣，他使詩歌題材領域得到拓展和發掘，深化和反駁了傳統的主題表現;特別是他的民歌體詩對後世影響極大，使詩歌的體式有了很大的變革和完善，體現了其在詩歌創作上的創新意義。

白居易在《劉白唱和集解》中這樣評價：“劉夢得，詩豪者也。其鋒森然少敢當者，其詩處處有神物護持。”明人胡震亨在《唐音癸籤》中也說：“禹錫有‘詩豪’之目，其詩氣蓋今古，詞總華實，運用似無甚過人，卻都愜人意，語語可取，真才情之最豪者。”

劉禹錫生活於中唐時期，曾兩次被貶，在湖南朗州(今常德)和廣東連州前後呆了二十多年。這對他的詩歌創作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本文從三個層面論述劉詩在詩歌創作上的突破和創新。

一、納勞動場面入詩，踏出一條創作

唐代詩歌的內容比以往任何時期都要廣泛。山水詩、邊塞詩等凡是生活觸角可及之處都有入詩者。而劉禹錫在詩歌內容拓展和發掘上更是不遺餘力，成就昭然。他在被貶連州時期，主動接觸民間，觀察社會，察訪氣候、民俗，致力於勞動場景的描寫。這類詩歌題材是盛唐時期山水派詩人未曾涉筆的創作領域。

詩人在《相和歌辭・採菱行》一詩中，以觀察生活的獨特文學視角記下了白馬湖採菱的勞動場面。秋日湖中採菱的勞動景象流於詩人筆端，勞動的歡快和競爭的緊張融在詩歌的字裏行間。滿湖盪舟的採菱女爲了爭看誰採得多，顧不上岸邊騎在馬上看她們的有情郎，不時地揮動船槳左轉右走，長衣短裙飄搖着，頭釵發釧晃動着，歡聲笑語交映着，緊張熱鬧的勞動一直持續到夜幕降臨。而人們仍然沉浸在白天的歡快中，在富有水鄉特色的竹樓裏飲酒對歌，通宵達旦。詩人對勞動人民的那份感情透過對勞動場面的細緻、深切地描繪體現出來;少有人涉及的新的詩歌創作領域在詩人筆下拓展開來，走出了一條前所未有的創作新路子。

在遭貶廣東連州時，劉禹錫和農民交朋友，瞭解農桑之事，用民歌的形式來直接反映農民生活，寫下了以勞動農民爲題材的《插田歌》。“岡頭花草齊，燕子東西飛。田塍望如線，白水光參差。農婦白�裙，農父綠蓑衣。”詩人用清淡的色彩和簡潔的線條勾勒出插秧時節連州郊外的大好風光，在工整的構圖上穿插活潑的動態：山崗上的花草看上去整齊有序，燕子穿梭飛舞着，田埂遠遠望去筆直如線，清水閃着粼粼白光。農婦們穿着白麻布做的衣裙，農夫們披着綠色的蓑衣，白裙綠衣與綠苗白水的鮮明的色彩對比，分外調和。詩人所用筆墨雖淡，卻渲染出南方水鄉濃郁的春天氣息。流動着一種美的意蘊。“時時一大笑，此必相嘲嗤。”這更是把勞動時人們的歡愉和熱鬧形象真實地表現了出來。詩人用其獨到的觀察角度和筆法，將勞動人民之間的深厚情感的美好表現和周圍環境物態的審美情趣交匯在一起，營造了極具感染力的意境之美，爲後人留下了有關這種源遠流長而又傳播至今的民歌品種的珍貴記錄。

被貶期間，劉禹錫深入瑤民的生活，寫下了《莫瑤歌》《蠻子歌》，展示了一千多年前居住在粵北山區的瑤族人民的居住、耕作、語言、祭祀、衣飾、婚姻、市易等等帶有濃厚原始色彩的生活習俗，把他們的日常生活各個側面的細節寫人詩中，描寫得生動逼真。詩人善於捕捉他們的生活形象。他們的生產方式還是刀耕火種，捕捉野生動物，生聚於深山密林中。由於常受到漢人統治者的歧視壓榨，行跡詭祕，懼見生人。歷史上能注重描寫少數民族生活的詩人寥若晨星，像劉禹錫這樣描述具體、視野開闊的詩作就更加珍稀。他的創作筆觸涉及前人從未表現的新領域。

安徽的方心棣在劉禹錫民歌體詩藝術的探討中認爲：劉禹錫的民歌體詩既具有文人詩的長處，又有濃厚的民歌色彩。民歌色彩與文人詩的韻味融合在一起，使得他的詩作既清新明朗又含蓄華美，既有鮮明的地方情調和濃厚的生活氣息，又有強烈的`抒情意味。這在我國古典詩歌史上是別具一格的。生活給了詩人靈感，勞動讓詩人在創作上得到昇華。可以說，正是政治上的失意，讓詩人有機會接觸農民的勞動;正是詩人開闊的胸懷和堅強的性格，使其以樂觀的心態面對現實，將嫺熟的藝術表達技巧與民歌的特點相融相映，拓展了新的詩歌歌詠領域。

二、以生活苦酒爲源，釀出詩歌淳厚甜美

生活的不如意並未使劉禹錫消沉和頹廢。他以開朗豁達的心胸面對生活中的不如意，豪放不羈、倔強不屈的品格在詩中突出地得以體現。詩人在詩歌創作中一反傳統的悲秋、嘆老的情感邏輯和思想軌道，不乏創作的熱情，又對此進行深化和反駁。詩人以身邊清靜幽寂的自然境界淨化自己的心靈;以周遭歡樂明快的勞動場面感悟生活，用自己對自然和勞動的審美觀表達強烈的情感，使自己從現實的困擾中解脫出來，享受生命自由質樸的快樂，宣泄被貶僻居的冷漠孤寂情懷。如著名的《秋詞》二首便是劉禹錫這類詩歌的典型之作。“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勝春朝。晴空一鶴排雲上，便引詩情到碧霄。”“山明水淨夜來霜，數樹滌紅出淺黃。試上高樓清入骨，豈如春色嗾人狂。”詩人贊秋景以現志向高尚，詠秋色以頌情操清白，喚醒人們爲理想而奮鬥的英雄氣概和高尚情操，給人以深刻的美感和情趣。法國大作家巴爾扎克曾說過：“藝術作品就是用最小的面積驚人地集中了最大量的思想。”詩人的情操在《始聞秋風》中也可一見，如“馬思邊草拳毛動，雕眄青雲睡眼開。天地肅清堪四望，爲君扶病上高臺”的詩句，反映了詩人自強不息的意志，不畏艱難的精神。儘管此時詩人顏狀衰變，但豪情不減，體病不算什麼，猶上高臺。那份堅強，那份執着，感人肺腑，令人扼腕。沈德潛稱讚此詩說：“下半首英氣勃發，少陵操管不過如此。”

經過二十多年磨難的詩人終於再次被召回京，白居易寫了《醉贈劉二十八使君》贈劉禹錫。詩中對劉禹錫不幸遭遇寄予的無限同情和感傷哀婉的格調使詩人感慨萬分。爲了答謝白居易對自己的深情厚誼，也爲了表明自己的人生態度，劉禹錫寫了《酬樂天揚州初逢席上見贈》：“巴山楚水淒涼地，二十三年棄置身。懷舊空吟聞笛賦，到鄉翻似爛柯人。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今日聽君歌一曲，暫憑杯酒長精神。”詩的前四句以直陳筆法概括了被貶二十三年的不幸遭遇，抒寫歸來後的感受。詩人用“爛柯人”、“聞笛賦”的典故抒發了懷念故友之情和恍如隔世之感，格調低沉、哀婉。在看似平淡的敘述中暗含着對世事的不滿、不平、憤恨。後四句文勢一變，詩人從長遠着眼看待個人的榮辱得失;從社會大勢和國家前途的宏觀角度立意運思，表現了其曠達、豪邁、積極樂觀的人生態度，並回扣詩題，表明對白氏贈詩的答謝之意。其中“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更透射出一種昂揚勃發的精神、始終不衰的政治熱情和堅韌不拔的鬥爭意志，給人一種積極向上的內在動力[1](p826)。白居易在《金針詩格》中稱讚說：“夢得相寄雲：‘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雪裏高山頭早白，海中仙果子生遲。’此二聯神助之句，自能詩者，鮮到於此，豈非夢得之深者乎?”此語道出了劉詩的獨特之處。

三、擷民歌創作精髓，留予後人詩韻永垂

孫琴安在《試論劉禹錫在唐詩中的地位》一文中寫道：“在詩歌的藝術風格上，他(劉禹錫)也顯示出了與唐代其他詩人不同的地方……一般說來，劉禹錫的詩都比較明快，很少晦澀，無論是古詩、樂府、近體都有這個特點。而近體則寫得更含蓄精練。特別是他被貶期間，從民歌中吸取養料所寫的《竹枝詞》《楊柳枝詞》《浪淘沙詞》《紇那曲》《踏歌詞》等，更是新鮮活潑、格調明快，具有濃厚的地方色彩和民族風格。”

劉禹錫不滿於當時的某些樂府詩“不能足新詞以度曲”(《董氏武陵集紀》)的傾向，且比較重視詩歌的音樂美。他努力掌握民歌曲調，學唱《竹枝詞》，使“聽者愁絕”(白居易《憶夢得》詩自注)(卞孝萱，吳汝煜《劉禹錫的生平與詩》)。劉禹錫在巴楚一帶聽到叫“竹枝詞”的當地民歌，歌詞雜詠當地風物和男女愛情，富有濃郁的生活氣息，引起詩人的愛好和重視，於是模仿這一民間形式，一連寫了十餘首。“楊柳青青江水平，聞郎江上唱歌聲。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卻有情。”(《竹枝詞》十一)就是詩人摹擬民間情歌的手法，寫一位初戀少女聽到情人的歌聲時乍疑乍喜的複雜心情。詩人用豐富的視角，透過江水(視覺)、歌聲(聽覺)及如晴雨一般的感受，生動細緻地表現出初戀少女忐忑不安的微妙感情。特別是詩人用以天氣的“無晴”與“有晴”，諧人物的“無情”與“有情”，“晴”“情”雙關諧音表現愛情，語言平易，詩意清新，情調淳樸，極富民歌風味，最爲人稱道心](P382)。明人謝榛認爲這兩句“措辭流麗，酷似六朝”(《四溟詩慶》)。六朝樂府民歌多用諧音雙關語來表達戀情，作者在這裏是效法了六朝民歌。作者抓住春末夏初之際.南方的天空中常常出現的這邊白雲翻卷雨簾高掛，那邊卻紅日朗照一片晴明的氣候特點，來寫照少女忐忑疑慮的心境。同時，採用移情人景、欲吐還吞的抒情方式，更增添了詩的委婉餘味，魅力無限。“山頭紅花滿上頭，蜀江春水拍山流。花紅易衰似郎意，水流無限似儂愁。”(《竹枝詞》八)詩人不同於以前民歌中往往用花來比女子，在這裏把花用來比男子，別有一種新意。詩人用通俗上口的民歌手法，體現了“含思婉轉”的特色，表現了農村婦女的愛情，記錄了勞動人民的生活感情，使“竹枝詞”這一民歌形式得到創新。

“山上層層桃李花，雲間煙火是人家。銀釧金釵來負水，長刀短笠去燒畲。”(《竹枝詞》九)描繪的則是一幅巴東山區人民生活的風俗畫。由滿山的桃李花引出山村人家，又由山村人家引出勞動男女戮力春耕的情景。與勞動生活的旋律十分合拍的輕快的節奏，着力描繪創造力之美的藝術構思.隱隱透露出詩人欣喜愉快的心情和對勞動生活的讚歎。

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編寫的《中國文學史》對劉禹錫民歌體詩歌分析時寫道：“這些詩的特點是儲存着清新爽朗的情調和響亮和諧的節奏，能大膽吐露內心的情感，藉助於比興手法或雙關語，使人感到真摯而含蓄，比之一般民歌又要細膩、華美一些。”

吳汝煜《談劉禹錫詩歌的藝術美》時特別提到劉禹錫的《竹枝詞》的音樂美。認爲劉禹錫的《竹枝詞》，“每首的前兩句主要吸取了七絕聲律諧婉的特點，後兩句大體上保持了民間傳唱的竹枝詞在曲調上淒涼怨慕的特點，兼有兩者之長，做到和諧與拗怒遞用，又大量採用諧聲雙關、重迭迴環等藝術手法，使之更加符合天地自然之聲，因此表現出含思婉轉的韻味。”

遊國恩等著《中國文學史》一改過去文學史多隻強調劉禹錫民歌體作品藝術成就的格局，依次分析了其詠懷詩、詠物詩、懷古詩、民歌體等四個門類的詩歌作品，最後認爲：“劉禹錫的詩，律詩、絕旬比古詩成就高，仿效民歌的樂府小章尤爲著名。”

總之，劉禹錫的詩歌或描寫羣衆勞動場面，表現勞動人民的愛情生活，展現江南水鄉的人情風俗，具有清新自然、健康活潑的韻味，充滿着生活情趣，在不如意中樂觀地生活;或託物言志，揭露醜惡的社會現實;或直抒胸臆，表現了守正不阿的品格和對佞臣的憤慨，曠達堅毅。詩人開拓了詩的題材領域，繼承和發展了詩歌主題的表現形式，大膽地以民歌形式反映生活，改革、完善了詩歌的體式，充分體現了其在詩歌創作上的創新意義。生活是創新的源泉;創新豐富了文學的內容。明代楊慎說：“元和以後，詩人全集之可觀者數家，當以劉禹錫爲第一。其詩入選及人所膾炙，不下百首矣。”正說明了劉禹錫詩歌的深遠影響，不愧爲“真才情之最豪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