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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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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772--846),漢族,字樂天,號香山居士,河南新鄭(今鄭州新鄭)人,和元稹並稱“元白”,和劉禹錫並稱“劉白”,是中國文學史上負有盛名且影響深遠的著名唐代大詩人和文學家,與李白、杜甫齊名,有“詩魔”和“詩王”之稱,他的詩在中國、日本和朝鮮等國有廣泛影響。白居易祖籍山西太原,其曾祖父遷居下邽(音guī)(今陝西渭南北),其祖父白湟又遷居河南新鄭。唐代宗大曆七年正月二十(公元772年2月28日),白居易在新鄭城西的東郭宅村(今東郭寺)降生了。白居易晚年長期居住在洛陽香山,號稱“香山居士”。武宗會昌六年(846年)八月,白居易死於洛陽,葬於洛陽香山,享年75歲。他去世後,唐宣宗寫詩悼念他說:“綴玉連珠六十年,誰教冥路作詩仙?浮雲不繫名居易,造化無爲字樂天。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愴然。”著有《白氏長慶集》七十一卷。

白居易的資料

白居易晚年官至太子少傅,諡號“文”,世稱白傅、白文公。在文學上積極倡導新樂府運動,主張"文章合爲時而著,詩歌合爲事而作",寫下了不少感嘆時世、反映人民疾苦的詩篇,對後世頗有影響。是我國文學史上相當重要的詩人。 元和時曾任翰林學士、左贊善大夫,因得罪權貴,貶爲江州司馬,晚年好佛,因而人稱詩佛,又自號樂居士。他一生作詩很多,以諷喻詩爲最有名,語言通俗易懂,被稱爲“老嫗能解”。敘事詩中《琵琶行》、《長恨歌》等極爲有名。

白居易的詩在當時流傳廣泛,上自宮廷,下至民間,處處皆是,其聲名還遠播新疆和朝鮮、日本。白詩對後世文學影響巨大,晚唐皮日休、陸龜蒙、聶夷中、羅隱、杜荀鶴,宋代王禹偁、梅堯臣、蘇軾、張耒、陸游及清代吳偉業、黃遵憲等,都受到白居易的詩的啓示。白居易的詩歌在日本的影響最大,他是日本最喜歡的唐代詩人,在日本的古典小說中常常可以見到引用他的詩文,可以說在日本人的心中白居易纔是中國唐代詩歌的風雲人物。

白居易的主要作品有:《長恨歌》《琵琶行》《賦得古原草送別》《錢塘湖春行》《暮江吟》《憶江南》《大林寺桃花》《同李十一醉憶元九》《直中書省》《長相思》《題岳陽樓》《觀刈麥》《宮詞》 《問劉十九》《買花》 《自河南經亂關內阻飢兄弟離散各在一處因望》

白居易早年熱心濟世,強調詩歌的政治功能,併力求通俗,所作《新樂府》、《秦中吟》共六十首,確實做到了“唯歌生民病”、“句句必盡規”,與杜甫的“三吏”、“三別”同爲著名的詩史。長篇敘事詩《長恨歌》、《琵琶行》則代表他藝術上的最高成就。中年在官場中受了挫折,“宦途自此心長別,世事從今口不開”,但仍寫了許多好詩,爲百姓做過許多好事,杭州西湖至今留着紀念他的白堤。晚年寄情山水,也寫過一些小詞。贈劉禹錫詩云: “古歌舊曲君休聽, 聽取新詞《楊柳枝》”,可見他曾自度一些新詞。其中《花非花》一首,頗具朦朧之美。

作品

主題

題材集中是白居易諷喻詩的藝術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選擇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個主題,“一吟悲一事”,主題非常明確。爲使主題更明確傳達給讀者,或詩題下加小序點明主題,或“卒章顯其志”突出主題。其次,白詩的藝術特色還表現在刻畫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徵,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鮮明生動的人物形象。但白詩的詩意並不淺顯,他常以淺白之句寄託諷喻之意,取得怵目驚心的藝術效果。《輕肥》一詩描寫了內臣、大夫、將軍們赴會的氣概和席上酒食的豐盛,結句卻寫道:“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這是一幅多麼慘烈的情景。

閒適詩和諷喻詩是白居易特別看重的兩類詩作,二者都具有尚實、尚俗、務盡的特點,作品書法但在內容和情調上卻很不相同。諷喻詩志在“兼濟”,與社會政治緊相關聯,多寫得意激氣烈;閒適詩則意在“獨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與元九書》),從而表現出淡泊平和、閒逸悠然的情調。

白居易的.閒適詩在後代有很大影響,其淺切平易的語言風格、淡泊悠閒的意緒情調,都曾屢屢爲人稱道,但相比之下,這些詩中所表現的那種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閒適”思想,以及歸趨佛老、效法陶淵明的生活態度,因與後世文人的心理較爲吻合,所以影響更爲深遠。如白居易有“相爭兩蝸角,所得一牛毛” (《不如來飲酒七首》其七)、“蝸牛角上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對酒五首》其二)的詩句,而“後之使蝸角事悉稽之”(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號論,“醉翁、迂叟、東坡之名,皆出於白樂天詩云”(龔頤正《芥隱筆記》)。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蘇文忠公不輕許可,獨敬愛樂天,屢形詩篇。蓋其文章皆主辭達,而忠厚好施,剛直盡言,與人有情,於物無着,大略相似。謫居黃州,始號東坡,其原必起於樂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詩話》)凡此種種,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詩的影響軌跡。

詩歌理論

白居易的思想,綜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爲主導。孟子說的“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是他終生遵循的信條。其“兼濟”之志,以儒家仁政爲主,也包括黃老之說、管蕭之術和申韓之法;其“獨善”之心,則吸取了老莊的知足、齊物、逍遙觀念和佛家的“解脫”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貶江州司馬爲界。白居易不僅留下近三千首詩,還提出一整套詩歌理論。他把詩比作果樹,提出“根情、苗言、華聲、實義”(《與元九書》)的觀點,他認爲“情”是詩歌的根本條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與元九書》),而情感的產生又是有感於事而繫於時政。因此,詩歌創作不能離開現實,必須取材於現實生活中的各種事件,反映一個時代的社會政治狀況。他繼承了《詩經》以來的比興美刺傳統,重視詩歌的現實內容和社會作用。強調詩歌揭露、批評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詩歌表現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則。《與元九書》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爲時而著,歌詩合爲事而作”的現實主義創作原則。

他的這種詩歌理論對於促使詩人正視現實,關心民生疾苦,是有進步意義的。對大曆(766~779)以來逐漸偏重形式的詩風,亦有鍼砭作用。但過分強調詩歌創作服從於現實政治的需要,則勢必束縛詩歌的藝術創造和風格的多樣化。

創作主張

文章合爲時而著,歌詩合爲事而作。

作品風格

語言優美、通俗、音調和諧,形象鮮明、政治諷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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