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認同探討論文

摘要:主要採用文獻資料法，對傳播學視域下中華民族傳統體育的文化表徵進行了系統分析，研究表明:傳播是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賴以存在與發展的必要前提，予民族傳統體育文化以生命力，關係到其文化整體的實現;傳播影響受衆對民族傳統體育文化意義的解讀，並重塑着廣大受衆的文化認同選擇。傳播生態的改變造成的文化傳承結構的失衡、社會轉型過程中傳媒文化傳承功能失位與價值迷茫、跨文化傳播的“文化霸權”和“文化殖民主義”是中華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認同危機產生的重要原因。對中華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認同的重構，必須明確大衆傳媒的角色定位，強化其社會責任，努力拓寬資訊傳播渠道，拓展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認同建構的空間，在加強資訊監管的同時，注重發揮“意見領袖”的文化引領功能，努力建構起中華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價值體系和話語體系。

關鍵詞:體育文化;民族傳統;傳播學;文化認同;認同危機;價值體系;話語體系

文化認同是人類對於文化的傾向性共識與認可，是個體對於自己所屬的文化以及文化羣體具有歸屬感，進而能自覺獲得、保持和創新所屬文化的社會心理過程，表現爲人們使用相同的文化符號、遵循共同的文化理念、秉承共有的思維模式和行爲規範，其實質與核心就是共同體共享的意義或價值體系［1］，它是維繫不同羣體、團體和組織的重要紐帶，是實現民族認同不可或缺的必要因素，也是維繫社會穩定發展的堅實基礎。中華民族傳統體育是一種“身體文化”，是一種特殊的文化載體，它或源於生產勞動，或根植於節日慶典，或附身於宗教民俗活動，以自在的形式將民族意識、文化精神和價值追求融入民族成員的生活血脈之中，自發地存在併發揮規範作用［2］，作爲重要的文化認同資源，牽繫着廣大受衆的心理情感和文化歸屬，實踐着文化認同的基本功能，所以，“理所當然，它應該成爲我們這個時代，建構精神家園，發掘核心價值體系的重要文化資源”［3］。全球化浪潮使各民族的文化聯繫日趨緊密，其裹挾而來的文化也衝擊、推動着我國社會的文化變遷，並對各民族的文化觀念、文化審美方式、文化行爲和文化語境等方面提出了尖銳的挑戰。傳統文化的歷史底蘊、其內涵的惰性因子、商業文化的蔓生和多元價值取向相伴而生，共同塑造着複雜的文化現象，使不同民族的文化認同問題成爲重要議題。我國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發展是一個歷史凝結的過程，也是縱向和橫向不斷傳播的過程，從這個意義上講，離開傳播，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及認同便無從實現。體育的全球化發展，同樣昭示了我國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認同危機的真正根源。在資訊化的今天，伴隨着傳播技術的發展，這些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認同的失範問題將濃縮爲形態各異的鏡像在媒介中得到淋漓盡致的展現，傳媒也日益成爲中華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變遷的動態表徵，是現代社會中人們再現和建構體育文化身份的主要途徑與資源，悄然改變着人們的體育文化認同建構方式。基於我國對文化轉型與文化建構的社會現實，本研究將將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認同問題置於傳播學理論框架下，在對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傳播學特徵進行分析的基礎上，從傳播與民族傳統體育文化互動關係視角考察了其文化認同問題，系統分析了我國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失範的症因，探尋面向未來的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覺發展戰略，將擺脫以往大多從社會學角度進行相關理論研究的思路，更具一定的創新價值和現實意義。

1研究方法

採用文獻資料研究法，認真查閱相關“傳播學”“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和“文化認同”方面的著作28部，並在中國知網(CNKI)中，進行期刊的檢索，其中以“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爲關鍵詞，共檢索到從2002至今發表的148篇研究論文，其中核心期刊46篇;以“民族傳統體育”和“文化”爲關鍵詞，檢索到2001至今發表的79篇文章，其中核心期刊32篇;另外將“傳播學”和“體育文化”作爲主題進行檢索，共檢索到從2003至2015年51篇文章，其中核心期刊23篇，相關文獻資料爲論文寫作提供了理論參考，在論文撰寫過程中共參考了7部學術著作和13篇學術論文。

2傳播學視域下中華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表徵

2.1傳播決定了民族傳統體育文化整體的有效實現

美國社會學家庫利指出:“傳播是人與人關係賴以成立和發展的機制———包括一切精神象徵及其在空間得到傳遞、在時間上得到保證的手段。”［4］從這個角度可以認爲，傳播決定了人的社會關係的實現，或者說傳播成爲社會關係得以實現的機制。在西方傳播學中“communication”通常被翻譯爲“傳播”，這其中不僅包含了“傳出、播開”的意思，而且還具有“交流、交往、溝通、流傳”等方面的意思。基於此，可以認爲傳播是文化的本質，沒有傳播就沒有文化，傳播就是文化的實現［5］。由於文化是“人類在物質生產和精神活動中抽象出來的原則體系以及這一體系的現實化”［5］。其中，“抽象出來”和“現實化”表明了傳播是文化的本質，也闡明瞭文化的二維結構特徵即深層結構和表層結構;因此，對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而言，其深層結構意蘊着本民族的社會歷史、政治經濟、文化風俗和心理狀態，映射出圖騰崇拜、宗教信仰、價值觀念、倫理道德、審美情趣、生活習慣等精神價值，是民族傳統體育的文化核心與精髓。表層結構是民族傳統體育的外顯形態，是一種“看得見、摸得着”的文化，表現爲身體活動同一性的規則、複雜的程序、怪異的服裝和器皿等，並呈現出口頭傳統、表現藝術、運動形式、民俗禮儀、鄉土遊戲、節日慶典等多種表現形態。也正是基於傳播過程中對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表層和深層結構的整體解讀，民族傳統體育的“活態性”“民族性”“民間性”“生態性”“生活性”“娛樂性”“競技性”等成爲對其特徵界定的話語表徵。同時，基於文化的傳播特性，可以認爲傳播是文化存在與發展的必要前提;但從傳播學視域分析，文化傳播的介質離不開符號系統，是精神內容和物質載體相統一的資訊，同時也是符號和意義相統一的象徵符體系，人類社會正是透過象徵符體系，儲存和傳達着自己的智慧和經驗，創造和繼承着社會文化［1］。從這個意義上講，在傳播過程中，民族傳統體育文化是外顯的文化符號(動作、手勢、姿態、規則、服裝、器皿等)與內隱符號(民族特點、倫理道理、意識、情感等)的融合，是物質載體和精神內容相統一，符號和意義相統一而構成的具有繼承性和保護價值的象徵符體系，並從整體上統合了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表層結構表達和深層結構訴求。從傳播學角度講，任何傳播着的傳統文化都是現實的，否則即爲已經僵死或湮沒的“死文化”，可以說，民族傳統體育作爲一種整體的文化現象，千百年來，在其傳播過程中，透過不斷的演繹、變遷、融合、創新，以姿態各異的形式附着於可見、可感的各種文化載體，並與現實生活相互交融，在各自的文化空間內，以鮮明的文化個性，予民族傳統體育以生命力表達;因此，對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認同問題的研究，應基於文化傳播的過程中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整體性進行思考，並結合現實背景予以考察，結合其傳播的當下維度，綜合考慮影響其傳播過程中的文化形式、文化內容、傳播環境和傳播對象等諸多要素才更具現實理性。當然，對民族傳統體育的“死文化”，如我國的蹴鞠、捶丸、投壺、苗族的穿花衣裙賽跑、打花棍、土家族的撒爾嗬、板凳龍等文化現象從傳播學角度進行致因分析，也有助於我們從側面更加清晰的瞭解文化傳播過程的癥結，爲當今的體育文化認同選擇與重構提供參考。

2.2傳播影響着受衆對民族傳統體育文化意義的解讀

根據傳播符號學理論，文化在傳播過程中表徵爲各種各樣的.符號，從人類社會生活的器具用品、活動爲方式甚至思想觀念，都表現爲一種符號［1］。而人類傳播是一個以資訊爲媒介的社會互動過程，從符號學角度可以認爲傳播過程是符號化和符號解讀的過程［6］。作爲符號的創造者和運用者———人，正是以符號自身與意圖和表物建立協調的關係，來傳達、交流、溝通特定語境中相互間的目的和意圖，以求理解和接納［1］。從這個意義上講，雖然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傳播的介質是符號和意義“相統一”的象徵符體系，但其符號作爲文化的表層結構或者說是表現形式並不等同於意義。其本身所具有的意義既存在於經歷史沉澱而約定俗成的符號系統中，又存在於處於一定歷史時空的個體的主觀理解之中。在傳播過程中，民族傳統體育的不同符號系統都有着爲某一“社會共同體”成員所分享的意義，因此我國的民族傳統體育呈現出鮮明的地域文化特徵如:藏族人民的賽馬節、新疆的古爾邦節和民俗性特徵如:壯族的三月三拋繡球、打扁擔活動、蒙古族的“那達慕”大會等。而由於人的表達過程部分地是一個“自我異化”的過程，因此，作爲獨立結構的民族傳統體育象徵符號系統必然因不同的社會自然和歷史條件而受到制約，而人們對它承載的內隱價值的解讀也將會出現不斷的變化，同樣的民族傳統體育項目因民族和地域差異可能有着截然不同的表現形式，如藏族式摔跤爲“北嘎”;維吾爾式摔跤爲“且裏西”;蒙古族的摔跤爲“搏克”;滿族、回族式摔跤爲“絆跤”;彝族的摔跤爲“格”。因此，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在傳播過程中所承載的深層的文化意義都是歷史的、變動的，存在於處於特定歷史地位的人的主觀理解中，從而使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認同呈現出流動性、不穩定的特點，但其核心和實質是共享意義的交流、創造和理解。由於符號和意義的統一具有相對性，文化主體的隨意性解讀將使符號所承載的資訊發生變遷或異化，例如對中國傳統武術進行的競技化改造，其根源在於脫離了對傳統武術所承載的深層文化價值的解讀，而一味陷入對西方競技體育表層文化的模仿，當然，這種誤讀或者說民族傳統體育的這種變遷或異化究竟是源於傳播者還是廣大受衆，亦或是傳播環境的影響，我們暫且不論，但從文化傳播的角度去理解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認同失範問題，應該成爲相關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認同研究的基點，成爲我們在民族傳統體育文化保護與發展方面重要的致思方式，也有利於釐清當下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各種扭曲化、抽象化、碎片化等“文化曲解”現象。

3中華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認同危機的傳播症因解讀

3.1傳播生態的改變造成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傳承結構失衡

中華民族傳統體育起源於以遊牧文明、農耕文明、採集文明、藏傳佛教文明和伊斯蘭文明相結合而成的文化形態。在前工業社會，由於經濟結構相對封閉、單一，社會生產方式落後，人們社會活動範圍有限，資訊傳播途徑與方式較爲簡單，以口口相傳、口手相傳爲主的人際傳播和以家庭、部落或族羣爲主的羣體傳播和組織傳播是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主要傳播方式。此階段，具有一定社會威望、生活經驗豐富和體育技能水平高的鄉土藝人，作爲“意見領袖”，承擔着“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傳承人”角色，對外界資訊起着重要的“過濾”和“加工”作用。由於傳播範圍相對侷限，因此，不同體育文化間的競爭與衝突得以避免，不同體育文化認同間的張力無以展現，主體的文化認同選擇無從談起，可以說，傳統社會的民族傳統體育作爲一種文化載體，順應了此階段社會性質和文化特徵，表現出封閉性、穩定性和宗教性的特點。不同受體間以一種保守、封閉、自足和平靜的心理狀態參與着傳統體育文化的傳承，以標定自己的民族或族羣歸屬，這種對本民族或族羣傳統體育文化的“原生性認同”，促進了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延續性和持久繁榮，呈現出一種無意識的文化自覺樣態。“當代文化的生成、發展與演變是在全球場中進行的。不同社羣、民族、國家的文化再也不是封閉的，它們在全球場中展現。不同文化的這種全球性互動和高度相關，是新科技革命的產物，也是資訊、網絡時代的基本特徵，顯然，這是史無前例的。”［6］進入後工業社會以後，傳統社會的結構和執行機制發生鉅變，社會結構從封閉走向開放，大衆傳媒以及數字媒體在體育文化傳播方面建構起的龐大的、跨民族和國界的多方位傳播態勢，在攜帶海量的異域“體育符號資源”的同時，作爲意義的建構者，“收編”或“統一”了大衆的體育文化身份建構資源，使當代體育文化領域呈現出普遍的“文化媒介化”的特徵，並且這種“媒介文化已成爲一種社會化的宰制力量”［7］，正在對社會結構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數字多媒體技術的發展，加速推動着傳統的單向體育文化傳受模式向多中心、多維互動傳播位移，徹底顛覆了傳統的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傳播結構，催生了新的體育媒介時空。在時間上，拉近了歷史或傳統與現實或當下的距離，使得文化中穩定特徵的再現具有當下意義，塑造着新的文化認同;在空間上，大衆傳媒壓縮了空間，統合了基於一定地域的整體性社會生活過程，構造着新的“想象的共同體”［8］。可以認爲，現代傳媒的發展和傳播方式的改變，改變了原有的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傳承模式，致使傳統的“意見領袖”角色嬗變，社會身份式微。同時，由於民族傳統體育文化體系“輸入———輸出”的節奏被打亂，致使“文化共同體”對文化符號的解讀、調整與重塑的相對平衡的節奏被破壞，受衆在對多樣的體育文化符號進行着甄別、判斷和使用的同時，文化的選擇性得以體現，文化間的張力體驗日益明顯。原有維繫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認同共同基礎的價值標準，伴隨着受衆重新的解讀、修正與調適，呈現出碎片化、個體化和瞬間性特徵。那種建立在以情感、信仰等爲基礎上的、穩定的維繫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傳承的紐帶被割裂，而被代以冰冷的、暫時的契約關係，統一的認同規範和框架被打破，受衆對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認同的心智和期望從沉靜、封閉、無意識的“原生性認同”，轉向活躍、開放、自覺關注的“選擇性認同”。由此而引發的民族傳統文化認同危機問題，在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傳承方面體現的淋漓盡致。傳播方式和內容的嬗變造成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生態錯位的直觀表現就是體育傳播文化內容的同質化傾向，現代奧林匹克運動以無可抗拒的勢頭成爲主流媒體爭相報道的內容，擠壓着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傳播空間，受衆對西方競技體育表現出來的競技性、公平性等價值標準和統一規則下的表現形式的認同，加速銷蝕着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認同的基礎。

3.2社會轉型過程中媒體文化傳承功能的失位與價值迷茫

韋伯透過對現代理性的分析，認爲理性分裂爲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並且工具理性已經日漸佔據統治地位，而工具理性意味着對利益的功利性攫取成爲了現代性社會的主導［9］。工具理性的價值導向，加速了文化的去魅化過程，隨着後現代主義的到來，消費社會文化符號的崛起，催生了“體育文化商品化”，大衆體育文化日益崛起，體育消費文化盛行。詹姆遜認爲消費社會就是完全多元並且拋棄了單一規範的放任社會，在消費社會裏，文化也開始商品化［10］，而這一文化轉向，透過媒介傳播更被無限放大。20世紀90年代上半期，我國國內媒介實現了從“事業”向“產業”的角色轉換，傳播範式開始從國際傳播向全球傳播轉變，將滿足國內多元文化需求視爲運作的核心目標，並透過媒介技術、人才和資金等資源的全球配置與整合以及“全球本土化”策略下的內容生產與銷售來贏取最大的市場利潤。基於工具理性的價值訴求，各種傳播媒介在“議題設定”方面的功能不斷被強化，而作爲媒介“守門人”的社會責任功能卻不斷被弱化甚至忽視，其提供的各種體育文化產品也在市場利益的驅使下，爲爭取更多的受衆注意力資源，積極尋求與文化的聯姻，媒介體育已成爲一種重要的“注意力經濟”。在傳播內容方面，大衆傳媒以體育政策、方針、新聞和賽事的宣傳、直播和報道爲中心，融合了外部的體育文化和體育現象等，形成日漸趨同的西方競技體育主導思想合力，在不斷強調標新立異的同時，再造、改變、誘導着大衆的體育文化趣味及追求，主導着社會主流體育文化“擬態環境”的形成。而具有濃郁特色的民族傳統體育項目，如壯族的打扁擔活動、鄂溫克族傳統的“來闊勒節”中的套馬活動等，雖具有很強的民俗性、地域性和一定的健身性和娛樂性，但相對現代競技體育，在內容的豐富性、競技性、娛樂性和時尚性方面仍有較大差距，難以滿足廣大受衆時尚性體育文化消費需求，似乎已倫爲“腐朽、迷信、落後”的代名詞，在傳播鏈中，得不到大衆傳媒的青睞，難覓落腳之處。根據H.布魯默的“互動理論”，個體會根據外部環境的變化，不斷修正其認知結構［4］。正是基於這樣的“文化空間”，主流體育傳播媒介重塑的富有娛樂性、時尚性和觀賞性的“擬態環境”在很大程度上引導着廣大受衆對現代體育的“等值解讀”［11］，並不斷修正對現代體育的“選擇性認同”，致使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消解與變遷成爲必然，如侗族滾亂泥、回族堆人山、白族跳偉登等。同時，在新媒體時代，尤其是微博、微信、博客等媒介技術的廣泛運用，使廣大受衆作爲“自媒體”，又無形中扮演者傳播者的角色，樂此不彼地助推着這一文化語境的形成。

3.3跨文化傳播的“文化霸權”和“文化殖民主義”

全球化背景下，我國的民族傳統體育文化正遭遇空前未有的傳播全球性、傳播科技化和內容同質化的危機。可以說，“文化全球化的過程主要就是強勢文化的過程，是以強勢文化壓制、排斥、甚至最終吞噬弱勢文化爲特徵的”［12］。“近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興起，包含着一種將價值、利益和意義領域裏的特殊性作爲客觀歷史領域裏的普遍性強加給他人的過程”［13］。國外傳媒集團尤其是西方跨國媒介集團，在激烈的全球體育文化競爭場域中，本着現代市場利益法則和運作邏輯，堅持西方競技體育思想推廣策略，秉承自由、理性、公平、競爭的現代體育觀念，依託強大的經濟基礎、政治優勢和先進的傳媒技術手段，假借“普遍”之名，冠以“當代性”“時尚性”和“全球性”伎倆，隱性地將批量生產並加以本土化包裝的現代體育符號、資訊輸送給目標人羣，實現了對體育資源的不斷積累，並透過各種媒體儀式化、制度化、日常化的傳播，獲得了象徵性社會權利的表徵與再現，並逐漸形成一種體育文化霸權主義思想。與此同時，我國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傳播空間不斷被扭曲與壓縮，文化格局被迫發生改變和重組，新媒體技術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更加劇了這種態勢，加速促進着現代體育文化的整合，引導受衆的認知趨同。所以說在某種意義上，今日的體育全球化並不只是一個“自然的歷史過程”，它存在着意識形態的陷阱［14］。由於文化認同的選擇同樣是文化的比較與競爭過程，在西方體育的跨文化傳播過程中，民族傳統不斷被“他者化”，甚至“妖魔化”，其民族性、本真性、傳統性等不斷被消解，並在發展過程中淪落爲極致性地向西方體育普遍性模式的靠攏與模仿［14］。

4面向未來的中華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認同重構

4.1明確大衆傳媒的角色定位，強化社會責任

大衆傳媒的文化表現與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着大衆文化轉型的未來走向。大衆傳媒的“議題設定”是社會主流文化和社會控制性輿論形成的主要原因，逐漸成爲再現和建構文化身份的重要途徑與資源［4］。針對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在公共傳播領域呈現出的缺失狀態以及資訊交流不對稱的態勢，媒體要發揮社會文明的傳承功能，具備高度的文化自覺性，深入瞭解各民族傳統體育文化，並對其深層文化的精神實質進行探索，透過對優秀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挖掘與包裝，主動介入或干預體育文化的傳播，爲中華民族傳統體育文化提供科學、合理的言說框架，透過對傳統體育文化的描述與不斷追溯，進而吸引受衆的廣泛參與，重拾其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記憶，彌合民族傳統體育文化斷裂，並實現與西方體育文化的交流與對話。同時，作爲一種“社會文化裝置”，大衆傳媒在傳播過程中，應同時兼顧效益與公益，加強體育文化傳播的“把關”工作，做好媒介“守門人”，發揮主流輿論導向作用，積極響應國家的文化強國戰略，不斷強化中華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傳播的現代意義，在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倫理本位”理念引導，地方特色呈現、民族個性和審美習慣表達方面不懈努力，探索符合廣大受衆文化接受的傳播方式，重新發掘和弘揚傳統體育文化的精髓，加強國人對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認知、理解和記憶，發掘和塑造屬於這個時代的新的體育文化精神。另外，在數字化傳播時代，大衆傳媒應根據受衆的不同特點，建立起形式多樣而靈活的資訊反饋渠道，充分運用新媒體技術，透過在政府主導下成立專門的民族傳統體育網站、建立官方微信平臺等手段，在充分發揮報道權威、內容詳盡、分析透徹等優勢前提下，加強與新媒體的互補與融合，不斷擴展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傳播形態。

4.2拓寬傳播渠道，拓展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認同建構的空間

組織傳播和羣體傳播在資訊傳播方面起着承上啓下的作用，兩種傳播方式尤其是組織傳播，以自身的系統性、民族性、文化接近性等特點具有明顯的傳播效果。羣體理論研究表明，相對穩定的羣體對影響人們的思想起着重要作用，其效果甚至要大於大衆傳播，並且有利於個人從羣體中獲得社會認同感。長期以來，尤其是在經濟相對落後的民族或地域，它們是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傳播的主要方式。在不同羣體文化活動中，羣體規範一旦形成，將在個人的社會文化實踐活動中起到重要的指導作用，有利於羣體形成較爲穩定、一致的文化認同;因此，應鼓勵相關組織或羣體積極開展形式多樣的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傳播實踐活動，如近年來在全國廣泛興起的廣場舞羣體，同時各級政府基層組織要對本地域或本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資料進行蒐集、整理、宣傳和對外交流，並充分利用科學技術手段，推進文化傳播的資訊化建設，如建設專門的網站，使靜態保護和動態保護相結合，並在政策、資金和人力資源等方面給予扶持，積極對接優秀的民間羣體組織，因勢利導，不斷拓寬體育文化傳播空間，促使更多受衆對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產生認同。教育傳播作爲重要的組織傳播方式，對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傳播至關重要。但現代的學校體育教育無論從內容到形式都陷入了對西方競技體育的“文化模仿”。雖然，1992年國家教委頒佈的《全國普通高等學校體育課程教學指導綱要》指出不同地區的學校可以選用具有地域特色的內容［15］，但由於民族傳統體育的教材建設問題以及其本身的特點影響制約了其在學校教學中的應用和開發。在學校體育教育中，要加強民族傳統體育文化教育的扶持力度，因地因時制宜，充分挖掘少數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資源，加強民族傳統體育校本課程開發，鼓勵透過對民族傳統體育活動器材、服裝、規則的創新，提高民族傳統體育活動在學校教育中的科學性、健身性，使民族傳統體育進校園活動真正能成爲我國傳統文化復興的一個重要視窗，並使廣大學生真正熱愛並參與其中，不斷提高文化認同感，並主動承擔起本民族體育文化傳承的責任。另外，隨着新媒體技術的迅速普及，“文化媒介化”現代化轉向會促成受衆對多樣體育文化的“想象性認同”，博客、QQ、微信等已經成爲文化傳播的重要陣地，尼葛洛龐帝曾說過“數字化生存……讓弱小孤寂者也能發出他們的聲音”［16］。新媒體技術的發展對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傳播而言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改變了大衆傳媒單向傳播的態勢，有利於拓展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認同空間，爲多樣體育文化的交流與競爭提供了更加廣闊的平臺;另一方面，由於媒介環境下羣體規範約束力的降低，羣體壓力的減小，會促使更多個體在網絡空間尋求自我身份表達和認同的資源，而隱身於各種傳播空間的“意見領袖”因擁有大量的“粉絲羣”，透過對某一主題的上傳、轉發和評論，起到了“議題設定”的功能，在一定程度引導着社會輿論的發展走勢，因此要重視“意見領袖”在中華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傳播中的引領功能，同時要加強資訊監管，加快推進法治建設，不斷提高傳播者的媒介素養。

4.3建構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價值體系和話語體系

發展繁榮中華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增強其影響力和傳播力，對民族傳統文化所蘊含的“天人合一”“內外兼修”“身心自然”等歷久彌新的“文化基因”要予以堅守，深入挖掘具有文化特色、歷史底蘊的內容和表現形式，構建出一種整體的、符合現代社會公共訴求的、獨具時代特色的民族傳統體育價值觀，使其成爲我國文化寶庫中獨特的“文化標籤”［17］，成爲能與“他者”體育文化平等對話的文化資本以及建構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認同的價值座標，並使其在文化意義的承載和表徵上與現代國家和政府、社會公衆羣體緊密關聯，實現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所承載的意義結構與人們集體性的文化心理結構重新契合。否則，單純爲迎合外部世界的“文化想象”［11］，而進行的帶有強烈功利主義色彩的盲目商品化，只會形成完全脫離生活的“假”文化和沒有活力的“死”文化，背離了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發展的本質。另外，須正確處理好“保護與發展”的關係，保護是爲了更好的發展，在民族傳統體育文化保護過程中，“不能消極地把保護工程看成是對瀕危文化遺產的收容所”［18］。“現代傳播媒介是一種對個人和社會進行影響、操縱、支配的力量，它具有界定事物、論述事物、解釋事物、形成或塑造公共認知行爲和價值判斷的能力”［19］，伴隨着現代科技的發展，其文化影響日趨明顯。文化傳播主體在增強文化自信的同時，要樹立文化多元主義的立場，採用靈活多樣的傳播策略、手段和技巧，把控好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與西方競技體育文化的互動的合理張力，建立“文化對話”機制，逐漸消除和打破跨文化交流的隔閡與疏離，不斷提升我國媒介體育的文化話語權，這樣就可以對民族傳統體育的從術語界定、意義詮釋、言說方式3個話語體系要素出發，對全球性文化進行科學的、合理的選擇性接受、合己性理解、顛覆性解釋、破壞性重構和創造性發展［17］。

5結束語

民族傳統體育文化整體的實現過程是物質載體和精神內容相統一，符號和意義相統一的傳播過程，也是人類文化認同的形成的實踐過程。當然這種統一不是絕對的統一，這種文化認同也不是普遍的認同，而是基於一定的社會歷史情境中，或因時間而變，或因空間而異，但傳統文化中的歷史底蘊、文化因子卻未曾改變，“本土猶如系物樁，拴住同一本土的人與時間連續體、歷史共同體之間相同或相似的經歷、情感、身份和主體文化”［17］，吸引着人們自覺踐行着文化傳承的功能。而全球化傳播帶來的時空壓縮和混雜性，致使傳播主體異位、意見領袖式微、傳播內容同質、傳播定位迷失、文化衝突加劇，徹底顛覆了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生態結構，使得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認同維繫功能被消解了。伴隨着傳媒技術的不斷髮展，大衆傳媒凸顯在文化變遷中“輿論領袖”的重要性的同時，正加劇着“文化媒介化”態勢，已成爲人們賴以觀察、認識世界並調整和選擇自己行爲的須臾不可或缺的參照系［20］。透過對民族傳統體育進行碎片化、表面化的文化表徵，解構了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認同的核心價值基礎，致使廣大受衆體育文化身份模糊、混雜與流動，從而引發普遍意義上的認同危機。“文化即傳播，傳播即文化”，在正視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認同問題的現實基礎上，基於傳播學視域，對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認同相關問題進行追溯、描述、解釋、修正與創新，如何透過傳媒建構起當代中國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新表徵，打破“他者”體育文化的禁錮與隔離，重拾“我是誰”“我們是誰”的民族傳統文化座標，進而重振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發展的信心，已成爲我們必須面對和解決的重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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