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評價研究論文

一、我國投資環境評價研究述要

一般認爲，投資環境是指某一特定經濟地域爲投資這種經濟活動所提供的一系列要素和生產條件及其相互作用的統一體，包括硬環境和軟環境兩個方面，並具有整體性、開放性、動態性、區域性和層次性等特點。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吸引外資成效顯著，1979至2000年，全國累計實際利用外資達到5189.2億美元，其中對外借款1473.39億美元，外商直接投資3466.37億美元，外商其他投資額249.44億美元。此間，吸引外資大體經歷了從政策引資到環境引資再到特色引資的階段更替，體現出對投資環境認識的逐步深化。

對投資環境進行分析、評價、改善和調控是學術界和政府部門面臨的重要理論和實踐任務。1993年我國政府舉辦了關於投資環境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對投資環境的內涵和外延進行了較爲全面的討論，其成果被編入《論投資環境與吸引外資》一書中，[1]但投資環境的定量評價尚未引起足夠重視。魯明泓在分析我國投資環境的基本構成因素的基礎上，運用主成分分析等數學方法，選取一般經濟因子、通脹因子、勞動力因子、政策因子等四類因子共11個具體指標組成評價指標體系，分別對除西藏以外的大陸29個省、市、自治區和45個主要城市的投資環境進行了定量測算和評估，並提出了改善投資環境的政策性建議和措施。[2]

該研究存在的主要問題有三個方面：

一是省區和城市的評價指標體系相同，未能體現出不同層次的差異性；

二是對非經濟因子考慮較少；

三是評價結果未能反映各年度之間投資環境的動態變化趨勢。程連生則運用熵的原理來探討中國城市投資環境的特點和熟化類型，同時也提出了改善投資環境的主要措施。[3]

不過，對投資環境熟化度和投資環境熟化率的內涵界定和計量的科學性還需做進一步的探究，增長熟化型、穩定熟化型、潛在熟化型、發展熟化型等類型劃分也值得商榷。1997年，魯明泓再次運用計量經濟模型篩選出對外資區位分佈有較大影響的因素，然後用主成分分析方法計算各地區投資環境綜合指數；繼而運用偏差係數分析法劃分出過度投資地區和投資不足地區，藉此評判各地吸引外資的“工作努力程度”和未來潛力；最後分析了各地區投資環境的內部結構和區域差異。[4]但對過度投資區和投資不足區的劃分依據和結果難以令人信服。

蘇亞芳在對投資環境的基本理論和研究方法進行歸納總結的基礎上，以寧波市爲例，運用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相結合的研究方法，選取自然環境、人口和勞動力、交通條件、基礎設施、稅收優惠五類因子共21個基本因子構成評價指標體系，對海港城市寧波的投資環境進行了綜合質量評價；與此同時，又對重工業、輕工業、高技術工業和服務業等四個投資行業分別進行了適宜性評價。[5]將投資區的綜合質量評價與投資產業的適宜性評價結合起來，是該項研究的重要特色之一；將投資環境評價與投資環境資訊系統的設計、應用分析模型的開發結合起來，則是該項研究的又一特色。

國家計委投資研究所等從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構、基礎設施、技術資源和交通便捷性五個方面，選擇人均GDP、第二、第三產業比重、工業企業淨資產利潤率、進出口額佔GDP的比重、人均累計實際利用外資額、人均投資額、高中畢業及以上人口比重、專業技術人員比重、路網密度、市區離機場距離、市區離鐵路線距離、人均市內電話交換機容量共12個具體指標，對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的49個城市的投資環境進行了綜合分析和評價。[6]

投資環境評價研究雖然取得了驕人進展，但仍存在下列主要問題：

（1）在指導思想上，側重於改善投資環境以吸引外資，而忽視國內各地區或城市間的橫向經濟合作。在改革開放的初期，大力吸引外資成爲城市和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驅動力。從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的發展階段來看，在前期的增長極階段（即常規技術階段），外力確實是主要的發展驅動力；但隨着增長極階段向新產業區階段（即高技術階段）的轉變，內力因素的重要性將日趨上升。實際上，利用外資是專業化生產分工協作關係由國內向國際的進一步延伸和擴展。國內良好的經濟合作關係和秩序，是吸引外資的重要基礎。因此，當前在重視吸引外資的同時，同樣要注重吸引內資。據上海市統計，截止2000年底，全市累計吸引外商投資項目22270個，合同利用外資454.23億美元，實際到位外資308.89億美元；累計吸引內資企業1.5萬家，累計吸引內資金額602億元；上海投資各地企業420家，投資金額超過180億元。又如上海張江高科技園區至2001年共引進項目231個，吸引外資45.77億美元，內資51.5億元，成爲海內外創業者嚮往的投資熱土。可以預見，我國城市和區域經濟將進入分工與協作、外資與內資互動發展的新階段。

（2）各地在吸引外資的手段上，偏重於優惠政策方面的非公平競爭，而相對忽視公平競爭環境的營造。各地在招商引資中運用最多的手段是優惠政策。各種稅收減免等優惠政策，不僅在具體執行過程中因層層變異而被濫用，使各地的招商競爭淪爲一場曠日持久的“價格戰”，導致國家和地方政府兩敗俱傷，而且多如牛毛的各種優惠政策同樣令外商一頭霧水，缺少政策穩定感和對當地政府的誠信度的信心，同時，不少內資企業爲了享受優惠而爭相“假合資”。時至今日，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認識到，一個城市投資環境的優劣，主要不在於該城市的行政當局制訂出超過國家檔案規定的範圍之外的優惠政策，而在於簡化行政管理程序，促進法律、法規清晰化和執法透明化；在於健全必要的交通、能源、通訊等基礎設施；在於消除在進入國內市場方面所存在的行政障礙；在於保障投資者有利可圖。因爲，一方面，優惠政策存在效益遞減現象；另一方面，中國入世後，專對外商的“土優惠”與WTO的“普惠精神”明顯相悖，取消特殊，統一待遇，建立公平、公正、公開的市場競爭環境已勢所必然。

（3）偏重廉價勞動力和土地等成本因素的比較，而相對忽視人力和技術資源及社會資本等重要因素的作用。隨着經濟的發展，基本生產要素的重要性將下降，而高等生產要素的重要性將上升。過去某一種物質上的基礎設施（如交通、能源和水供應）常常就足以吸引外國投資，而現在則要求有高度發展的人力和技術基礎。特別是在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技術創新者和職業經理人等是決定區域發展的重要因素。而且隨着投資環境的逐步改善，勞動力價格和土地價格將呈上升趨勢，傳統生產要素的低成本優勢有可能逐步喪失。此外，輔助性配套服務業的發達程度往往是投資環境評價中容易被忽略的因素。現有的產品網絡和相關的服務業網絡也是外國投資者頗感興趣的因素。

（4）侷限於單個城市投資環境的靜態評價，而較少關注城市投資環境的動態變化，較少關注本地城市與周邊城市甚至更遙遠城市之間的動態聯繫和競爭。或側重單項軟硬環境設施或條件的改善，而相對忽視投資環境整體功能的協同提升。

（5）在評價指標選取上，偏重於一般經濟因子，而相對忽視非經濟因子；或偏重於外資企業或產業佈局的適宜性評價指標的選取，而相對忽視外商對城市生態環境和生活適意性需求方面的考慮。因爲，外資企業要在一地紮根，其要求是多方面的，如交通、通訊、城市景觀、社會治安、污染狀況、居住條件、文化娛樂設施等等，這些都是吸引外資的重要砝碼。

（6）不同區域層次投資環境的影響因素應當有所差異。一般來說，投資環境可劃分爲宏觀、中觀和微觀三個層次。宏觀層面主要是指國家或大的`區域的投資環境，中觀層面主要指城市的投資環境，微觀層面則主要指企業或特定產業的投資環境。在對不同區域層次或不同目標的投資環境進行評價時，其影響因子或參評因子及其權重也會因層次和目標不同而發生變化。這在以往的投資環境評價中是較少顧及的。本項研究試圖彌補這一缺憾。

二、宏觀層面上的投資環境評價

宏觀層面上的投資環境評價的目的在於爲投資者的宏觀決策提供科學依據，即選擇哪個國家或大的區域進行投資？投資者在做出這種選擇時所考慮的主要因素即可作爲投資環境的主要參評因子。從這一角度來看，國外學者提出的投資環境等級評分法、國別冷熱比較法、體制評估法等均屬於此類。在此，筆者將我國各省區的投資環境評價也視爲宏觀層面上的評價。在我國各省區之間，由於政治穩定性、貨幣穩定性、對外商的管制程度、法令障礙等因素的區域差異相對較小，故不予考慮。因此，從軟硬環境中選擇路網密度（X[，1]）、資訊化水平（X[，2]）、建成區綠化覆蓋率（X[，3]）、生產成本包括房地產價格（X[，4]）和勞動力成本（X[，5]）、市場規模和潛力包括人均GDP（X[，6]）、市場中心性（X[，7]）和城市化水平（X[，8]）、勞動力素質（X[，9]）、企業羣體的理性化程度（X[，10]）、行政管理效率（X[，11]）、知識產權保護（X[，12]）共12項指標組成評價指標體系。其中線網密度爲每平方公里鐵路營業里程與公路里程之和；資訊化水平借用國家統計資訊中心對中國各省區資訊化水平的測算結果；勞動力成本以職工平均工資來表示；市場中心性以人均批發和零售銷售額之和來度量；勞動力素質爲每十萬人口中高中畢業及其以上人口數；企業羣體的理性化程度以非國有經濟工業總產值佔全部工業總產值的比重來表示；行政管理效率借用《中國市場化指數》報告中“減少政府對企業的干預”的調查結果來間接度量；知識產權保護以三項專利批准量與GDP的比例來表示。

三、中觀層面上的投資環境評價

根據1998～2000年的評價結果，筆者運用座標圖示方法對各年度城市投資環境進行分類（因篇幅所限，此處圖略），劃分出如下四種類型：第一類：軟硬環境互動發展型；第二類：硬環境滯後發展型；第三類：軟環境滯後發展型；第四類：軟硬環境緩慢發展型。

以2000年爲例。屬於第一類的城市有深圳市、佛山市、廣州市、東莞市、珠海市、惠州市、江門市、肇慶市和潮州市；屬於第二類的城市有韶關市、湛江市、梅州市；屬於第三類的城市有中山市、汕頭市；屬於第四類的城市有茂名市、陽江市、河源市、清遠市、揭陽市、雲浮市、汕尾市。

四、微觀層面上的投資環境評價

微觀層面上的投資環境評價的目的即是在宏觀和中觀決策的基礎上，對具體的投資場所的適宜性和投資潛力進行比較分析評價，以便爲投資者的投資決策提供科學依據。主要從投資項目、投資時機和投資方式等方面來進行場址選擇。精明的投資者往往能夠恰當地選擇投資項目與投資時機和投資方式，以便減少失誤，提高效率，贏得競爭。

進行投資場所的適宜性評價時，首先應根據重工業、輕工業、高新技術產業和服務業等不同產業對自然、經濟、技術、環境等條件的個性要求，來選擇和構建評價指標體系。如在自然條件和環境條件方面，應綜合考慮海拔高度、地面坡度、地基承載力、水質、大氣質量、綠化覆蓋率、洪水淹沒的機率、地震烈度、外方職員子女的教育問題、“三亂現象”等因素；在經濟和技術條件方面，應綜合考慮距車站、機場、港口等主要交通節點的距離、土地成本和租稅、水電氣的供應及成本、離市級商業中心的距離、當地的支援產業和輔助性工業的配套程度、勞動力技術水準、資源稟賦、現有的產品網絡和相關的服務業網絡、個人和企業的信用狀況等因素。

投資場所評價的具體方法有：（1）專家決策法：即根據所選取的場址特徵指標值進行評判和加權，以場址總合得分最高者爲最優選址。（2）匹配法：即根據用戶需求和可選擇的場址之間的最佳匹配程度來選擇最優場址。（3）層次分析法：即在可能性選擇中運用層次分析方法來確定其最優場址。

如高新技術產業對勞動力素質、交通條件、創新環境等有較高的要求，靠近知識密集區，有較強的工業基礎、完善的基礎設施和生活服務設施，良好的自然環境、政策環境和金融環境，成爲其佈局的重要條件。以上海市漕河涇新興技術開發區爲例，該園區選址於上海市西南部，以資訊產業作爲重點發展方向。該園區距市中心人民廣場11公里，距虹橋國際機場7公里，距鐵路上海站12公里，距內環線高架道路4公里，距地鐵一號線1.5公里。園區內基礎設施齊全，交通便利，通訊捷達；環境幽雅，降塵率低，水質較好；工業配套協作條件較好，智力資源豐富（附近有上海交通大學等20餘所大專院校和120餘所研究所；16家國家科研開發機構，270家民營科技開發機構），海關、商檢、金融、保險、外貿、諮詢、律師、會計、專利商標、質檢、人才培訓等支撐服務體系健全。至2000年底，區內共有各類企業800家，其中有研發功能的機構和企業650家，約佔企業總數的81％；職工總數4.1萬名，其中大專以上各類專業技術人員14350人，直接從事研發工作的工程技術人員達到8000人，分別約佔職工總數的35％和20％。在已開發的6平方公里土地上，每平方公里累計產出銷售收入181億元、利稅20億元、出口創匯6.2億美元，單位面積產出列全國高新區之首；世界500強跨國高科技公司已有30多家在區內投資項目。園區還與國際國內的孵化器公司、風險投資機構、上海市高新技術成果轉化服務中心等合作，在擔保、中介、加速孵化等技術創新機制方面進行有益的探索。目前該園區正以寬帶網絡、電子商務平臺爲抓手，創建數字園區；以國際認證爲抓手，爭創質量管理和環境管理“雙優園區”；以中英合資“科技綠洲”項目爲抓手，創建國際園區。透過努力營造高品質環境，實現由產業發展向功能開發的轉變，以期塑造一個符合高新技術產業發展需要的、優越的創新環境，使該區的服務質量、環境保護與國際接軌，進一步提高國際競爭力。

五、結語

投資環境評價的根本目的在於使政府部門、投資者和企業家對該區域的投資環境有一個科學的、全面的、系統的認識，以便指導其投資環境的改善和投資場所的選擇。因此，只有從宏觀、中觀和微觀三個層面進行關聯性考察和比較分析，才能達此目的。

綜合運用經濟學、地理學、統計學、模糊數學、灰色系統理論、層次分析方法、遙感和地理資訊系統等多學科理論、方法和技術開展投資環境評價的多層次綜合研究，是深化投資環境研究的一條有效途徑。微觀層次投資環境的系統綜合研究仍是一個蘊含巨大潛力的領域。

【參考文獻】

[1]中國市長協會編：《論投資環境與吸引外資》，北京，中國城市出版社，1993年。

[2]魯明泓：《中國不同地區投資環境的評估與比較》，《經濟研究》，1994年第2期，第64～70頁。

[3]程連生：《中國城市投資環境分析》，《地理學報》，1995年第50卷第3期，第240～246頁。

[4]魯明泓：《外國直接投資區域分佈與中國投資環境評估》，《經濟研究》，1997年第12期，第37～44頁。

[5]蘇亞芳：《海港城市投資環境評價》，載於陳述彭主編：《城市化與城市地理資訊系統》，北京，科學出版社，1999年，第322～349頁。

[6]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投資研究所、中國市場經濟報編：《中國城市投資環境評價》，北京，工商出版社，2001年。

[7]國家統計資訊中心：《中國各地區資訊化水平測算與比較研究》，《統計研究》，2001年第2期，第3～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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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廣東省統計局編：《廣東統計年鑑——2001》，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1年。

[13]王樹海編：《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十年發展數據報告》（1991～2000年），北京，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1年。